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熟悉的陌生
学的是用田野方法去做学问的学科，却没有几次田野经历，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而这恰恰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年暑假借着完成毕业论文的机会，才第一次走进田野，但离真正的田野工作还有很远的距离，说是田野调查，其实只能算是一次问卷访谈，自己不满意之处多着呢。
在真正走进田野之前，我以为我对村庄的理解是如何的深刻，我以为我出身农民，又有二十多年的农村经历，农民对我来说，不应该是“他者”，就是自己人。然而，当我走进他们的世界，我才发现我这个“吃来张口，钱来伸手”，靠着农民父辈养活的人，根本不了解他们的真正生活。我把村庄当作我身体和精神的故乡，但一个不理解村庄生命历程的人，村庄那会让你依靠它呢。村庄作为一个世界，它只属于那些在它里面挣扎的人，没有在它里面的挣扎，你永远不会属于它。在调查的几天里，我才看到真正的农民生活，看到他们在土地上刨食的的辛苦，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田园生活的悠哉。
按调查主题来说，我远远跑题万里，真正同乡亲们了解我那“社会支持网”的悬而又悬的学术主题的时间其实很少，更多的是我倾听他们，我让他们尽情地说。在他们的叙说中，才是真正的田野，真实的村庄，我们外来者的任何观察和文本叙事都不能代表他们，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不应该自作聪明，真正的世界属于那些在世界里生活的人。
我的调查地点选在家乡，这是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开始学问生涯的基本套路，就象江村之于费孝通一样。这一方面源于对故土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出于囔中的羞涩。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由于太熟悉以及太小而不能作为一个调查样本，因此就选择了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这个村庄有个你也许听起来诧异的名字，叫青楼村，关于村庄名字，没有人说的上来。青楼村离我老家有十里左右，翻过我家对面的“盆盆疙瘩”就是。在方圆十里，只有这么一个大村，说大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也不大，就一千左右人口，但在黄土高原的沟沟里，这可是大村庄了，正因为它的大，才能满足我的调查要求即有代表性。青楼村和我们村属于一个婚姻圈，我的两个姑姑和一个堂妹嫁在这个村里，我的一个嫂子和一个弟妹是娶自这个村里，因此他们在我的调查中就充当了我的社会支持。
走进每一户老乡家，我背着问卷包，戴着眼镜的样子，往往把他们吓住，基本上都要问“你是干什么的？”。当我用流利的方言表达了我的来意之后，他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了。然后就是让座或者炕上坐的邀请。当得知我就是离他们村不远的某某村某某人的儿子时，他们中熟悉我父亲的人以及熟悉我门村子的人就完全没有了陌生感。我顿时成了他们的老熟人，当把话题一拉开，他们的话惬子就打开了，我只有倾听的机会。
之一：经济危机笼罩下的山沟沟
我来到村庄的日子，正是村里庙会期间，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是村里唱神戏的日子，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看戏，外出求学期间来的次数少了，但仍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唱神戏的日子，村里每家每户都要给神上香，上钱（分摊的给戏剧团的钱，至少要出自家应该出的那部分，有钱的可以在这之外多出点），因此，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也在这期间回到村里，村庙的神戏就象父亲的寿辰，他们是决不会错过的。这样，我的调查也就不仅仅限于那些只在村里务农的家庭，而在外务工人家的情况，也就能得到了解。
当问道家里成年人的营生时，经济危机顿时在村庄中出现。许多人说： “今年的钱不好挣，出去也没有活，就在家里种点地，村周围有点工程就跟一下”。在村里也的确见到许多年轻后生，问他们，也是同样的回答。前几年在外面打工的家庭有一部分也回到了村里，把荒芜了几年的地再次拾起来。他们说“回来把地种上，总比在城里没事干吃老本强”。这是我前几年回乡没有的现象。“经济危机”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过老乡们说出过，但这次这个词语是我在调查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一个。美国金融大厦倒塌的灰尘跨过太平洋落到了黄土高原的沟沟里，弄的这些“受苦人”灰头土脸。这些受苦人第一次被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上来，他们有些不可理解，但我没有看见灰心丧气，幽默和笑声还不是地出现在我到达的每一个地方。
之二：用高利贷娶媳妇
我的调查中最后一部分问关于家庭经济支持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有没有高利贷呢。这个话题几乎引起了每个家庭的兴趣，而最后的结论是只要这个家庭最近娶过媳妇或者正准备娶媳妇，基本上没有不用高利贷的。当我走到一户居住在平房里，看起来很殷实的家庭时，男女主人已经去看戏了，家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大男孩十四岁，小学六年级，小男孩10岁，也在小学。当我问到他们家的情况时，他们唧唧喳喳地开始给我讲。他们家兄弟姐妹七个，当时下了我一跳。他们的哥哥过几天就要娶媳妇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爸向村里几个有钱人贷款了，某某一万，某某二万，小孩子说的头头是道。在村里，碰到几家最近要娶媳妇的，当问道准备得如何十，他们几乎都说要高利贷。其中一家老年夫妇要给他们最小的儿子最近办婚事，但因为两人都近七十了，基本没有收入，他们告诉我，打算先向别人贷，自家根本拿不出五六万。
也碰到两家给儿子娶媳妇贷下十几万的，其中一家三年娶两媳妇，另外一家三个月娶两个。其中一位大娘给我讲述时，流下了眼泪。她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手艺，就凭苦力打工，其中老大还有点懒，今年两个都没有找到工作，老大一家在村里，老二还在城里居住，因为孩子要上学。娶媳妇贷下的十来万还在那儿等着还。前一段时间，她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去我们村捡杏核时，碰到一个老熟人，老熟人得知他们都已经把儿女抚养成人还要这么辛苦时，说“你们都当奶奶了，还不能消停啊”。这一说，大娘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在讲述给我听时，也不由得流下了眼泪，然后自己安慰自己道“不哭啦，哭了也没有用”。大娘说，在家里和老头种几亩地没有多少收入，债务还有那么多，不知道怎么才能给人家还上呢。手里几乎没有余钱，这不这几天村里唱戏，连戏钱还没有，我只能煤天到蒿坡刨柴胡（药材）。我用我那不老道的话安慰了大娘几句，和大娘告别，奔赴下一家。
娶媳妇至少得七八万，这对于一个在黄土里刨食的受苦人来说，根本无法承担。我在调查期间以及在各个村庄的走亲访友中不时地能听到乡亲们被这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给儿子娶媳妇是每个受苦人的最高人生目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付这种高消费。那么要把一个媳妇娶回家，得多少钱呢？在和乡亲们的聊天中，我才明白了这七八万甚至十来万是怎么回事。原来，从订婚起就得大把花钱，首先是彩礼，由前几年的四五千涨到后来的八九千到如今的一万四，有的地方或人家更多。这是比较大的一比，最大的一笔是新房钱。就是说，新娘在结婚前要求新郎家在镇上或者县城里给她买一套房子，如果没有，那就把买房子的前提前交到新娘手里。前几年新娘一般要求在条件比较好的村庄修建房屋，现在村庄开始出现萧条，水涨船高，都要进城镇了。现在在镇里购一套房子得五六万，城里得10来万。但对于一个没有技术只能靠体力打工和务农的农民来说，如何才能攒下在城镇买房子的钱呢？而且在我的调查中，独生子女家庭很少，孩子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家，至少3个孩子，而且儿子占的比例较大。因此就出现了我在调查中出现的只能高利贷给媳妇出至少五六万的新房钱。加上其他的费用，八九万元就出现了。农村青年结婚年龄较早，二十出头就找对象忙着结婚，超过二十五就不好找对象了，我的一个堂弟虚岁就二十五，就愁坏了整个一大家人。而这些青年一般没有手艺，同父辈一样只能靠体力挣钱，在结婚前自己没有积蓄，这几万元的费用就全压在父母身上。到了结婚期间，家里一般把所有的至亲都借个遍，但这些和自家情况差不多的叔伯舅姨家，也没有多少余钱，因此借个遍也就能凑三两万，余下的只能高利贷，于是农村出现了一批靠高利贷生活的人。只要有点积蓄，村里人都愿意放出去，收点利息，这些高利贷从二分到四五分不等，娶一个媳妇贷得款，好多年都还不完，农民们感叹说：受苦挣得几个钱，还不够人家的利息呢！
