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带动下，产业快速升级，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化，农民阶层快速分工分业分化，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快速变迁的时期。既面临着实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加大的严峻挑战。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需要新思路、新突破。

　　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的城乡差距，既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也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环境保护资源不合理配置，“大树进城、污染下乡”。一方面，有限的环保资源主要被配置在对城市、工业污染的控制上。工业污染源的控制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厂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公共绿地面积增加，城市植被覆盖率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大大滞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全国 4 万多个乡镇，绝大多数没有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60 多万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污染治理尚处于空白状态。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落后的农村经济制约了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加之城市污染物向农村转移，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更加突出。“城市污染农村的气和地、农村污染城市的菜和水”的恶性循环为表征的环境保护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扩大和蔓延的趋势，成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环境治理保护的“二元结构”，既抑制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城市发展缺乏环境容量，城乡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决定了工业和城市必须对其补贴、支持。但是，农业和农村不只是单向地、被动地接受补贴，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相互推移的良性循环过程。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和外溢性决定了城乡统筹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城市和全社会的发展。不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最终受伤害的不仅是农民，更是全社会所有成员。

　　农村环境治理与保护必须要城乡“一盘棋”，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来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加快改变农村包括环境治理和保护事业发展滞后状况，缩小城乡在环境治理和保护等方面的差距。

　　统筹城乡环境保护治理，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城乡环境保护规划一体化。尽快改变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尚是空白的状态，制定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并与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相连接。建立农村环境保护与产业、行业、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机制。在制定和推进产业、行业和区域发展规划时，尤其在上新的建设项目时，严格执行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建设农村环境保护新的投融资体制。从改革城乡环境保护投入二元体制着手，改变农村环境保护和管理无投入、污染防治无经费、社会参与无政策的状况。在加大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投入的同时，加大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列支，设立专项资金保障;通过建立农村环境保护基金等社会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等途径和形式，建立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积极参与、农村力所能及参与”的城乡环境保护投融资一体化的新机制。

　　环境保护机构城乡一体化。我国环境保护实行属地管理制，机构只下设到县一级，广大农村没有环境保护机构。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城市的工业由城市向农村扩散、延伸，环境保护行政机构和职能也应当向下延伸、匹配。探索建立乡镇、村、组三级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并明确乡镇环境管理机构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对原有的小工业园区、未进入集中发展区的中小企业、农村生产型加工企业、畜禽养殖业，以及自备饮用水源的环境管理。

　　环境监测城乡满覆盖。在农村乡镇、流域主要点位和断面，都应当设立大气质量监测站、水环境监测断面、生态环境网格监测点、集中式饮用水监测点，地下水网格监测点，形成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监控网络，及时反映农村环境质量及变化。

　　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大力推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发展养殖废弃物、秸秆、废弃农膜、废弃菌类培养基综合利用的农业循环经济。遵循“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生态化”的原则，加强废弃物综合利用。

　　发展清洁生产，科学施肥，合理用药，保证食品安全。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控污技术。调整化肥农药使用结构，从源头控制种植业污染的发生。大力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有机复合肥、作物专用肥、生物肥等高效肥料，引导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大力开展以稻田保护性耕作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主的农业节水、节肥、节药、节种清洁生产。积极开发应用生物农药，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取合理轮作、选用抗病品种、利用杀虫灯等措施减少农药使用量，全面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从源头保证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