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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2016-05-11 15:07:41 本文共阅读:[]


内容摘要:土地制度的化,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土地的投入热情,进而对食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依据国相关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运用持向量机SVM模型,全面分析了国农村土地制度迁对食生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明:土地制度对食产量有着显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食的增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食增产也发挥了积极贡献。课题组在陕西省开展调研发现:土地流转制度为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陕西省在实行土地流转制度之后,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和食单产都显提高。为保障食生产安全,应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土地确权,持发展家庭农场,创建多元补贴机制,推进土地制度创新,使土地,宜经则经,保证食产量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发展

关键词:土地制度;持向量机;SVM;食生产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识码:A文章编号:1004-7794(2015)04-0003-O5

DOI10.13778/j .cnki.11-3705/c.2015.04.001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土地制度的化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土地的投入热情,进而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并掌握农村土地制度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组织安排好粮食的有效供给,解决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土地分割与规模化生产的矛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制度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现有文献看,多数学者在研究土地制度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时采用线性模型,即假定粮食产量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为线性关系,但由于统计数据缺失和一些政策因素、非客观因素无法度量,线性分析的准确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本课题组采用持向量机模型(SVM)进行实证分析。    

(一)量的选取    

从理论上讲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4类。    

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如土地、劳动力、机械、化肥、灌溉等的投入量。鉴于目前尚未专门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肥等投入量进行统计,本文选取农业就业人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分别近似替代粮食生产中劳动力、机械和化肥的投入,选取粮食播种面积作为土地投入的代理量,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作为水利投入的代理量。    

二是土地经营制度。我国土地经营制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人民公社化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1978年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于2003年正式确立。    

三是农业技术进步。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往往物化在机械、化肥、良种、农膜等生产要素使用方面,生产要素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涵盖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因此本文不单设指标来反映技术进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四是自然灾。各种自然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很大,受灾面积可以反映粮食生产受自然灾影响的程度,本文使用农作物受灾面积作为自然灾的代理量。    

本文选取1958-2013年全国粮食产量及相关影响因素数据构建模型,其中粮食产量为因量,标记为Y粮食播种面积、农业就业人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受灾面积等指标为自量,分别标记为X1,X2,X3,X4,X5,X6。同时,引入因子量代表土地制度迁的影响,用d标记,其中人民公社化制度实施阶段为1958-1977年,d=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阶段为1978-2003年,d=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实施阶段为2004-2013年,d=3所有数据来自历年

(二)模型的选择    

在现实中,粮食产量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复杂,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还应包含非线性关系,简单设定线性关系将导致模型精确度不高。持向量机模型(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是基于统计学习理论,建立在VC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原理基础上,它根据有限的样本信息在模型复杂性和学习能力之间寻求最佳折衷,实现了从训练样本到预测样本的“转导推理”,能够高效完成非线性分类和回归等问题。本文研究的粮食产量及各影响因素数据是非常典型的小样本数据,同时具备复杂性的非线性关系,适宜用持向量机模型进行分析。    

(三)SVM模型分析    

1.核函数的确定。    

SVM模型中,核函数可以将样本从低维空间映射到一个高维空间,使在低维空间线性不可分的数据在高维空间线性可分。常用的核函数有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和,sigmoid核函数。本文利用不同核函数建立模型,通过对比模型的标准化均方误差(NMSE ),最终选择NMSE最小的径向基核函数。所有模型均使用R软件中e1701包进行分析。    

2.参数寻优。    

模型参数直接影响SVM模型的性能,参数的选择过程实际就是模型的优化过程。本文采用10折交叉验证方法来考量不同参数下的均方误差(MSE),寻找最优的惩罚因子c与核函数参数g,通过计算,最终取c=16 ,g=0.0625    

3.模型的拟合与测试。    

在1958-2013年56个样本(粮食年产量及影响因素)中,分别抽取d=ld=2d=3中最后3年作为测试集,即1976年、1977年、1978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11年、2012年、2013年9个年份作为测试集,其余47个年份作为训练集。利用SVM模型对训练集进行拟合训练,并对测试集进行预测,结果见图1和图2(图1 SVM训练集拟合结果;图2  SVM测试集拟合结果)

从图1的拟合结果来看,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非常接近,动趋势基本一致,模型的NMSE仅为0.0065,表明SVM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从图2的拟合结果来看,在9个年份中,前6个年份的SVM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非常接近,基本保持一致;后3个年份拟合值与实际值的误差有所增大。同时,与线性模型相比,SVM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表明SVM模型对粮食产量预测的精度较高,具备良好的解释能力。    