之三：高利贷与乡村的前途
调查过程以及在近几年的回乡经历，发现农村的高利贷已经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来源。在这次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现在人家谁还会借钱给你呢，你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借，除非是最亲的，基本上都高利贷呢。每个村都有几户放高利贷的，在我调查的村庄，两个人的名字一直出现，他们是这个村的个体经营者，有门市部，另外做其他买卖，因此在这个纯农业村庄，他们就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人们遇到用钱的时候，会向他们或借或贷。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在张三家也是听说向着两个人贷款的，你家也是，老乡就笑着说：全村就人家过的可以，只能找他们挪用点，受苦人光靠受苦哪来钱呢。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他们村庄里人们主要的经济支持来源，也是周围好几个村人们贷款的去处，在我家所在的村，我就能经常听到着两个人的姓名，这两个人在村民眼里就是有钱人的象征。
村庄里高利贷主要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上文说的娶媳妇，第二种就是看病，还有读书、购买大件东西等。村庄里有几个乡村教师，他们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还种点地，妻子一般都是农民，就生活在村里，这样的家庭，我也把他算作农民家庭，他们的生活世界仍然在存在里。在其中两户五十岁左右的男老师家调查时，得到了他们积极的配合，他们相对于其他没有文化的老乡来说，知道社会调查还有点价值。他们在一般村村民看来算是经济条件可以的人家了，但当提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也说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向村里有钱人家借过或贷过，一般是孩子读书或者结婚时，他们也有两三个孩子。当走进一户老人家里时，老人告诉我自己是退休老干部，还在我们村里下过乡，对于我爷爷和爹很熟悉，因此老人和我聊了好半天。老人告诉我，本来退休以后日子好过了，谁知他儿子去年高利贷购买大汽车贩煤，结果经济危机一来，赔了个底朝天，而放高利贷的人知道他这个老头有点钱，因此每天有人向他讨债，整得很不好受。后来在村里都说他儿子在镇医院上班，看见人家贩煤，自己眼红就高利贷买汽车，结果赔了上百万，而只告诉老头说二三十万，怕老头气坏。也调查过几户因为家里人生病而借下高利贷的，少则几千，多则两三万。
市场经济使贫困的山村也纳入全球经济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也就是村民们说的“离了钱不说话”的时代中来。但由于农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以及外出务工收入的低下和不确定性，没有技术以及其他保障的农民更“难活”了。在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的是“你说，现在受苦人没法活了，地不让种（退耕），揽工没有活，用钱的地方还特别多，就咱们受苦人栖惶”。我只能点头和他们一起哀叹。
之四：受苦人“难活”
我在调查的时候，许多人问我是不是记者什么的，我说不是，他们有点失望，他们以为如果碰到记者可以反映一下问题。但当话匣子打开，他们还是象对记者一样，把他们的想法、抱怨向我倾诉。基层干部以及共产党成了他们不幸的来源，我心里知道，他们在找原因，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他们的靶子。“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边的这些干部搅乱了，上边的款到了下边全被他们扣下了，根本到不了老百姓的手里”，这样的话，我一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不好评价，只能倾听。税费改革以及免税以来，国家开始返补农业，农民知道国家正在给农村输送资源呢，但有限的资源到了八九亿农民手里能有几个呢。农民看不到国家的真正实惠，就把矛头指向了干部和基层政府。
在两户人家调查时，男人都不在家，当话题转到对现在社会的评价时，两个女主人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看现在社会不如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时候大家过的多好呢，看现在有钱的越来越有，穷人越难活，这叫什么社会呢”。我想，这是现在生活的艰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集体承包的担子全放在了农民自己身上，什么都要自己抗。贫富的悬殊、农民生活的艰难、基层政府形象在农民心里的恶化，都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抱怨。而各种不正之风也不时传入耳中，比如农村低保的指标成了村干部手中的工具，穷人申请不到，而是那些在村民眼中过的可以的人拿走了。村民们说，人家有的二三十岁就拿到低保了。一年六七百元，对贫困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钱，村里很多人在盼着这笔钱。老刘是我姑夫的本家叔叔，我到他家的调查受到了热情招待。老人一口气和我说了两个多小时。他原来在镇里的事业单位上班，机构精简退下来，结果给共产党干了二十几年，没有养老保障，经过多少次向领导争取，只争取到每月60元的补助。自己有糖尿病，大儿子去年发生车祸不能动弹，二儿子大学毕业在外边工作，还要供妻子读书，老刘说自己不好意思向老二开口，因此儿女全靠不上，还要帮助大儿子赶农活，自己生活很艰难。向镇里要求给个低保，一直没有回音。老刘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在你们面前说党的不好。
近几年国家在农村实行的唯一社会保障就是低保，这唯一的资源就成了许多农民争取的对象，大家都在眼睁睁看着村里的指标回落入谁的手里。因此，围绕着低保就能听到许多议论。“有门子，有面子的就有低保，不管你穷还是富”。更能听到关于村干部把低保指标作为一种资源利用的，比如我在村里走访时听到，有一家不肯节扎，村干部许诺，如果节扎，就给他家一个低保指标，结果那家才肯去医院做节育手术。其实，一年区区的六七百元，对于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大的天，但从低保的分配上，农民希望看到的是公正，看到让最艰难的人家拿到，而不是各种力量在上面的表演。近几年，国家从农村的全面退出，是国家和农民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国家形象在村庄出现的机会就是国家对于农村的返补。在这些返补的资源上，农民再一次和国家相遇。这一次相遇，农民是带着期盼，他们通过报纸，通过电视，看到国家对于三农的扶持力度，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低保、粮食补贴等国家的下移资源。而在贫困地区，基层政府财政权力的上交，使其运转出现了困境，而国家下移的资源就成了他们的救命草。这样农民在电视上看到的承诺实惠同到手的资源之间距就能了他们抱怨的导火线，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也就在这种差距中一落千丈，农民把所有的不幸都归于基层的腐败。
