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可持续土地管理作为可持续发展延伸的主题，自 20世纪 90 年代早期即已得到广泛关注[1-5]。可持续土地管理需要满足 5 方面的要求：保持和加强生产功能（生产性），降低生产风险（稳定性），保护自然资源潜力和防止水土退化（保护性），实现经济上可行（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可接受性）[6]。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管理的实施行动之一，最早始于欧洲。最早的土地整治是将许多零散的小块农田重新进行调整合并，并通过道路和沟渠设施的修建完善方便农户的经营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历了食物短缺，土地整治在大多数国家被视为促进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对农村地区环境退化问题的关注，土地整治的重点转变为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提高环境质量和景观价值[7]。现在，土地整治被定义为提高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功能的综合方法体系[8]。
在中国，土地整治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最初的目标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以弥补由于建设占用所导致大量减少的耕地面积。正是由于对土地整治定位的偏颇，土地整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当的做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损害了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例如，为了增加农用地面积，许多土地整治项目区中的坑塘被填埋，从而导致项目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降低。 同时，由于在整治区修建硬化的灌溉渠道和田间道路，自然生态系统被分割成小块，阻碍了田间动物的迁移。近几年，土地整治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已受到中国政府和研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生态风险识别等方面进行了研究[9-13] 。对于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研究，有些学者进行了土地整治与可持续的关系分析[14]、可持续土地整治的特征分析[15]，但对于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判别标准和指标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标准并构建评价体系，能够丰富土地整治的理论方法，并为土地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支持。本研究首先定义了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判别标准，然后根据这一标准，构建了包含 15 项指标的评估体系，并利用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综合指数来评估土地整治前后可持续性的得分，依此判断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
1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判别标准
土地整治是为促使现实的土地利用状态达到合理利用状态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或手段，是为使土地利用方式、结构、强度更适应特定发展时期的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而土地合理利用的状态，是在环境和资源代价最小的情况下可以取得经济最大收益的一种利用状态。因此，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强弱就表现为通过土地整治，土地的利用状态达到合理利用状态的程度，即通过土地整治是否解决了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是否增强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否保护了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具体来说，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判别标准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1 土地整治应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并提高耕地产能
在目前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 积仍是土地整治重要的目标之一。事实上，在土地整治中，将整治区中处于荒废状态或重复布设的道路、沟渠、防护林等恢复成直接生产用地，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通过土地平整、小田并大田等措施，可以减少田坎占地面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耕地产能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由所处的光温、降水、土壤、位置、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等因素综合反映。土地整治中通过改变整治区域中的灌排设施、道路设施，消除土地利用中的限制因素等，进而影响农户对耕地的投入和经营，从而实现耕地生产能力的提高[16]。
1.2 土地整治应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中国，灌溉与排水系统的缺乏是制约土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使土地容易遭受干旱和洪涝灾害影响的主要因素。中国 201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田水利建设和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放在国家战略高度加以强调。在土地整治中，通过开展小型水源性工程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配套，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能建成一批“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从而提高土地的抗旱减灾能力；同时通过农田防护林网的建设，可以对农田的小气候起到较大的改善作用，能够有效地防御风害、干旱、霜冻和干热风等气象灾害。
1.3 土地整治应能够改善生态环境