(四)土地制度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SVM模型引入核函数,突破了维数灾难和非线性难点,同时也使自量和因量之间的关系成为黑箱,无法分析某个自动可对因量产生的影响。但根据SVM模型原理,模型形式的确定依据训练集,与测试集无关,一旦模型建立完毕,模型既已固定。在模型不被改的情况下,在训练集之外的样本(测试集)中,控制某个自量的动,便可观察该动对当期因量的影响,在自量相互独立的条件下,这种影响可视为在模型环境内,由该唯一动的自量引起的。在考察自动影响时,由于事先无法判断自量对因量的影响是否单调,当自量为连续量时,计算范围广,难度大;但当自量为因子量时,可使用举法计算自量的动影响,这就为本文探索土地制度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在测试集中控制土地制度的迁,即因子量的动,将量d=ld=2的年份,动为d=3,通过模型考量此动引起的粮食产量回归值的增减,以此衡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利用穷举法依次考察d=2d=3动为d=ld=ld=3动为d=2的影响,最后汇总得到土地制度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为保证模型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取重复建模的方法,即随机选取测试集,用余下的数据组成训练集构建模型,重复10次构建10个SVM模型,综合考察土地制度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见表1表1土地制度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五)结论    

第一,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土地制度中,人民公社化的土地制度对粮食产量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均值为一2.3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向,影响程度均值为1.84%;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制度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均值为1.79%    

第二,从人民公社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化对粮食生产产生了非常积极影响,影响程度均值从一2.33%上升至1.84%,表明土地制度化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土地投入增加,提高了粮食生产率。    

第三,从10个测试结果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各有高低,从影响程度均值看,两者分别为1.84%和1.79%,基本相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制度链延续,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也应依附于甚至更优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生产性投入作为单独的影响因素进入模型,土地流转导致的生产性投入增加进而带来粮食产量增加不会计入土地制度的影响部分,从而使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间接影响被忽略,而被忽略的部分实际上影响很大。另外,流转后产生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部分抵消了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因此,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均值上略低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农村土地制度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践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研究的结论,本课题组在陕西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村土地流转专题调研,对建国以来陕西各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年)    

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土地由集体统一组织经营和管理。这一时期,陕西粮食年均产量577.6万吨,虽然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有较大提高,但年均增速仅为2.2%,低于土改和合作社时期3.7%的年均增速,大锅饭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陕西省粮食亩产84.5公斤,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提高34%,但人均粮食拥有量仅为251.8公斤,比土改和合作社时期减少29公斤之多。这一时期,陕西省农业人口达到2357万人,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长1倍,比人民公社前的1957年增长52.6%,农业人口占陕西省人口的85.7%,但粮食产量仅增长了31.7%。由于生产者与生产经营权利及生产收益没有关系,农民依靠出工计工分取得劳动分配所得,极大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人民公社时期,陕西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不足800公斤/人,与土改和合作社时期基本相当,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加,而农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1978-2003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陕西全面推行,土地经营权和产品收益权回归农民手中,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迅速增加。1978-2003年,陕西省粮食年均产量达到999.1万吨,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73%;年均亩产168.5公斤,比人民公社时期增长近1倍;陕西省人均粮食拥有量超过300公斤,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22.2%;农业从业人数由780万人增加到990万人,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达到1043.1公斤/人,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31.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粮食产量不断实现突破,26年间有12个年份粮食总产量超过千万吨。198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1024万吨,结束了陕西吃粮依靠调进的历史,被国家确定为粮食供需平衡省份;1993年粮食总产突破1200万吨,达到1215万吨;1998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突破1300万吨大关,达到1303万吨,是1949年的3.94倍,是1977年的1.68倍。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期(2004-2013年)    

2003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正式确立,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土地的价值范畴得以拓展,农产品附加值得以提升,多种经营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土地的投入热情,土地利用率和生产效益提高。这一时期,陕西农业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334.5亿元跃升至2013年的1714.8亿元,年均增长17.8% ;粮食生产顺利实现“十连丰”,总产量由2003年的968.4万吨稳步增加至2013年的1215.8万吨,年均增长2.3 %,增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土地流转实现农民对土地利益的拥有权,因而农民自觉自愿加大了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投入,激发了土地资源的活力,2013年陕西省每公顷耕地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8.1千瓦,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842公斤,分别比2003年提高84.5%和65.1%,年均增长6.3%和5.1%。土地流转为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有效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益,2013年陕西省粮食亩产261公斤,劳动力投入产出比达到1570公斤/人,分别比2003年提高26.2%和60.3%陕西省在实行土地流转制度阶段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单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2004-2013年的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年均化肥施用量分别比1984-2003年的平均水平提高116.8%和99.2%。这基本印证模型对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在忽略土地流转通过农业生产性投入提高对粮食产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下,土地流转制度对粮食产量的直接影响与单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大体相当,在考虑到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土地流转制度对粮食产量的正面影响要超过单纯联产承包责任制。2003-2013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76元增加至6503元,年均增长14.5%。这一时期,在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农村劳动力快速下降的大坏境下,适宜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性投入增长使粮食单产大幅提高,即使在非粮化倾向的影响下,陕西省人均粮食拥有量也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略有提高。

