不搞土地入股
重庆以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的尝试，将画上休止符。
8月18日，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对本报记者透露，重庆下一步拟以专业合作社为基础，而不是公司，探索新的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改革。
“过去土地入股的公司，全部改制成专业合作社；不规范操作的，全部规范。新发展的，则严格按照专业合作社法运行，成熟一家，发展一家。”重庆市农业委员会法规处处长成世坤表示。
新政
自去年6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统筹城乡综改实验区后，重庆一直在摸索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激活农村土地市场。
是年7月1日，重庆市工商局出台《关于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全市范围内，以土地入股正式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有两家公司：一家位于江津牌坊村，另一家是长寿麒麟村，都是当地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与社会资本联合成立果业类有限责任公司。
“还有很多区县，虽然没有正式到工商局注册，实际也在采取这种模式操作。”成世坤说。
虽然两家公司当前经营状态良好，但这个“新政”是否具有普适性，引起不小争议。
一种声音认为，土地入股，可提高农民积极性，并可使农民土地与社会资源合作形成资金雄厚、管理规范、技术共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和运行机制。
但另外一种观点指出，公司存在几大法律缺陷。一是农户数量多，使公司股东超过公司法规定的50个股东的上限，如江津牌坊村仁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达960人。此外，成立公司，农民需将经营权转到公司，这与《土地承包经营法》冲突。而且，如果公司破产，承包经营权如何处置也无法可依。
“东部发达地区，万一公司经营失败，政府有能力买单，但西部的财力做不到，这就存在隐患。”重庆一位政府官员也表示。
重庆的举措亦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陆续有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农业部、中农办在内的相关国家部委，到渝进行专题调研。
据知情人士透露，调研之后，中央高层指出：一，中国的土地制度现阶段不会修改；二，重庆推行土地入股条件尚不成熟，不宜明确主张农民入股设立公司，亦不宜大规模推广，但可在小范围内试点。
成世坤称，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去年也带队前来调查，回京后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汇报，之后温家宝总理批示，“重庆应发展专业合作社”，为重庆的改革指示了方向。
按照这一部署，重庆市农业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决定》。
成世坤透露，这一文件已在7月经重庆市政府常委会通过，并报中农办和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批准后，重庆将作为一个项目进行推进”。
五种模式
据重庆市农委透露，重庆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股权单一、生产要素合作、股份混和、股权转租及股份参与五种模式。
股权单一是针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后，按生产在家、服务在社、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方式，组建专业合作社。
生产要素合作，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除以土地经营权入股，还可以劳动力、农用设备、设施、技术、资本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要素合作。
第三类股份混和型，是指农村土地经营权与社会资本紧密结合。即各类社会经济组织，通过章程规定的程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在农业专业合作社内设置专门的股权。
第四类股权转租，即专业合作社内部，代表农民一方股东，将股权出租给社会资本经营。“一个专业合作社内部，农民一方土地经营权评估下来是5000万，他们将其承包给社会资本一方的股东经营，同时明确第一年分红多少，第二年多少，有个逐渐递增的比例。”成世坤举例。
第五类是股份参与模式。即专业合作社与社会资本方联合经营。“农民单独以土地经营权成立合作社，社会资本是另一方，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有点像过去的‘公司加农户’。”成世坤解释。
这几种模式，都在农民的经营权与社会资本之间划分了清晰的界限。成世坤称，原来组建一个公司，带来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风险没有办法控制。“专业合作社当然也有一定风险，但农民不会失去承包地，而且我们对风险的评估、预警、控制也在加强，正在建立相关制度。”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重庆的模式真正运行起来，也会遇到一些难题。
一是社会资本一方的积极性。《农民专业合作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另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但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
曹兴权认为，这个规定可增强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博弈能力，但另一方面，可能会削弱社会资本的参与的意愿。
另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是专业合作社的融资。“当初考虑土地入股设公司，其实就是想解决一个贷款的问题。”成世坤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有规定金融机构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因为土地经营权是个虚拟的东西，金融机构仍然不愿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