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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高度重视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
2017-05-09 20:39:50 本文共阅读:[]


    

我为什么高度重视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之一)

  

     

——村社不内置合作金融,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没救了、村社就没救了,党对农村的领导就名存实亡了,绝大多数农民就没救了。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留下的最大成果有两个:一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二是村社制度——基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下的村域范围内的村民共享经济共同体与村民民主共治共同体。这两项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石,如果中国没有这两项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搞不成,改革开放早就乱成了一锅粥。这个道理不难懂,不做解释了。   

  中国现在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正在遭受强大私人资本集团的破坏,村社制度正面临强大私人资本力量的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将面临连根拔起的危险,党领导农村的着力点和抓手面临不复存在的危机。所以,习主席再三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怎么改,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没了,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垮了,党的领导改弱了。现在农业部等中央部委主导推行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三权分置、土地(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等等改革,按照80年代以来形成的改革逻辑,最终必然是彻底走向私有化。结果只能是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村社制度和党的领导等土崩瓦解。
   习主席虽然划了农村改革底线,谁来守?怎么守?如何守得住呢?
我想来想去、找来找去,觉得北京只有中组部是真心想守住习主席的底线的,基层只有普通村民是愿意守住习主席底线的。这是因为:党支部在农村越来越弱势了,普通农民在农村越来越弱势了。如何靠党支部和普通农民守住习主席划的底线,是我一直苦苦求索的大事。
   许多年的苦苦求索,我发明了由村党支部主导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以此体系建设守住习主席底线的新乡村建设实践。
   当在党务部门支持下,支持党支部主导在已经空心化的村社组织内置合作金融后,村社就变成了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村社一下子就变得有力量了——可以开展土地抵押贷款了(承包权或成员权在村社内置金融实现了抵押贷款,且守住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便利开展统购统销了、可以设立村社土地银行(地权托管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了、可以重新壮大集体经济了……。党支部建设在村社上,村社有了力量,党的领导就有了力量。
   以村社内置金融——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第一,在实现土地抵押贷款的同时守住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第二,巩固了村社制度和集体经济;第三,党领导农村有了强有力的着力点和抓手了。
   结论: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是按照习主席思想深化农村改革的前提条件。

     

我为什么高度重视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之二)

    

——村社内置金融是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的有效途径

   我在2000年离开体制后,去了深圳珠海等地打工。2001年因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去了北京,辗转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在温铁军领导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学术精英和决策精英。十几年前的北京精英们,就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当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均GDP实现6000美元)时(2015年),城市化也会基本完成,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到时防止中国经济陷入日本式衰退将是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之一。当时北京主流精英们的共识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等财产的市场化是最佳应对之策,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就是市场化,能够市场化的都市场化了,到时(2015年)还没有市场化的可能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了,逐步让农民房屋和集体土地私有化,其价值大概100万亿,100万亿价值逐步市场化,就可以避免中国陷入日本式衰退。但北京精英圈子的共识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譬如温铁军教授等少数左派虽不反对深化市场化改革,但明确反对土地私有化。如果集体土地不私有化,如何深化市场化改革?如何避免日本式衰退?这是温铁军教授等也必须回答的难题。

   主张集体土地私有化的主流派,只是从经济发展速度考虑问题,只把土地当成财产或市场要素考虑,要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就必须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派属于科斯主义者。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是非主流派,精英中的极少数派,他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财产和市场要素,土地功能是多元的,地权制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高度关联,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发展速度,要把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反对土地私有化派属于马克思主义者。

  

   不管温铁军等人如何反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土地私有化派主导了改革权,他们公开的说法是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私底下的说法就是集体土地私有化。在发展是硬道理、和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改革发展话语下,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到户、地权三权分置、农地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试点、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组合拳一套接一套的打,但只字不提土地私有化三个字。

  

   2003年我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去了一个国际机构工作,有机会去了台湾和日本做访学,有了深入研究日本农协和台湾农会的机会。我发现日本农协和台湾农民的农地并不能在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正规金融机构不接受小农农地抵押贷款),而只是在农协或农会内部信用部实现抵押贷款,这让我很意外。我在和台湾农业部长陈羲皇先生深度交流的时候,陈先生说:东亚原住民小农的农地是不可能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抵押贷款权的,因为农户农地规模太小、且分散。所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地只能在农协或农会内部的农信部获得抵押贷款。我向陈羲皇先生请教大陆和台湾的土地制度谁有谁劣时,陈先生说台湾(或日本韩国)的农地农户所有制制度肯定不如中国大陆的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制度先进,陈先生见我满脸疑惑的表情,特别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在日本和台湾研究土地制度的学者圈中有一定的共识。当我向陈羲皇先生请教大陆如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让村民的承包地或集体成员权实现抵押贷款时,陈先生说:如果大陆在村社组织内部建立信用部,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村集体成员权等可能就可以在其内部信用部实现抵押贷款,如果真能这样,大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的优势就更明显了。陈羲皇先生还认为,大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民有制,也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实现形式,是特殊的土地私有制,或许这个观点不一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绝对不是公有制是不容置疑的。陈羲皇先生以忠告的语气说:大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基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农村金融制度。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千万不要学日本、学台湾,那样做就是历史性倒退了。和陈羲皇先生交流后不久,我又去了越南等原实行过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土地实施私有化改革后,农户私有的农地照样不能在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并且党在农村的领导权名存实亡、村社组织土崩瓦解、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寸步难行、农村社会治理越来越难。越南土地私有化改革后的现实状况,活生生的验证了陈羲皇先生的忠告。我从此站在了反对土地私有化的阵营中,并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的坚定捍卫者。