之五：和风险社会沾上边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家种了几千年地的黄土高坡上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走出山沟沟，他们没有南方人的勇气，但至少开始出去揽工了。村里人一般去县城或者周边经济发展好的县市找活干，到这两年，村里一半的劳力都出去了，下煤窑、打黑矿（赚钱多，但不安全）、当小工、进工厂、自己进城做生意等等，总之很多人到外边去营生。农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主动加入，参加到国家的现代化中来，也第一次无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运转中来。当去年经济危机来临后，这些受苦人才发觉自己的命运和外边的世界好象有点关系。在我调查的过程中，和一些在外边打工的人谈话时，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经济能好起来，什么时候自己干活的那个厂能开工呢。以前的经济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是隐性的，就是粮食价格比往年低点，这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当他们离开了土地，完全靠打工维持生计的时候，经济危机的确刺痛了他们，风险社会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就把他们拉进了自己怀里。
农民走出村庄面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把自己同现代化联系了起来。现代化的蜜他喝了，现代化的苦水他也得咽。失业是他们外出遇到的最大的冲击，然而不仅仅是失业，他们还得面对受伤和死亡。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我来到村头，随行的小表弟问我：咱们去村后头第一家吗？我说你认识他家吗？表弟用他那童稚未脱的语气给我讲起来，那家的男人叫许某某，下煤窑给压死了，总共赔了多少万什么的，他还纳闷那么多钱怎么花呀！联想到我要问一些户主的情况，考虑到她家刚刚过去的不幸，我说不去了，她家的情况你就全告我了，用不着了。这些死亡和受伤的故事，我每次回乡都能听到，就在我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又听到邻村一个三十四五左右的人在煤矿事故中死亡，留下几个孩子。在我调查的一天下午，忽然听到说，村里有人打架呢。跑去看的人回来说，原来是本村一村民和邻村一村民争吵呢。故事是这样的，前几个月邻村苏某的大儿子同本村刘某的儿子同开一辆汽车搞运输，结果发生交通事故，苏的大儿子死亡，刘的儿子受伤，苏向刘家问罪，说你家儿子为什么要带我家儿子一起出去呢。而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苏的二儿子在他哥哥遇难前两天，开着三轮车，上边载着我们村刘某的二儿子，结果发生翻车，把我们村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压死。之前，我只知道我们村那个小伙子发生车祸遇难，而不知到事情原来这么可怕。我听过他们讲后，感觉那几天苏家应该快崩溃了。这种发生车祸（村里年轻人大多学会开车，要么自己买车，要么打工开车）、矿难的事情每个村每年都有。前几年有几个村（我老家附近）每年发生好几起年轻人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村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而村民在找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指向村庙年久失修，神不保佑村里人了，因此，在我的家乡近十年以来，几乎每个村都新修庙宇，青楼村的庙也在前几年也新修一次，在村里边最耀眼（关于此，我计划另写文章进行分析）。
在外面世界给村民带来不确定性，而村民对自己的命运又没有把握，加上没有任何对村民的保障，这些无依无靠的受苦人就把目光投向自己从小时侯就信任的村庙，他们带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那偶然间发生的事情和不确定的命运拜托给神。农民加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中，就无法避开现代化的附带物——风险，而农民在面对风险社会时，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群体，他们只能靠天。民间信仰以及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复兴与这脱不了干系，因为这些信仰里的神就是他们的天。只要农民加入时代的潮流里，他们就得一直前进，这里没有退出机制。
之六：传统的遗存
来村里调查前，就听人们说起这个村的村风很好，人们之间还保持着比较传统的来往，而不是象有的地方，人们只是自己顾自己，有事就花钱请人。村里主要由两大姓刘和白组成，刘姓又多余白姓，另外有许和钟等少数几家杂姓。村里和临近两个村轮流每年正月初十左右举行一次“转九曲”的传统社火节日，每次三天，在晚上举行，届时周围村庄和本村的村民前来参加，我小时候经常前来，那种热闹场面记忆犹新，听说近几年举办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但还继续举办。村里每年唱两次神戏，就是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这次我也顺带看了一下，庙会的热闹程度已经不能和前十年比了。而周围有些村，由于村里人半数外出打工，这种年年夏季唱戏的传统已经基本没有了。这些传统的仪式是还在勉强保存着，村里的人还记得村里的活动，在我调查的几天里，有很多人家就是专门回来看戏的。村里的活动还是他们的的活动，他们的生活意义还在村庄，外面只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
我的调查涉及日常生活的家庭交往，比如农忙谁帮忙，临时缺东西向谁家求助等问题。在村子里，人们普遍说，春季下种比较忙或者秋天收秋家里人手比较紧张时候，其他邻居、本家会主动帮忙，然后大家会轮流帮忙，实行“换工”，用不着花钱雇人。对于一些日用生活用品和农具，只要谁家有，都可以借，也不用分亲疏。对于村庄里的这些，很多人在调查中说“我们村在这点上很好，村风在方邻近（村周围）也没得说”。“我们村的人也一近（方言，即很团结），谁家办个事圆（方言，指红白喜事），不用请，自己就上门找活干”。这些话出自好多人的访谈中，听见这些话，我的心情温暖过好多回。
但是当提到经济来往的时候，大多数人说“一般就是向自家的人（至亲）借钱，最要好的朋亲（朋友）也借，但是现在人有钱以后，都希望放高利贷，你就不好意思向村里人借，有事就贷，这样不麻烦，不用领情”。旧象我在上文中所说的，村里人在急需大笔款项的时候，他们会求助于村里或者村周围放高利的人，当我问到要不要保证人时，他们大都说自家村的根本不用，在外村贷的话，就得找个人保。一个在村里很活跃的老乡的说“我有时需用钱，直接到他们（那两个个体户）那儿拿，连条也不用打，我们都很熟啦”。因此，在这种经济理性的情况下，村庄熟人的交往规则还存在并运行，传统和现代在高利贷上并存，显示出村庄的变迁和传统的留存。村庄也离不开时代，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村庄里，人们也问我这个知识分子，“如今这个社会还会变成个甚样？”。那到底会变成个什么样，我也说不出个道道，只能用在书本中看到的东西给老乡们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的准确程度，我不敢肯定，未来有时很虚幻，谁敢打保票呢？
之七：代际资源输送的不平等
我在上文提到的老刘，二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十年，在南方工作。三十四五岁时候在爹娘的催促下才结婚，老刘说他一天不结婚，我一天不放心，这下好了，孩子们自己过自己的。当我问到，他这么困难，二儿子不帮忙吗？老刘说：孩子们刚工作，在外边还没有房子，再说现在外边的房子那么贵，攒那点前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自己还能动弹，地里还能收入点，瞎活吧。话题很沉重，我们俩的聊天也就转入其他方面。
那天下午，我走进一户人家，院子外边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在菜园子里忙活，女主人接待了我。她告诉我那老头就是他老公（当时我很吃惊，因为看起来年龄相差很大），有病，还不到六十岁，耳都聋啦（后来他回来，发现的确和他说话很困难）。她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儿子上大学，家里花了不少钱。现在老两口在家里种地，当我问到收入情况时，大娘叹道，那有什么收入，就那几亩地，收的刚够吃。“儿子也帮不上什么忙，几个汝子（女儿）帮衬点，凑乎着过呢！”这是农村的现实，当农民含辛茹苦把各种资源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而到头来这些外流的资源基本没有返回的机会，农民用自己的钱为城市培养劳动力。