由于土地整治中需要借助一系列生物、工程措施对田、水、路、林、村等进行综合整治，在此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地整治区域及其背景区域的环境要素及其生态过程产生诸多直接或间接、有利或有害的影响[17]。按照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果可分为正向影响和逆向影响：正向影响是指土地整治在实施过程中，对区域中各种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生的积极的、正向的作用。逆向影响是指在土地整治的实施对区域各种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生消极、逆向的作用。可持续的土地整治应积极扩大土地整治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并且尽量避免负面影响或者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程度。
1.4 土地整治应具有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接受性
土地整治一般以项目的方式开展，通过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投入，改变整治区域中的土地利用状态，从而会对整治区域中的农户产生深刻的影响。土地整治后田块集中，农业基础设施健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为规模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提供条件，这必然会影响到农户的劳动成本和生产物资投入，改变农户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从经济社会角度来说，土地整治可持续表现为土地整治应该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实现规模经营和机械化操作，减少分散田块数量以消除产权纠纷，从而使农户接受或支持土地整治的开展，并增强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东明县小井土地整治项目作为案例研究。东明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N34°58'～35°25', E114°48'～115°16'。该县东西向长 35 km，南北向长55 km，总面积 1 336 km2。
小井土地整治项目区位于东明县的中部，项目区总面积 1 782.86 hm2。项目区属黄河冲积平原，因背临引黄干渠，受河水侧渗的影响造成大面积的土地地势高低不平，盐碱化、沙化严重，加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不足，每逢汛期、雨季积水严重。小井土地整治项目属于国家投资项目，项目工程自 2006 年 3 月开工至 2007 年 12 月完工，通过土地整治，耕地面积由 1 156.86 hm2增加至1 387.70 hm2。
2.2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地整治可持续性判别标准，采用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在案例区构建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1）指标完整性与系统性原则，与土地整治可持续性判别标准紧密关联；2）指标相对独立性原则；3）指标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兼顾的原则，指标应简便、有效、可测量。具体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见表 1。
表 1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of sustainabi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
2.3 指标权重与分级值
本研究在确定各指标权重时采用了层析分析法，邀请相关专家填写评价指标两两比较判读矩阵，并进行运算和一致性检验。各评价因素与指标的权重值见表 2。
各指标分级值的确定主要基于经验与调查结合的方法获取。在大量吸收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项目区实地调查与农户调查，从而对指标进行科学的判断，得出指标的分级值。具体见表 2。
表 2 土地整治可持续评价指标分级值与分值
Table 2 Indicator weight and grading of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of land consolidation
2.4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综合指数
采用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综合指数（the integrated index of sustainabi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SLC）衡量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强度，具体计算公式见式（1）。
其中，Wi是指标 i 的权重，Ui是指标的得分，n 是指标的总个数。单项因素（C1、C2、C3、C4）对土地整治持续性的贡献率（Pi）的计算公式见式（2）
可持续综合指数的分级见表 3。
表 3 土地整治可持续综合指数分级值
Table 3 Integrated index of grading of sustainabi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整治前后指标的变化
案例研究区耕地面积在土地整治前为 1 156.86 hm2， 整治后为 1 387.70 hm2，增加了 230.84 hm2。根据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分析（见表 4），可以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主要有 2 种途径：第 1 种途径是在整治中将小面积的田块进行合并，从而减少了田坎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第 2 种途径是将整治区域中的未利用地以及打谷场等地类经过整治转变为耕地，因此，项目区中未利用地面积和打谷场的面积在土地整治后分别减少了 100%和 96.44%。
表 4 小井土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Table 4 Changes of land use types in Xiaojing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region
研究区域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为冬小麦和夏玉米，因此选择这两类作物用于计算土地整治前后耕地生产能力的变化。根据在研究区域所作的农户调查，冬小麦单产在整治前为 5 350 kg/hm2，整治后为 6 300 kg/hm2，提高了 1 050 kg/hm2；夏玉米的单产在整治前为 5 250 kg/hm2，整治后为 6 750 kg/hm2，提高了 1 500 kg/hm2。冬小麦和夏玉米单产潜力数据采用了 2006－2008 年东明县这 2 种作物单产的最大值，分别为 9 000 和 10 500 kg/hm2 [21]。因此，耕地生产能力实现率在土地整治前为 54.17%，整治后为 67.15%，增加了 12.98%。
