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

发达国家都只有10％左右的农民，我们还有9.4亿农民，占70％。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至少还要转移7亿多农民到城市。如果最后保留30％的农民，将来农村还要生活5－6亿人。

如果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每年转移1500万人，转移农民至少还需要40多年。所以，未来数十年，城市化依然是农民的根本出路！

二、    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达到减少农民；

进城，是农民的出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专业化分工，因为集约化，因为效率。所以，必然有工业化。工业发展，有集群效应，就必然出现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等。财富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断向城市集中。人不断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断增长，生产就不断扩大，财富就不断积累，欲望就不断上升、技术就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

一个农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农村的5倍以上，一个农民在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他在农村的10倍以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三、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梯度转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权国家自成体系的，均衡发展。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转移到德国和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等，产业是梯度分布的。先发国家，靠知识产权、靠标准、靠金融衍生品、靠发行货币、靠吸纳人才和财富生存。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会梯度转移呢？因为先发国家资本要获得垄断利润和“殖民绿色红利”，必然要和异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结合才行。

中国沿海外向型工业带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等先发国家过剩的资本和中西部过剩劳动力、东部廉价土地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的。亚洲四小龙30年高度发展，中国的沿海也会有30年高速发展。中国的沿海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全球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强调主权国家自主发展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强调主权国家内部均衡发展、平衡发展，强调国家之间平等和平衡贸易。强调几大部门协调发展，强调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带动城市化，是大体上均衡有序的城镇化。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体系在苏动解体之后解体了，多数国家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承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我殖民化国家”。没有“被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国家，被边缘或孤立起来。如：朝鲜。从90年代开始，朝鲜被迫停止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倒退了许多年。

四、    全球资本主义梯度转移工业化――出口拉动型工业化，不能帮助中国实现城市化。

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数十年，搞“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数十年，并没有出现欧美、日俄。亚洲“四小龙”式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10％左右。相反，农民还增加了2亿（7亿增加到了9.4亿）。中国的人均GDP3000美圆了，农民人数应该在30％以下了，为什么还有近70％的农民呢？因为中国步入“出口拉动型”工业化轨道后，全球制造业由“少数人给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随着越南、印度等加入低端制造业，全球是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这和“中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没有前途是一个道理――供过于求。先发国家搞一般性制造业的时候，100元GDP，有7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当中国搞制造业的时候，100元GDP只有3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国民怎么可能有消费能力呢？中国制造业只会制造出“出口依附型”发展模式――自我殖民化经济。当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数千万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打了数十年“长工”。沿海的现代化，是以牺牲中西部农民工利益、牺牲国家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为代价取得的。和日本占领东北时的殖民地式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相似，国家和民族承担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五、    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沿海地区也会进入低增长阶段，挤出农民工是必然的

很多人将出口企业的倒闭、农民工失业说成是金融危机的后果。不完全是这样的。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沿海的出口拉动型工业也会出现倒闭潮，农民工失业潮。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必然结果。中国沿海的低端制造业必然会向更低地价和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资本的本性。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阶段性的，沿海在2009年就会恢复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水平。这是一厢情愿，中国无论怎么出口退税，都挽救不了出口企业大规模倒闭的命运。沿海制造业将来不仅难以更多吸收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相反会挤出更多的失业农民工，2000万远远打不住的。

现在张五常等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待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型”经济的竞争优势。张五常应该明白，在中国、印度、越南、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梯度转移的“出口拉动型”工业化轨道之后，世界制造业发生了逆转――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了， “出口拉动型”发展模式没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出口拉动型”经济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人（农民工）”的“牲口型”劳动力竞争优势经济。即使将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变成“牲口”，也维持不了其“出口型”竞争优势。

东南沿海出口型企业的倒闭潮和农民工失业潮在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的。全球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规律决定的，是必然的。

六、    中国未来的选择――农民的出路

在国际上，中国不可能退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了，因为已经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今非昔比，中国更不可能主导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了。在国内，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下面我要重点谈谈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1、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的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中国的这两个判断是错误的。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参考李昌平：《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旺盛时期，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时，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速度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

2、中国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

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产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相对于后发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能力。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到了。

站在中国看中国，中国人口巨大，腹地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将中国当成全球，香港、台湾、上海、广东、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就相当于欧美和日本；西部地区相当于非洲；中部地区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内部实施梯度转移战略已经水到渠成。

从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和国内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即走出去，参与“全球梯度转移”；同时在国内实施“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在社会发展上，实施双升级战略，即：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战略。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则选择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发展道路。

3、关于双向“梯度转移”战略

一方面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就是鼓励东南沿海参与全球化、主导区域化。向海外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货币、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获得“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可以扩张资本积累，可以增加资源、能源储备和短缺品进口。这是变沿海经济为全球中国人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民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政府不是要节制资本和产业输出，而是要鼓励和帮助输出，有计划和策略的输出。

另一方面，中国要实施“大中华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一线城市圈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一梯队。以二线城市和有发展低端制造业区位优势的三线城市（镇）为第二梯队；以中心镇和中心村等小城镇为第三梯队；以广大农业生产区为第四梯队。主要战略是：第一梯队以社会升级和深化服务亚为主，少数城市兼顾发展高精尖产业和研发；第二梯队以发展低端制造业为主；第三梯队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为主；第四梯队以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整理为主。

实施“大中华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核心是：第一，将90年代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向内地100个区域性的低端制造业中心圈“复制”，中西部未来的100个“东莞”和“昆山”要逐步吸纳2亿人就业，常住人口5亿人左右；第二，要鼓励珠三角、长三角和津京唐等省会城市圈以深化服务业（含教育、文化和金融）、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化为主，东部和各省会城市圈的市民人口要达到5－6亿人。第三，农村要重点建设4万个中心镇和15万个中心村，常住人口4－5亿人。第四，规划和支持上海、北京、港深和台北参与全球高精尖产业和技术上级的竞争，服务于大中华地区可持续发展。