上面我说的是农民与走出去不当“受苦人”的子女的关系，而更沉重的是留在他们身边的儿子。农民用高利贷给儿子娶媳妇，一个媳妇得花农民好多年的积蓄。我在上文中说的新娘要的五六万房子钱要交到新娘的手里，这笔钱是被他们小两口掌握着，而这些钱是要新郎的父母偿还，这一般发生在农民有好几个儿子的家庭，如果农民只有一个儿子，不会发生新娘索要这么多钱的事情。调查中以及在家乡和老乡门的聊天中，得知事情的原由。老乡们这样解释（其中有给儿子刚娶过媳妇的老年人，也有一些结过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个儿子，那媳妇知道老人赚下的钱都是这个宝贝儿子的，没有必要要这么多。倘若老头有几个儿子，不要的话，老头就给其他儿子了。另外，婚前多要点，自己婚后好过点。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的逻辑。我在调查中以及在村庄里的日子，经常听到刚结婚不就的年轻人放高利贷，我纳闷，这些年轻人哪来的积蓄啊？在同老乡的聊天中得知原来新娘把向公公要的几万元放了高利贷，而公公却不得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拼命地打工来偿还借下的和贷下的几万元钱。说的这儿也就不难理解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位哭泣大娘的心情。给儿子娶完媳妇，他们还消停不了，还得还债务。他们还得不停地给子女帮忙，比如照料孩子，给外出务工的子女提供粮食等。在村里也经常听见老年人同子女在经济往来上的一些纠纷，老年人抱怨子女没有良心，自己给他们那么多，他们还嫌少，这一般发生在老人有几个子女的家庭中，子女总抱怨父母不公平。总之，农村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资源来往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村里，发现很多老年人住在比较就的房子里，六七十的人还要到田里干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老人们无奈地说：不动弹，你说不吃了吗？问人家（儿子）要，又不想看人家的脸色。儿子想给，人家媳妇想给吗？
之八：农民的未来
在我以前关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文章里，我曾提到过青楼村小学的命运。这次调查时，我路过村小学几次，大门紧锁，锁子上有明显的铁锈。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前七八年新修的平房在那里空着，任由麻雀来往。我在调查中经常走进一些没有人在的院落，问邻居，才知道主人在外边打工，好几年不在家了，虽然村里唱戏，有些人家还是没有回来。有几家我调查过的人家，住在外出打工人家的房子里。今年村里的人多些，出去找不到活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那些全家搬出去的就在城里边找个活干，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在城里瞎找个活干，总比在家没有收入强，每天出去总能撵几个（赚点钱）”。调查过一些还有孩子正在上学的家庭，他们一开学他们就随孩子搬到镇里或者县城，假期回家照料一下地里。在一户刘姓人家调查时，女儿今年正考上重点大学（华侨大学），主人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露出欣慰的笑。
在村里，也有人担心，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外边揽工，但是再干，也在城里买不下一套房子，我看咱们老了干不动时，还得回这个村。然后他们就细数村里谁能在城里扎根（能买下房子），结果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有本事的人物。村庄里原来有二百户左右的人家，但当我调查一遍时，发现就剩下一百户左右，着还要加上最近几天返回村里的人家。村庄里基本没有了建设，前几年修的平房，现在要卖，很低的价格都没有人要。村里荒芜了几年的土地，今年陆陆续续被那些返乡的农民开出来，但当我问他们未来的打算时，很多人说，等城里的厂子和工程开工了以后，还打算出去，在村里没有办法赚钱。“你说，现在什么都要花钱，咱们受苦人来钱的地方少，花钱的地方比人家少不了一样，现在离了钱不能活”。农民徘徊于村庄与城市，当城市里有饭吃时，他们去那里抢点，当城市里没有自己的饭时，他们返回故土，这里的饭虽然没有城里的香，但能吃饱。但是，时代好象不允许他们停在“吃饱就行”的状态，他们还得穿好，住好。他们想消停都消停不下来，其实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了“田园牧歌”！
之九：受苦人，你还苦吗？
走进任何一家老乡家里，当听说我要调查他们，很多人一开口就是“咱受苦人有甚好调查的，就不是死受苦吗？”家乡的农民把自己称作“受苦人”，而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受苦人的文章，那是凭我自己想象中的受苦人，今天，我直接走进他们的世界，看看他们还苦吗？他们的肚子能填饱了，而且吃上了前三十年想都不敢想的好面（即白面，相对于较难吃的豆面、玉米面等粗梁，因此叫好面），这比村庄里四五十以上人的年轻时代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人都基本住进了新建的砖窑洞或者平房，在我调查中发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还住在旧房子和土窑洞里。家家都有电视电话，大多数人家也有摩托车，家里的硬件看起来的确和其他地区差不了多少。从这些变化上看，受苦人应该没有那么苦了，然而，在我和老乡门的聊天中，他们经常这样讲自己的苦：“咱受苦人最苦，受死苦赚几个钱，现在的钱又耐不住花，省着用还不晓得的就没有啦”。
的确，虽然他们能吃上好面、住上砖窑、坐上摩托，但他们还是受苦人，这些是最低层次的生活，时代赋予每一个人这样的生活。在老乡的碗里，我看到的还是那简单的几样，馒头、面条、土豆丝，小米汤，几乎看不到油水，这几天虽然是村里的节日，但老乡们还是那和平常没有区别的饭食。我是在这儿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土著，我深知老乡们生活的艰苦，他们一年四季就那么几次改善生活的机会，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们才舍得吃点有油水的东西。我是在外边转悠过的人，老乡们有时会问“是不是就我们这个地方人活的苦啊，人家外边比咱这儿好多了吧”。
老乡们生活仍然“苦”，他们的肚子还很苦，肩上的“苦”也没有减轻多少。在我调查完老刘家时，老刘说：我们那邻居，他才是正儿八经的农民呢，种六七十亩地，去年收入两三万呢，人家没有一刻消停的时间，出去从来不空着回来，总要拾把柴，你去他家看看吧。我去时，女主人正要去看戏，手里拉着个小女孩，当听说我的来意后，她边打大门，边说“不麻烦，走吧，家里聊”。院子里有几只羊，到处堆满了柴。她给我讲她家的情况，她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成人。儿子前几年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不能劳动，她家托人给他在一个煤窑上找了个轻松的活，虽然赚钱很少，连房租都不足，但这样让他不至于闲着，心情也好点。儿子现在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还得他们老两口帮助，而且是出大力。她说，不管怎样，孙子这这么大了，我们老两口趁能动弹，就多给孩子们攒点，你看我们家那口子，只会受苦（干农活），没命的干，就是为了他们。说话的时候，男主人回来了，他一近们就说自己要去自家田里锄地。当时正好中午，天气很热，女主人就劝老头：你不要命了，这么热的天还去，受死了（累死了）怎么办，人家村里人都去看戏，你就闲一天吧。老头子这才躺在炕上，刚睡下就听见呼噜声。女主人说，你看，他苦多重（劳动强度大）啊！我不好意思打扰大叔的休息，就和女主人告别。
走出去打工的村里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只能干最差、最累、最危险的活。我调查的最后一家在村子的最前边，走进他们家，发现一大群孩子。夫妻俩询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就直接说：你不是谁家儿子吗？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说：我们还在你们家吃过饭呢。原来，他们家前两年秋天做土豆生意，到我家收购过土豆（我爹在我们村里，也是最能干的庄稼人）。男主人前几年下过十来年煤窑，后来得了尘肺病，不能干重活，就做点生意。女主人今年才四十岁，他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有个五岁的孩子，女媳开车受伤，不能干活，全家正发愁呢。