  

   反对土地私有化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主导改革的私有化派是不会理睬的。一方面,要拿越南、老挝等原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搞了土地私有化改革后的恶果警告私有化派,这样不仅不能让国家避免日本式衰退,还会把农村改得乱七八糟,把共产党领导改得名存实亡;另一方面,要想办法用事实证明:通过农村金融改革,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村集体成员权也能实现抵押贷款或有偿退出,也可以让农村土地百万亿价值市场化,也可以避免日本式衰退在中国发生。

 

   2005年,我从课题费中出资10万元,引导我的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拿出25万元,以这35万元作为创建我村(监利县王垸村)的养老资金互助社”——村社内置金融的种子资金资金互助粗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老人们(60岁以上)为了获得种子资金的利息收益,积极响应,每人出资2000元加入养老资金互助社。年轻人想得到贷款,先要存款再贷款,存1万可以贷4万,但要用承包地或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这样做一举五得:一是村民重新组织起来了,重新组织进入村社了;二是解决了村民发展建设的贷款难;三是农户承包地和集体成员权可以抵押贷款了,农民的财产权或成员权等可以变成活钱了;四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金融、统购统销等多种服务了,服务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新的实现形式,村庄有凝聚力了,村民自治也做实了;五是把乡贤文化、孝道等找回了,农村有礼了,和谐了。

 

   后来,我把王垸村的经验带到信阳郝堂村,创建了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模式——郝堂模式。郝堂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国家级示范村。2011年我和孙君等人创建了中国乡建院,把郝堂经验推广到全国16个省市区的一百多个村庄。2015年以前,我们一个村一个村的做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2015年后,我们在县域范围内做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推广,全方位推动农村改革深化及综合发展,深受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欢迎。

   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既守住了习主席设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等改革底线和目标要求,又最大化的回应了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合理改革主张和关切;既回应了农村(微观层面的)内在的改革发展要求,又回应了中国经济(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的要求。

   在我看来,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是开启中国乡村社会复兴之门的钥匙,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定海神针和发动机!未来30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和不断完善。

   这是中国乡建院和李昌平等人的使命!

 

  

   

   

    

我为什么高度重视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之三)

    

——村社内置金融是小农获得金融主权和财产主权的唯一途径

   当出现房地产金融的时候,房地产业就会大发展,房地产老板也容易发财了;当出现互联网金融的时候,就有了马云这样的人横空出世了。

   金融为谁放贷,谁就容易获得发展权;金融为谁支撑财产权实现,谁就容易获得财产性收益;谁拥有金融主权,谁就是王者,就拥有整合资源资产资金能力和改造他者的权能。

   中国只有小农最难获金融之益,却备受金融之害。贷款难、贷款贵;财产权实现得不到金融支持,自己的财产权只能被别人金融化;更难拥有自主发展合作互助金融的权利去整合资源和改造他人。我以为这就是中国大陆小农越来越弱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本只有很少的农民(小农),但日本的小农并不弱势。因为日本小农有自己的金融、保险。日本小农的农协银行是日本最大的银行,日本小农贷款在日本是最方便和最便宜的;日本小农的财产权实现靠自己的合作金融,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完全归自己分享;日本小农组织——农协,拥有整合资源和改造他者的特殊权利。在日本农村,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小农的农协垄断的。日本小农的农协形成了农村农业产业链闭环和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够为小农提供从生产到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服务,那是因为日本农协有自己的金融——农协银行和保险,如果日本农协没有自己的合作金融和保险,是不可能构建农业产业链闭环和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保险服务体系的。

   韩国和我国台湾学习日本农协,非常成功。我国大陆也有农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组织,但由于缺乏金融主权,加上不是社区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更不是一定区域内(社区)排他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因此存在先天的不足:要么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组织或者容易被异化为非农民组织,要么就是没有整合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农民合作组织。

   中国大陆农村的基本土地制度是村民集体所有制,基本组织制度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制度,基本治理制度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基本经营制度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这四项基本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于村社共同体之中。如果在农村这四项基本制度之外,搞所谓的改革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和村社共同体搞破坏。譬如:公司+农户、造新地主和培育以先富起来为目的龙头企业等。正确的做法是:在农民的村社组织中内置合作金融和保险,让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组织发展成为有金融主权支持的社区型排他性的四权统一(产权/财权/事权/治权)、三位一体(信用合作/消费合作/生产合作)村社共同体。再把一个一个这样的村社共同体在县域范围内联合起来---组成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这就是日本农协的中国化和升级版。

   如果建成了农民的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农民贷款/贷款贵就不是问题了,保险难/保险贵也是问题了,小农财产权无法实现就会成为过去,农民组织的服务/整合和改造能力就会获得极大提升和质的飞跃了。除此之外,无论怎么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千千万万小农的贷款难、财产抵押贷款难及金融自主权。总之,小农的村社组织获得发展金融的权利,是开启乡村复兴之门的钥匙。

   或有人习惯性的认为:农民素质差,怎么能够搞金融呢?中国乡建院最近10年在全国发展了内置合作金融村社100多家,很多金融专家去挑毛病,最终发现理论依据完全充分,制度设计非常精巧,管理得非常好,发展的非常好,都不得不佩服的竖起大拇指。何况,假农民素质不高而剥夺几亿人发展合作金融权利,是十足的耍流氓!

   农村金融和土地改革,支撑农民财产权实现,解决农民贷款难,搞了近30年改革了,完全南辕北辙。搞点真的---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吧!

李昌平 三农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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