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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2013-10-25 00:00:00 本文共阅读:[]


之前由小农分享的农业收益,现在不得不先被种田大户切走一大块。分散的小农可以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减少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即使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率,也不能为一般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的话,除了恶化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竞争以外,并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好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很多学者认为,鉴于小农经济没有前途,不改变中国九亿农民人均一亩多地的农业现状,“三农”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国也不可能强大。因此,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村人口的减少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土地流转作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的唯一手段,认为只要允许土地流转,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并大造舆论鼓励土地流转,那可能会在实践中出现更大的问题。

  前不久,《农民日报》连续在头版报道湖北种田大户侯安杰在数县种植两万亩土地的新闻,湖北省有关领导批示要重视粮食生产,要给种田大户以实际支持。湖北省是人均耕地很少的省份,竟然有人可以耕种两万亩土地,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新闻。这个种田大户显然不可能自己有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向农民租赁的土地,租种时间一般四到五年。期间,种田大户给土地承包户每年每亩定额地租,而将土地出租的农户也可以安心外出务工。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种田大户只有四到五年的租赁土地时间,他没有办法长远安排土地的使用,尤其没有办法建设必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比如灌溉体系。两万亩土地,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灌溉设施,是问题多多的。另外,因为是租种不同农户的土地,两万亩土地没有连成片,这不仅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且也影响土地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记者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建议能否将农户的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民因此进城成为市民,种田大户因此成为农场主。经营万亩的农场主多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就上去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生产就有了保障。也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鼓励农民的土地流转,就应该鼓励种田大户的出现。

  但是,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将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不愿意将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也是有农民自己的考虑。很简单,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理性考虑的结果是,等到年纪大了,城市务工没有人愿意要了,他们就回来种田。城市务工收入不足以养活进城务工的农民一家人。

  在农民的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之前,土地收益都归农民(小农)所有,流转之后就大不同了,就是土地的收益现在归种田大户和一般小农分享。经营大户越多,经营大户种田越多,小农能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就越少。并且,种田大户在农业上越是有效率,生产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越多,一般小农就越是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也就是说,假定农业收益是一定的话,在没有种田大户出现之前,这些农业收益由全国分散的小农分享。有了种田大户,有了农业资本下乡,之前由小农分享的农业收益,现在不得不先被种田大户切走一大块。分散的小农可以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减少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即使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率,也不能为一般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的话,除了恶化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竞争以外,并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好处。

  从以上算总账的角度可以看到,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至少对一般小农没有好处。种田大户经营的土地越多,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小农从农业上可以得到的总收益就越少。不仅如此,一旦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会带来两个对农民严重不利的后果。一是土地永久流转出去后,农民事实上就不再有机会回到村庄,他们就只能流落到城市。有人说我们正是希望农民进城成为城市人,我们还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呢。但是,农民能否进城并不由农民个人意愿决定,而只能由他们的收入条件决定。前面已经说过,仅靠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别说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他们之前还有农村的家,这个家是他们的信念所在、归宿所在、希望所在,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可以回得去的世外桃源。现在,他们回不去了,只能在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挣扎。尤其重要的是,当农村土地流转不是个别现象,而被政策推动成为普遍现象时,失去家园流落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个别,而是相当规模的现象,这时候,农民在城市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的可能,就会因为相互竞争而进一步减少。

  每年春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不顾春运拥挤而回家过年,春节尚未结束,大量农民又外出务工的奇特景观。农民工成为候鸟,这当然不好。不过,这总比不允许农民外出务工要好。最好的结果是农民可以不用像候鸟一样城乡两头跑,而是全家搬到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但如前所述,依靠现有务工收入,农民全家进城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靠了城市务工收入,加上农业收入,而在村庄维持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将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农民,看做是兼业的小农。在传统时代,农民往往无法仅仅靠种田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手工业,或者给地主做长工短工来获得部分收入,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目前农民外出务工,就相当于传统时期农民从事手工业等兼业,不同的是,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比传统时期兼业收入高得多了。且农业收入也比过去高得多了。传统时期的兼业是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农民温饱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他们外出务工是为了维持在农村的体面生活,是有大追求的。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相对于城市人也许不多,拿回家乡,这笔收入却可以做点事情。在城市累死累活,农民之所以愿意忍耐,是因为他们对农村的生活抱有期待与希望,他们并不像城里人拼命赚钱拼命消费,而是为未来而积攒。春节太好了,这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希望。他们要回去再计算一下自己的希望。正是有了希望,农民外出务工才有了意义,有了动力,有了忍受苦难的品格。农村是农民的宗教,是他们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一旦因为土地流转而致大量农民失去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根就没有了,他们长远的期待与希望也就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在城市很难有真正体面生活下来的机会。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他们也就不再有了长远打算,他们为了每天的生活而劳碌奔波。他们不再能够忍受苦难,因为不再具有期待与希望。

  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即使有农户愿意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总有农户不愿意。这怎么办?一旦有人不愿意流转,就会使大户的土地不能连成一片,他们的规模经营就不会那么成功。而站在不愿流转土地农户的角度看,当村庄的其他人都将土地流转出去后,他就不得不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力量(种田大户),即使陌生的种田大户没有恶意,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也再难获得之前村庄生活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来看,假若仅仅从农业上讨论土地规模经营问题,而忽视了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数量都极其庞大的农民,这样的农村政策就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并因此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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