我在村的日子里，村里正种树，这可是今年不可多得的挣钱机会，方圆几个村来了二十多人。中年人居多，但有几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当我问怎么这么啊咯了，还要出来时，他们说“老了就不吃不喝了吗，老了花钱的地方倒没有少，不干活不了”。这些种树的人中，有一个邻村的年轻人，前几年在一个工厂打工，机器把一只手截掉，他这次也来种树。和他一起的人说：他可栖惶（可怜）了，用没有手的胳膊弯抵着锹把，一天下来胳膊都肿了，但他干的还很起劲。由于残疾，至今三十好几岁还没有娶到媳妇，同父母（母亲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生活在一起。
在村里，人们谈起为什么现在的人寿命短呢这一问题，我们村的老干部力新爹这样解释：现在田分到自己手里，人们拼命地干，在农业社那时，看起来很忙，那是磨洋工，没有现在苦重（即劳动强度大）。他知道实情，农业社那时，他正年轻，当着队长。现在已经65岁啦，还是村里最勤快的人，村里人说他没有一刻消停。有一次下雨天，他不能到田里干活，就到我家串门，聊天中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家里呆着就头晕，一到地里精神就来了。说完，逗的大家都乐了。然后他说；这天生的受苦命，没有福气享福啊！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民继续沿用祖先的生产方式，一切农活只能靠人力，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地被国家整成梯田，比较平坦了点，但还是没法使用机械。在村里走动时，发现好多人家还养着骡子，这种牲口春天可以耕地，秋天可以往家里拉粮食，平时也可以拉点重点的东西。在我国的平原地带的农民可以享受机械化带来的好处的时候，这里的农民还得靠肩膀与双手，靠他们的“苦”（体力）来维持最低层次的生活。
看来，受苦人这个名字不能改，他们还得叫受苦人！
之十：徘徊于城乡之间
在村里调查和呆着的日子，正是学生放暑假的时间，很多家长尤其是妇女也在这个时间回到了村里，这使我有机会了解这些走出去的受苦人。因为大多数是熟人或者乡亲，聊天的时候话题也就轻松了点。我有时会问他们：你们家在外边揽工这么久，应该攒了不少钱吧，兜兜底吧。然后就是他们的苦笑，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诉：好你了吧！（当地向人倾诉时的开场白，意思是：哎，你就别说了！），那能攒下钱呢，挣得赶不上花，在城里住，啥都花钱，上茅厕一个月都要交钱呢。吃的全要买，孩子们读书要钱，今天这个费，明天哪个资料，基本上每天都要钱。房租、电费、水费，光这几项哪个月下来没有二三百能行。在城里住，还不能象在村里一样，有个穿的就行，人家穿贵的，你至少要穿的新一点，孩子们也不能让他们委屈了。在村里的话，这些开销都可以俭省下来，你说能攒下吗！能花钱不紧张就算可以了，在外边揽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几年下来也就是没有债务，这就算攒下了。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早就结婚，孩子都六七岁了。每年回去，都去看看他家。他爱人有一次和我聊天，谈到她的尴尬。她说孩子在城里幼儿园读书，放学家长都去接，人家穿的都很漂亮，自己很寒酸，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去接，只好每天估摸着人家接的差不多了，自己才最后去。她没有文化，一天书也没有读，幼儿园老师每天都给孩子们布置作业，老师把作业打印出来贴在教室门口，让家长每天接孩子的时候抄一份。人家都认字，有的家长就抄，有的家长就用手机拍下来，她自己既不识字，又没有那么好的手机，只能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把纸撕下来带回家，让下班回家的老公辅导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她，说你们回去就不辅导孩子吗，看看你家孩子啥都不会。她说自己在心里鼓捣着，我们都是文盲，怎么辅导啊！她的话过去两年多了，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连她说话时的姿态和苦笑我都没有忘记。
农民把自己最有精力的年华献给城市，他们得到的只是最低的生活，到头来他们还是属于村庄，城市只是一个驿站，他们只能在两者间徘徊。经常听一些回村呆上些日子的人感叹：不到城里没有钱花，到了城里又想回来，你说回来村里，又没有意思，村里不热闹，人都全不在了（外出打工），不好住。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但在心里边又没有把它当成家，这种感情是中国农民当下的一种普遍感情状态。
之十一：知识与乡村
在同老乡们的他谈话中，聊得最多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农民最实际，只有他们看得见的东西他们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本来等待丰收的日子。这两年村里的小学都撤销了，连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四岁（虚岁）就得去镇里或县城上学，人们说现在的孩子从这么小你就得给他投资。孩子小，生活不能自理，家长只能陪读，因此一到开学的日子，一家人就分成几部分，男人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妇女陪孩子读书。人们说：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读成个人才，家长首先必须跟着受累。当问起对孩子的读书计划时，村里人基本一个态度，就是“他们如果学习好，能考上大学的话，家里也供；如果学的不行，那就读个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行了，能睁开眼睛就可以了，现在大学生出来也不是图铁饭碗，还不如早找个活干呢”。我在村里的那段日子，全县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正在大规模招工，同村里一起进去的既有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青年。我调查过的好多人家都有孩子进去厂里的，有几家是大专毕业的。人们在谈到孩子教育的时候，经常就拿这个话题聊。“你说，现在上大学也划不来，出来和人家没有上大学的一样，都去厂里当工人，也没有啥意思。你看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的人就能吃国家的饭了”。也有的人想开些，“读过大学的肯定和没有文化的有区别，同样进厂里，大学生在那里看电脑，没文化的在受苦（干体力活）”。教育成本的逐年升级，就业前景的渺茫，这些社会话题也在村里人的日常话题中出现。农民把教育看成走出农门的一条道路，但当这条道路堵塞时候，他们就犹豫了，该不该继续走这条路，还是绕过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路呢。
村里有好几个老年乡村教师，其中只有一位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其他人都是前几十年的初高中毕业学生，经过好多年的代教生涯以后转为正式教师，他们都已经退休。他们仍然是过着和村里人一样的农村生活，在村庄里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人家，有退休工资，为人处事好，孩子们都有出息。提起教育的时候，人们总会拿这些人说事，他们惊叹“你看人家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多少文化，就能吃国家的饭，现在大学毕业要吃一碗国家的饭都很难”。我在前边提到两家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家里的老人生活还很拮据，孩子读书出来对家庭的回报很小，只能是自己享福。因此，农村人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或者如同我这样还是研究生），但孩子的知识对于乡村来说基本没有用处，他们是拿自己的钱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在此过程中捡了大便宜，而乡村还是照常运转，没有看到这些自己用心血供出来的知识人的回报。