由于研究区域水资源较为短缺，土地整治后灌溉保证率为 75%，与整治前相比提高了 15%。为满足整治区作物灌溉要求，项目区新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包括：长度为 19.84 km 的斗渠、长度为 33.27 km 的农渠、长度为52.75 km 的农沟、长度为 16.15 km 的斗沟。同时还包括418 座涵管，28 座水闸和 160 眼井。随着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完善，灌排渠道的密度由土地整治前的 7.30 km/km2变为整治后的 14.15 km/km2，提高了 6.85 km/km2。同时在项目区利用现有的田间小道，同时考虑居民出行和耕作方便，形成二纵三横的田间道网络格局，田间道建设为宽 4 m，总长度为 25.43 km，新建生产路长度 60.63 km。由此，田块道路密度由整治前的 1.71 km/km2变为整治后的 6.53 km/km2，增加了 4.82 km/km2。灌排系统密度和田间道路的密度代表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的健全情况，土地整治后它们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土地整治提高了田间道路的通达性，延伸了灌溉系统，改善了排水系统。另外，在项目区建设了长度为 83.28 km 的防护林带，可以防治风害，保护道路，改善田间小气候。农田防护林的密度由整治前的3.38 km/km2变为整治后的8.05 km/km2，增加了 4.67 km/km2。
案例研究区中土地利用类型在土地整治前后的变化显著影响了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所提供的服务价值。本研究基 于 Costanza 等 的 提 出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估算的原理方法[20]，采用谢高地等根据中国实情所制定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22]，计算了项目区土地整治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项目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在土地整治前约为 11.93×106元/a，土地整治后为12.76×106元/a，增加了 0.83×106元/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在于由于草地和未利用地减少所带来的价值的损失被由于耕地增加所带来的价值的增加所抵消。耕地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整治前的 7.07×106元/a 增加到整治后的 8.48×106元/a，而草地和未利用土地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则分别由整治前的 0.53×106元/a 和0.10×106元/a 降至整治后的 0 和 0.05×106元/a。土地整治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见表 5。
表 5 小井土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Table 5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in Xiaojing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region
案例研究区水资源需求量主要来自冬小麦、夏玉米和棉花等作物的灌溉需求，共计 8 327 800 m3。由于土地整治后具备了较完善的引水、输水等灌溉骨干设施，案例区可供利用的水量比整治前增加，共计 8 453 100 m3，主要来自地表水、地下水和黄河取水。因此，土地整治后水资源供需平衡指数为 1.02，比土地整治前增加了 0.2。同时，案例研究区盐碱地面积在整治前为 62.37 hm2，整治过程中使用生物和工程技术将其进行了改良，转为耕地。另外，通过对项目区的农户调查，生物多样性种类在土地整治属于中等，但比整治前后略有下降。
仍选择冬小麦和夏玉米作为计算投入产出比的主要作物。土地整治前后冬小麦和夏玉米的单位产量如前所述，其单价分别为 1.4 和 1.0 元/kg，因此总产出在土地整治前为 13 381.4 元/hm2，整治后为 15 570 元/hm2。总投入包括种子、肥料、劳动力、水电和固定资产折旧成本，整治前冬小麦的总投入为 4 110 元/hm2，整治后为 3 258元/hm2，减少了 582 元/hm2；整治前夏玉米的投入为 3 150元/hm2，整治后为 2 670 元/hm2，减少了 480 元/hm2，这些数据均来自项目区农户调查。因此，土地整治前产投比为 1.87，整治后为 2.51，增加了 0.67。根据项目区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报告，田块数量由整治前的 254 块降至整治后的 166 块，因此平均田块面积由 4.55 hm2扩大到 8.36 hm2。农田面积和形状的改变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率，减少了燃油消耗，降低了机械维护费用，提高了田间效率。因此，机械化耕种的农田面积比率由整治前的45.80%变为整治后为 100%，增加了 54.20%。另外，案例研究区农户所拥有的田块平均数目由整治前的 2.57 块/户降至整治后的 1.51 块/户，说明土地整治能够使分散的农田集中，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往返于不同田块之间的时间。此外，田块和农户居住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也由整治前的 0.80 km 减少至整治后的 0.61 km。
3.2 土地整治前后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变化
根据公式（1）可获得土地整治可持续综合指数的分值，整治前分值为 63.20，整治后为 80.55，增加了 17.35，说明土地整治可持续性增加。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并提高耕地产能（C1）、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C2）、改善生态环境（C3）、具有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接受性（C4）4 项因素的得分值分别由整治前的 21.77、5.61、14.46、21.36 增加到整治后的 26.32、8.53、15.95、29.75，分别增加了 4.55、2.92、1.49 和 8.39，说明耕地利用面积与产能、抗灾能力、生态环境、经济活力和社会可接受性的改变都是提高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积极因素。案例研究区整治前后可持续综合指数分值变化见表 6。