30年后，4亿农民为11－12亿多市民搞饭吃，城乡人口由现在的1：3变为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基本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三农问题可以基本解决。30年后，中国人均GDP应该是现在的2倍左右。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要比现在优化许多，特别是大大增强自主性。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

4、关于社会和生态双升级战略

一方面要实施社会升级战略。所谓社会升级战略，主要是指社会事业发展要升级，特别是社会保障，其次是公民社会要升级，大力培育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升级。一般而言，中等发达国家100人就业，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提高的就业岗位高达17％以上。社会升级和生态环境升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留住财富和吸纳财富。一个国家的最后竞争力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社会和生态发展水平。为什么中国的富人和高技术人才都移民海外，除“第一桶金带血”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太低，生态环境太脆弱。如果一个国家有钱人移民或将财富转移海外管理，这个国家只是发展经济的垃圾场，或者是殖民地。发达地区在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的同时，同时实施双升级战略，财富和人才才会回流，产业才会升级，服务业才会深化发展，社会和生态升级才可持续，财富和人才才会不断流入，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5、双向转移和双升级战略中的沿海地区――学习日本、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2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二十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2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全球的日本人经济却一直高速增长，日本国民财富积累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十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亚洲“四小龙”之中，台湾是个例外。在李登辉、特别是陈水扁执政的时期里，台湾当局一直是限制资本和产业等向大陆转移的，恰恰是台湾的资本积累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幅度落在了香港、新加坡的后面。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海外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可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瞎折腾。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

如果中国东南沿海的“明天”和日本的“昨天”一样美好，那应该是沿海人民的福气了。

东南沿海当务之急要防止“海口化”或“北海化”90年前后，广东的海口和广西的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前，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

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

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

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农民工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 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只有上海例外，上海在做主动吸纳人口（精英战略，先下手为强）和提升社会保障的工作。上海是有远见的，是在朝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的方向努力。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帐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农民工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农民工，将农民工变为市民。

很多沿海地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次制造业“倒闭潮”危机的性质，瞎折腾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出现一批海口化和北海化的城市。

6、双向转移战略和双升级战略中的中西部地区的选择

东部制造业是一定会向中西部转移的。有13亿、甚至是16亿人的中国市场，中西部制造业发展的前途是远大的。谁将是未来中西部的东莞和昆山呢？

我建议中西部省分要放慢或暂停“省管县”的改革试验，因为东部产业和资本向中西部转移，至少需要建100个东莞和昆山，在中西部建东莞和昆山或许市管县体制优于省管县体制，当初推行市管县体制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发挥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西部在建设100个东莞和昆山的过程中，可以参照90年代沿海“经济特区”发展政策。在“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土地政策――土地农转非减半和土地租用政策，在土地农转非过程中，政府无偿获得的50％的公益用地，除38％用于城市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外，12％要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农民得到的50％的非农用地，35％可以长期出租给工商业资本家，土地租金由当地农民分享，15％用于建设市场（包括超市）、停车场建设和报亭，这三项建设只能由失地农民专营。非“经济特区”的农村，可以用多亩集体建设用地换一亩“经济特区”土地的办法，参与“经济特区”建设，分享“特区”经济发展的好处。

甚至，中西部地区，可以划出一个或几个乡镇给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政府管辖，发展“飞地经济”（参考李昌平：《温州应该到中西部建‘飞地’》一文，2003年《中国改革》）。以便于产业集群式转移。

当然，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实施制造业梯度转移战略和双升级战略时，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布局上保持均衡发展，区域中心分布要合理。要统筹全局、统筹城乡、保持东西南北中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发展。

7、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实现6亿农民小康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9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6亿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6亿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的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很多人认为，必须废除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必须推行土地私有化。坚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只有土地自由买卖，私人资本就可以下乡整合农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了。很多人坚定相信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规律。中国农村是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的国家，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民一万年都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依靠资本主导的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5－6亿农民，如果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毫无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一定会大量破产，会产生大量“流民”或贫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只有学习大寨村，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新农村建设――重点建设15－20万个中心村（镇）才可操作，乡镇和乡镇以下才能够留住5－6亿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活。

很多人不喜欢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对现在重提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十分反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生命力比家庭经营更有生命力（家庭经营和集体经济并不矛盾，相互促进关系）。很多人都主张农民“自我集体”，不主张“被集体”。亚洲国家的小农，和欧洲的农场主不一样，不能自我集体，都是政府扶持和保护下形成集体的，并且集体组织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排他性组织，如一乡只有一个农会。可以自由加入，可以自由退出，但不可以自由另立一个农会。农民集体在政府扶持形成集体之后，在法律的保护下（排他）成长，最终实现民主决策，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主发展。所谓现存的农民组织和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是“被集体”的，就应该消灭、解散、再“自我集体”的说法，是破坏性的思维，是极左的！更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想当然！

党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在表述未来农村发展道路的时候，主要的提法是扶持合作经济、新集体经济和“龙头企业”发展。正在召开的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是扶持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展。我国的《专业合作社法》和全世界都不一样，资本是可以参与专业合作社的。三中全会决议是主张由农民主导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由农民分享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好处；政府工作报告是主张由资本主导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资本剥夺小农的。党中央的决议正确，建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最终版本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总而言之，为了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须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基石，农地使用权家庭经营是基础，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流，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这几条是基本原则，都必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