农村的教育和农村社会完全脱钩，农村教育的城市面向和现代化面向对于农村来说，基本作用是零，有时是负数，因为农民为培养大学生，已经是筋疲力尽。在村庄里，有三种家庭经济困境要高利贷，娶媳妇，治病和孩子读书，这也是农民家庭致贫的三个主要原因，而只有读书对于整个农村来说是纯粹的资源外输。农民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几个能回来的，这样农村教育就在各个方面和农村社会脱节，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不是一种有机构成，而是出现了完全的断裂，这种断裂严重影响到教育在农村的地位，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看做一项沉重的负担，而没有看到教育的真正好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农村教育是一个极其扭曲和严重不合理的教育安排，这种教育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两个层次）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反思现在的农村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让知识对于乡村来说也是一种正面的资源，一种对于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持和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来说有用的东西，这应该才是农村教育的真正取向。刘铁芳先生的提示也许是一个方向，“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先在性的简单的二元价值预设（这并不是说漠视城乡差异），放弃那种居高临下地俯视的姿态，尽可能地消除作为说话者与乡村世界的隔阂，把乡村教育的问题同等地纳入我们的教育的“视界”中来，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去更切实地关注、倾听、理解那个世界的教育处境与教育要求，以那个世界作为我们论说其教育问题的基础与背景，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同时也面向乡村生活事实，真实地表达乡村世界的教育理想与期望。惟有这样，我们的话语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世界的教育话语，我们的言说才可能是有“根”的言说”。（《读书》2001年第12期）
让教育成为乡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知识在乡村的沃土上生根发芽，这才对得起农民的含辛茹苦，这样才能恢复知识和教育在农民心中的地位，这样知识和教育在乡村才有尊严，这也是知识和教育的本质所在。
之十二：村庄里的老年人
村里有一半的中青年外出打工了，我调查中碰到的最多的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老年人出去打工没有人要，他们只能呆在村里，帮儿女看看家，把自己和儿子们的地种上。当我问道一年能有多少收入时，老人们大都说：能有什么收入呢，咱们这地能打多少粮食，白受苦。很多留在村里的老人说自家一年就两三千收入，有的说连两三千也不到。他们地里收点粮食蔬菜，就给在附近城里打工的儿女带去，儿女们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回来住住。他们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不消停。我在前文多次提到六七岁的老头还出去种树赚钱，因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也是农民，种地或者打工的收入仅仅能养活自己现在的家庭，基本无暇顾及老人。在调查中，许多老人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连累儿女，因为他们也不宽裕，自己就将就着活，只要儿孙过的好，自己无所谓。和他们聊天，他们几乎不抱怨自己的困境，而全是说儿孙如何如何，孩子过的好，他们高兴地夸，孩子们有困难，他们在背后叹气，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退休老干部。
那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走访了两户人家，都是两个老太太，老头已经去世，自己过。走进一处老院子时，迎面来了两个十来岁打的男孩，穿的开裆裤，浑身脏兮兮的，口水一直流，一看就知道这是两个傻孩子。院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当我问谁是主人时，她说这就是她家。原来，这两个男孩是市福利院的孩子，她叔叔是福利院的头，就给她找了这个照顾孩子的活。照顾两个孩子，一个月给她700元，但孩子的一切开支都在这点工资里。她说只好节约着点，孩子就有啥吃啥，穿着又没有讲究，他们也不懂。我在她家的时候，她女儿正来村里看戏，帮她洗衣服呢。她在和我聊天时，一直提到自己有个还很小的儿子，说老头去世时，孩子才几岁，自己照顾那两个福利院的孩子就是希望赚点钱供儿子读书。当时我纳闷，她已经六十几岁，怎么还有个读小学的儿子呢。后来在村里听说，她前几年在帮福利院照顾一个孩子时，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她就收养为儿子，孩子现在已经十来岁，在福利院的学校读书。和她聊完以后，我来到她家坡底的一个只有一间很旧的石窑洞的院子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的炉灶前做晚饭，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位和她差不多的老太太。白发的老太太是主人，男孩是他读高中的孙子，另一位老太太是她妯娌。老太太已经完全聋了，她的情况是其他两个人给我讲的。老太太三十几岁就死了丈夫，自己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今年七十几岁了，还自己种着十来亩地，从来不让其他人帮忙。男孩说，他爸爸不让老人家下地了，要求老人家搬过去和他家一起住，但她死活不肯。男孩告诉我，她奶奶是为他家担心呢，因为他家和其他叔叔家都是农民，日子也不好过。
我在前面也提过，父母在给儿子结婚时，大多要借很多钱，有的甚至要高利贷钱，而这些钱在儿子结婚以后，往往由父母偿还，只有少部分是儿子承担。当给儿子娶过媳妇时，大多数人已经五六十岁，几十年的重体力活已经使这些受苦人提前进入老年，他们已经不能同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即使出去，也只能干一些赚钱很少的活，比如我在前面提过的“种树”等营生。因此，很多老年人虽然老了，但他们还消停不下来，农村老年人几乎没有退休享受老年生活的机会。而越老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越差，这是我在调查中强烈感受到的。村里的低保指标也基本上是给了这些老年人，这区区的六七百元基本上就是他们能支配的钱，有些老年人还拿不到低保，因此他们的生活更艰难。村里流传一句话，“活着不孝顺，死了唱道情”（道情是一种地方戏种，流传于晋陕蒙甘等黄土高原地区）。就是说，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他们一去世，儿女们就大操大办丧事。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一般人家给老年人举办的葬礼，动辄要花上万元。活着时候老人活得如何好，好像别人看不到，死了把丧事办得红红火火，别人一看就知道。经常听见人们议论谁谁埋葬他父母时，丧事办得如何如何好，从人们的语气中就能看出对“事主”的夸赞和羡慕。而丧事办得小气的人，经常被别人在背后笑话，人们会说：老人就去世的这么一次，他们还把事情办得那么差。但几乎没有听过关于某某如何孝顺老年父母的闲谈。也经常听到人们的笑话：现在社会，这儿子变成老子了，而老子变成儿子了。就是说，人们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从读书到娶媳妇以至照顾孙子，而儿子对于父母却不是同样的回报。
之十三：众神欢悦为哪般？