具有经济活力和社会可接受性分值在整治后提高了8.39，对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增强贡献最大，贡献率达到48.36%，该贡献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成本、田块面积、田块数量变化的综合影响。土地整治扩大了田块规模、规整了田块形状、完善了农田道路，从而提高了田块的质量，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增加了可机械化耕种的农田面积，提高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这使得农业生产活动包括施肥、耕种、物质运输都更方便有效，减少了农业生产成本。因此，农户的产投比和纯收入都得到提高，增强了经济活力。同时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20世纪 80 年代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然而也导致了农地的分散化，即同一农户所使用的农田分散在村庄不同的区域，这不仅增加了农户的耕种时间，而且容易引发产权纠纷。土地整治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产权调整，使分散的田块集中，这不仅可减少农户往返于不同田块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而且减少了产权的纠纷。这些土地整治的结果都可以使农民乐意接受并支持土地整治活动的开展。
其次的贡献来自耕地有效利用面积的增加和耕地产能的提高，贡献率为 26.22%。本研究中，通过归并农田，整治未利用土地和打谷场来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另外，因为低效的灌溉系统一直是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的普遍因素，在土地整治中通过完善灌溉系统能够增加更多的可灌溉农田。同时，消除土壤贫瘠、盐碱化等制约因素，也能够在项目区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表 6 小井土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可持续综合指数分值变化
Table 6 Changes of integrated index of sustain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land consolidation in Xiaojing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region
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分增加了 2.92，对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贡献为 16.83%。这一贡献来自灌溉排水系统的建设、农田道路和防护林的建设的综合影响。完善的灌溉和排水系统保证了农业生产所需的水量，增强了农田抗旱能力。提高田间道路质量能够方便农田的管理，保证大型机械的下田。农田防护林的建设能够防风固沙，避免农田遭受风灾。
对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贡献最低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率为 8.59%。其贡献来自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和灌溉系统的建设。在本案例研究中，土地整治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土地整治往往引起项目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张正峰选择了中国东、中、西部的 3 个土地整治项目计算土地整治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下降，最高降幅为 23.63%，最低降幅为 0.94%[1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是由于某些高价值土地利用类型如水域、湿地等被转换为低价值土地利用类型如农田、道路等。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主要决定于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另外，由于灌溉排水系统、水闸、水井的建设，水资源的供需平衡比率得到了提高。通过项目区农户调查发现，土地整治后项目区生物多样性为中等，但比整治前略有减少，这是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估中唯一有负向影响的指标。土地整治中修建的灌溉系统和田间道路分割了自然生态系统，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23]。
4 结 论
土地整治改变了田块面积、田块形状、农业基础设施的密度与连通性、耕地面积和土地利用类型，对项目区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判别标准包括 4 个方面：土地整治应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并提高耕地产能；土地整治应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土地整治应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土地整治应具有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接受性。
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由 15 项指标组成，以评估土地整治在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并提高耕地产能，增强土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接受性 4 项因素的可持续性。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土地整治前可持续性得分为 63.20，整治后可持续性得分为 80.55，说明土地整治提高了可持续性。4 项因素的得分值分别由 21.77、5.61、14.46、21.36 提高到 26.32、8.53、15.95、29.75，说明这 4 项因素对提高土地整治可持续性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具有经济活力和社会可接受性得分值增加了 8.39，对土地整治可持续性增强的贡献最高，为 48.36%，该贡献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成本、田块面积、田块数量变化的综合影响。本研究中的土地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当用于其他区域时各项指标应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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