三、完善土地制度的政策建议

综上研究,土地制度变化对粮食生产影响重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粮食产量带来了飞跃式的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单纯的联产承包制度效应逐步减弱,而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经营权流转制度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适度推行土地流转,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促进农民增收,保证粮食安全。

(一)加快推进土地确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

进行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荒地等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固化农民与土地及其他财产关系,是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久不变”、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益、确保土地规范和有序流转的前提条件,只有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赋予农民土地处置权,使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具有可抵押价值,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才能使农户成为土地流转决策中的主体和主导,进一步提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市场化操作水平。陕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其中将有1/3的县(市、区)于2014年底完成土地确权,其他地区将于2015年陆续完成确权工作。在土地确权工作中,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做好精细化工作。土地确权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相当于给土地颁发身份证,需要精确的认证信息,如地理位置标识等,往往一户农户可能会有多个承包地块且大小不一,因此确权工作量很大,必须以对农户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确权工作。二是保障集体土地经营权不流失。土地确权流转后,集体土地所得与农户个人利益关系有可能疏远,易造成利益分配矛盾,需成立村集体土地管理协会,保障农户对集体土地利益参与分配的权力。三是保障农用耕地和粮食用地。确权后土地自由化程度提升,耕地的用途更加难以控制,相关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督查,确保粮食种植和农业用地不减少。

(二)支持推广家庭农场,探索以种粮为主的土地规模经营

调查显示,以普通农户耕种承包地而言,每户不足10亩耕地种植粮食基本没有收益,旱地种粮收入仅够保本,水浇地种两季可保证一季收益,而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依靠规模化经营获得的收益较高。以关中水浇地为例,普通农户种植小麦和玉米,一年两季每亩收获粮食1000公斤,毛收入2300元,扣除成本年收益不足1000元,种粮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规模种植,施肥、除草定时定量,管理精细化每亩可增产50100公斤,自有机械种、收、喷药、除草成本节约10%,种子、化肥、农药批量采购成本节约5%,自有水灌系统和设施节约成本忽略不计,粮食收购订单价格提高5%,每亩年收益至少可达1300元以上。因此,顺应经济发展现实,积极推进土地流转,鼓励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依托自有条件和自身优势开展粮食规模化生产,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的要求,也是实现粮食安全生产的根本途径。一是积极引导、鼓励创建家庭农场。放宽工商登记政策,实行家庭农场免费注册登记;协助家庭农场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对协助家庭农场一次性连片流转300亩、500亩土地且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村镇给予奖励;保障家庭农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二是提供税收金融保险支持。把家庭农场作为农业信贷的重点,帮助其解决生产性、季节性和临时性资金需要,下浮贷款利率,提供相关保险金融担保倾斜服务。三是实施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新增补贴政策向家庭农场倾斜,保障家庭农场享受用电、用水优先和优惠政策,支持家庭农场改善生产条件。

(三)创建多元补贴机制,以精准补贴调动农民积极性

2013-2015年陕西粮食综合补贴每亩补贴标准为关中81元、陕南72元、陕北56元,仅相当于2535公斤粮食,不及1个小工的日工资,且实际发放与种不种粮没有关系。调查显示,粮食直补对保障种粮意义不大,粮食种植大户更希望得到贷款扶持和融资渠道。因此,应及时调整种粮补贴的方式和力度,以多元化和精准化补贴调动粮农积极性。一是增加土地流转补贴,对于流转给种粮大户土地的承包者,比照流转给非粮种植的流转收益,实行差额现金补贴,引导农民将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二是将粮食直补向粮食种植大户倾斜,对规模种植户提高补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三是加大对粮食种植机械补贴力度,引导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粮食生产,引导粮食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土地规模流转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

(四)推进土地制度创新,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近年来,农民工回归本乡本土速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回乡种粮的生活更舒适安逸,并能兼顾照顾家人。农户即使务工也不愿意流转承包地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散户自耕自种的生产效益低下,极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和粮食生产效率。因此,需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多元化财富积累机制,以农村土地入股改革为发端,鼓励农民创建、参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把一些农民长期不愿经营、不会经营的土地流转到一起,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有地不种地、收益靠分红”的新型土地制度,使土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壮大农业生产发展力量,使土地制度成为深化农村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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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调研世界                      来源日期: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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