从九十年代以来，家乡周围的村庄开始纷纷建庙，有的村子是在原有庙宇的基础上补修，有的是推倒重建，原来没有庙宇的村庄就新建，总之庙宇建设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笔者调查的村子的庙宇原来也很好，但还是把原来的戏台撤掉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但把原来古色古香的味道已经丢了，看起来很不舒服。老家周围的几乎每一个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庙，除去人口很少，实在无法承担巨额费用的那些村子，比如笔者的村子，就是数的来得及个没有新建庙的村子之一。但是即使没有新建，还是进行了小幅度的维修。关于新修庙宇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几个村子的人说，村里近几年由于各种事故，非命死亡好几个年轻人，这些事故有矿难，交通事故以及工伤等。村里人就怀疑是不是庙里的神不保佑自家村里的人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解释。
一般的建庙是由村里的能人组织，建好以后举行开光仪式。开光仪式前，村里以神的名义给与村里有关的各种人发送请帖，这些人包括村里现在居住的每家每户、村里嫁出去的女儿（有的村考虑到经济问题把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妇女排除在外，有的不排除）、村里搬出去的人家、村里通过读书等途径走出去的人以及在村里工作过的人。今年在调查的时候，邻村举行开光仪式，村里还请了乡里的领导和各个村委会，规模很大。开光仪式上清道士主持，在那几天村里要唱大戏，而且一般唱好几天。请来的人给庙上自愿上礼，然后吃一顿饭，上礼的人和礼钱数目挂在红布上向神和人公布。调查完往学校返的时候，路过原来的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子（后来撤乡并镇，乡政府取消了），村子正在开光，把原来的庙宇推倒重修，二层小楼全部用琉璃瓦包装，显得不伦不类。车上上来几个村里在县城打工的人，他们给庙里上完礼后返回工作地。几个人给车上的熟人介绍村里修庙的过程，原来，开始商量修庙的时候，有个人不敢承担，怕集资不起那么多钱，另一个人应承下来。结果开光仪式上收到十九万礼钱，而总共开支才十二万，一下子剩余了七万。他们还介绍了村民上礼的情况，说得津津有味，我也倒乐意他们说。一般的人家只要在外边打工，虽然不太富裕，也上一千元。混得可以的人家两三千。他们提到村里在外面混得很好的一个人，上礼时，一下子拿出一万几，包括他自己和几个儿女的。说得时候他们漏出羡慕的样子，听得人也差异得很，因为很多人家一年收入都没有这么多。他们也提到几个吃国家饭的人，才拿出一千块，意思是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吝啬啊。周围的村子都在建庙，那些没有能力建的就很有压力，好像这个村子正在衰落中。
与村村轰轰烈烈建庙热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村庄里陆续关闭小学，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村庄，平时连一百口人都不到。村庄里除去新修的庙宇外，基本没有新建房屋，已经建好的都在那儿空着，到处是长满草的空院子。可以说村庄里呈现出“众神欢悦与人气消沉”的矛盾景象。
随着当地施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和土地收入的低下，村庄里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但由于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体力为生。他们只能下煤矿、进工地，而这些往往都是很危险的活，村庄里伤亡的人也大多数是在这些工作中发生的。很多人是用命在挣钱，调查时，村民们叹气道“现在除去下煤窑，没有好赚钱的活，下煤窑就凭命了”。农民走出村庄求生时，几乎没有依靠的对象，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家村里的神庙，神庙成了村民的“社会保障”。国家的社会保障是在人们出现困难以后提供的，而对于农民这个二等公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是口号上的“工农联盟”。在国家保障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把目光投在村里的神庙上，祈求自家的神庙保佑自己不出事，能平平安安地挣钱。这是一种“事前保障”，完全不同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后保障”，这是当地农民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的一种策略，是“靠人’无望下的“靠天”行动。
当地传统的宗族势力很弱，人们的宗族观念很淡，很少听说有家谱和宗祠的人家，村庄里唯一权威中心就是村庙。随着一部分人走出村庄赚了一些钱，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没有展现自己的机会，村庄仍然是他们的意义所在。因此当村庄里建庙开光时，他们一定要回到村里，在村庄的舞台上才有人承认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很多人在外面打工，但收入根本不可能使其把根扎在那里，村庄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村庙作为村庄里最重要的事物，成了村庄认同的标志，只有在村庙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在村庄的位置才突出来。
之十四：成为历史的“好苦水”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把自己叫做“受苦人”，“苦”在当地的意思就是“体力”，受苦也就是靠体力为生。传统社会，一个农民如果被别人称为“有苦人”、“好苦水”，那是对他的肯定，因此“苦”在当地是一种价值。一个有苦的年轻人在找对象时，也是很吃香的，女方认为跟着这样的人吃不着苦头，可以享福，因此当地人给女儿找对象，除去考虑“门户”和“狐臭”以及人性外，就算“苦”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硬条件，一个被别人背后称做“没苦”的人是不会被考虑的。在调查中以及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中，我亲身感受到人们对“有苦”的认同。我在前面提到那位老农，村里很多人向我提起他，因此他家也就成为村里好人家的标志。
今天，“有苦”开始逐步退出人们的认同范畴，人们开始注重一个人的脑子，注重他的手艺。这是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对观念形成的改变，这是适应工商业的要求。90年代以来，当地人纷纷外出打工，而打工如果只靠苦力是很难生存的，只有具备一技之长，有灵活的脑子才能适应外面的生存空间。因此，生存空间的转变也在改变着当地人的观念，体现在对一个人的认同，就是从“有苦”到“有本事”的变化。女孩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男孩有没有手艺，而不是有没有苦。那些只有苦，没有“本事”的男青年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当地“光棍”的主体力量。
调查中， 那些因为工厂和煤矿倒闭而找不着活干的返乡农民工，一开口就是“受苦人不好活，没有技术，只受苦，挣不了几个钱”这样的感叹。因此很多家长当孩子不读书以后，首先就考虑让他们去学一门手艺，因此当他们为女儿考虑对象时，也要考虑男孩的本事，他们不希望女儿找个象自己一样只能凭“苦”生存的人。而农村中现在日子过的最好的也是那些要么有一技之长的人家，要么脑子灵活会做生意的人家，那些只靠苦力为生的人家，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最穷人家的行列。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明显地体现在人们对教育等方面的看法上。农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考上学校，即使考不上，他们也认为有个初中或者高中文化，出去打工也用不着象父辈一样“受死苦”。当地有个大型钢铁厂，我调查时，正在招工，人们通过各种关系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我调查过的好几户人家都有孩子在里面工作，有的人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在里面工作。那些孩子还没有进去的人家正在做着各种准备，比如找关系，准备钱以备托人用等办法。人们每天都向消息灵通的亲友打听招工的消息，有的年轻人干脆在厂子附近住下来等消息。人们说，在厂里工作，比在外面打工强，至少它不会停，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不用担心索要不下挣的钱。坐车返校的时候，车上几个中年人聊到自己的孩子也进去厂子了，有一位儿子也在里面工作的大叔就说“对咱们受苦人来说，进钢厂就很不错了”，脸上还露出满足的感觉。很多家长对自家孩子能找到这样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自豪，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下一代不用象自己那样“受死苦”了。而那些在厂里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了许多只能靠体力为生人的羡慕对象，当然也成了姑娘们恋爱结婚的选择对象。当然，“苦”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否定，如果一个没有其他本事的人，他有“好苦”，那人们还是认可他的，他虽然不能通过苦力赚的流油，至少可以养家糊口。
