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钱，给权也是不错的，给权也是给钱。 

　　不仅可较好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而且可增加农民数亿千计的金融收益，还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幸福感。 

　　我对国家给农民粮食补贴、生产资料补贴、家电补贴、医疗补贴、基建补贴等等，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但给钱不给权，钱难到农民手中，到了农民手中，剩下的也不多。如粮食补贴，有60%能够到农民手上就不错了。合作医疗补助，农民实际得到的占到国家补助资金的40%就谢天谢地了;给钱又给权最好，如香港乐施会和广西民委合作开展的“社区主导扶贫模式”，钱如何花，是社区农民民主决策和管理的，香港乐施会和广西民委只是协作者。这样的扶贫，效果当然好;如果没有钱，给权也是不错的，给权也是给钱。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个案例，说明给农民权利的重要性。 

　　我的家在湖北监利县王垸村，是洪湖西岸的一个渔村。每次回家，乡亲们都期待我为家乡新农村建设出一臂之力，更多的是要求帮他们搞发展生产的贷款。说实在的，我一无权、二无钱，实在没有能力帮助乡亲们，每到过年的时候，我都有点怕回家。2005年春回家，乡亲们、村干部都来“看我”，希望我为家乡发展出主意想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就给大伙讲我曾经的扶贫经验，建议村里将每年给每个老人的200元养老金集中起来，以此为本金建立“养老基金会”，按照“社区发展基金模式”进行管理。同时，我也答应筹点钱给予支持。 

　　2006年春，村里人打来电话，说已经有80多个老人加入了老龄基金会，每人入股2000元，筹集了16万多元，加上村里垫本10万元(公共股金，不参与分配)，合计有了27万的规模。27万元全部借贷给了村里需要贷款的年轻人，贷款利率和当地农村信用社相同。养老基金会会长要求我给予支持，并回去帮助做培训、完善制度。当年，每个老人分配了300多元。2007年，我以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名义，投入了10万元公共股金(不参与分红)，村里的公共股金增加到了30万，入会的老人增加到了180多人，资金规模达到了80多万，当年每个老人分配了580元。2008年，村里的老龄人都参加了，资金规模达到了110万元，老龄基金会还顺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办了个预制件厂，当年每个老龄人分配了650元，还留存了2万多元积累。 

　　从养老基金会的成立那一天起，总有“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说三道四，要求关闭，甚至还“吓唬”老龄人。直到2008年底，“非法”、“关闭”、“取缔”之说才停止，老龄人心上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人均650元，两老就是1300元。1300元对城市人不是大钱，可对农村老人是大钱。今年春节没有回家，听我父母在电话中多次唠叨，说村子的老人们有了这1300元，年过得很体面，很受尊重，高兴得不得了!惹得周围村的老龄人羡慕不已。村上好几个打工回家的年轻人都受老人之托给我打电话，表达感谢之情。我也很高兴，一是当乡书记时，做梦都没敢想为农村老人发“红包”，反而年年都找老人收“人头费”，现在不做干部了，轻而易举为老龄人发了大“红包”;二是有了养老基金会，亲戚们再不找我帮忙托关系贷款了，省大麻烦了! 

　　我们村每年的贷款需求不少于500万元，如果准许吸收村内村民存款，养老基金会的规模很快就可以扩大到500万元。如果资金规模达到500万元，每个老人每年可以分配4000多元。不知道当地相关部门何时给予老龄基金会登记注册―――合法化。王垸村的老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同时，每年给每个老人发数百元“红包”，将来还会变成数千元的“红包”。全国的老人都能有“红包”过年该多好啊! 

　　假如中央给全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每人每年发4000元养老金，估计中央财政每年需要支出8000亿元，加上运行成本，不会少于9000亿。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如果优先向农民开放农村金融，村村都建立和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类似的“草根金融”组织，国有农业银行贷给每个“草根金融”组织50万元左右的“公共股金”垫本，不仅可较好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而且可增加农民数千亿计的金融收益(基本上可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幸福感。给点权，就有这么大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