时代变迁的痕迹可以在许多事件上可以看见，当然更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当地人对“苦”的新旧态度正是时代变迁的要求。“苦”的价值只有在农业时代具有它的价值，农业时代的生产条件和农业的特性要求农民勤劳，要求精耕细作，只有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改革开放使这些在地里翻腾了几千年的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开始从事一种完全不同于祖祖辈辈从事的活。这时他们发现村庄里的“苦”在城市里基本没有价值，城市生存要求其他的本事，“苦”这个村庄里的最大价值面临贬值，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本事，他们开始考虑除去“受苦”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工商业时代要求技术，要求生意脑袋，农民们慢慢地懂得这个规矩了，他们开始把“苦”放在老家的窑洞里，寻找新的门路，同时开始给孩子叮嘱“要念书，要学手艺”，而“好好受苦，干活有点苦”的唠叨已经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
之十五：婆媳关系两重天
调查中经常听到当了婆婆的中老年妇女的抱怨，他们说，现在的儿媳妇可难对付了，尤其是刚娶过不久的新媳妇。他们说，这些新媳妇在婆婆家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早晨八九点才起床，起来之后等着吃早饭（当地早饭在九点左右，晚饭在下午四五点，夏天晚上七八点还有一顿晚饭，冬天就没有了，只有两顿饭）。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妇女告诉我，她那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和媳妇这几天回来住几天，结果人家媳妇嫌家里的饮食太差，一直抱怨。大婶和我抱怨说“他们不知道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吗，干脆就别回来，回来我伺候上他们，还要受气”。如果遇见懂事的媳妇，她们还会帮助婆婆干点家务，可是碰见那些教养不太好的，那婆婆就得受累了。一般人家不会让新媳妇下地的，但有的新媳妇连家务都不自己干，一切都推让给婆婆。当地近年来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女孩找对象，首先问对方的父母是否年轻，就是四五十岁左右，这样年轻的父母是她们理想的公婆。当问到为什么要考虑年轻公婆时，许多人说，公婆年轻的话，结婚以后可以帮自己很多，比如干地里的活、照顾坐月子、带小孩等活。也的确是这样，儿子一结婚，婆婆公公就消停不了，如果儿子媳妇在村里种地，他们老两口就得帮助田里和家里的事务。如果在附近的城镇打工，他们要经常给儿子媳妇送粮食蔬菜。倘若有几个儿子，他们还得小心谨慎地在几家之间周旋，以免人家说自己不公正。在我调查的最后一天，在村里碰到一个老太婆正和别人聊她的儿媳如何对她苛刻，聊天时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从她的话里得知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原来她已经帮媳妇干了很多忙，媳妇不领情，反倒和她在钱上发生纠纷了。她动情地说“太没有良心了，回来吃上我的，还要我受她的气”。
有些父母年龄大，自己也很死板的年轻人就成了村里的老大难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就处于弱势地位，周围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本地媳妇，花钱买外地媳妇，结果被骗了个精光。这样的年轻人即使找到媳妇，也是婚姻市场上的淘汰者。在我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两户这样的人家。一户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和夫人都已经快七十岁了，唯一的一个儿子性格老实，长相有点丑，因此一直找不到媳妇，最后娶了同村一个智力低下的姑娘。可惜的是，生下的两个小孙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点痴呆。老夫人一个劲点叹气，同我说“你看我家的儿子不中，媳妇孙子又是那个样”。另一户人家有两个三十几岁的儿子，老头和太太都六十大几岁。两个儿子一直找不到媳妇，前几年村里跑来一个有神经病的妇女，他家老大就收留下当媳妇，而这个神经女人经常发疯乱跑，他家没有少操心，有一次她都跑到对面的陕西去了，花了很多钱才找回来。
当问到为什么这么宠爱媳妇时，这些婆婆诉苦到：你说，现在娶个媳妇多费劲，花上七八万，就是让她在咱家炕上坐住，你和她闹翻，儿子不是要打光棍了吗？只要他们两口好好的，我们老家伙受点苦没甚。娶媳妇成本的高昂是这种婆媳关系的一个原因，这是乡亲们自己的解释。他们怕这么费劲娶进门的媳妇走了，自己家没法再娶一个。很多人家娶一个新媳妇要花七八万，这么多钱要靠向亲朋好友借和高利贷来筹集。这是一个原因，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我暂时还说不出个究竟来。
回想小时侯外婆一直讲她如何当媳妇的经历，在看今天发生在这些老年人儿孙身上的事，是会形成两重天的感觉。外婆经常说，她们那时候当媳妇，可栖惶了。她回忆说，每天早上起来要先把婆公的夜壶给倒掉，然后开始做一大家人的饭，婆婆就只坐在炕上等着把饭端到她面前。平时的衣服也要媳妇洗，媳妇不仅要干地里的，家里的也全是媳妇的活。什么时候要等到其他兄弟娶了媳妇，这些新媳妇才能帮着分摊点活。如果干的不满婆婆的心事，婆婆还要打骂。而奶奶当童养媳的故事更惨烈，童年就失去双亲的她被家族里的人送给邻村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有一年大冬天，婆婆让她去沟里洗被子，因为没有人教导如何干活，她就把整个被子放进河里，结果把整条被子洗的不象样子，回家后被婆婆打个半死。她把这个故事向她的儿媳妇讲了很多次，以至她的儿媳妇感叹起今天的婆媳关系时，常常拿起这个故事对比新旧两重天。她们讲述的应该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故事，离今天也就五六十年，当他们的儿女当了婆公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于父母辈。
共产党建国后三十几年的运动应该是这种婆媳关系翻天的主要原因，运动年代里的造反事件以及其他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这导致婆媳关系的平等化。因此，调查中这些满狐牢骚的中老年妇女对她们当媳妇的经历比较满意，她们当媳妇的年代正好处于运动年代或者运动刚过，那时侯的婆媳关系基本平等。而当她们当婆婆时，却来了个大翻天，变成了婆婆孝顺媳妇的时代。因此，三代人的婆媳关系历程在六十年里经历了三种天地，即儿媳孝顺婆婆——婆媳关系平等——婆婆孝顺儿媳，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实际的情况有点差别。
婆媳关系的大变化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但这种婆媳关系的不对等性，也显示出一些矛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于外婆当媳妇时代的婆婆来说，是一种欣慰，一种熬到了头的感觉。而对于今天的婆婆来说，又有许多矛盾的感情，她们先是发愁儿子什么时候能找个媳妇，娶了媳妇以后又是发愁如何讨媳妇欢心，今天的婆婆是有点不好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