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安徽东部T 村，向城市流动的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二元化，流动带来了乡土社会双重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格局中，农民经受着既非市民亦非农民的身份认同困惑，以及对未来预期的高不确定性。对城市和乡村的不确定预期，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流动来增加保障。不确定性造成农民发展风险和成本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引发农民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关键词：流动；乡土社会；双二元；不确定性；T 村；社会形态
近年来，涉农现象和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诸多学科流行起来，尤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政策口号被提出来之后，涉农研究热似乎再度升温。各种关于“三农”问题、农民工权益、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和新农村建设等话题或课题，成为公众和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乡村社会究竟何去何从，已成了公众、学界和政界关心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是，人们在对农村问题关注的同时，似乎也存在过度焦虑之嫌，甚至给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而对那些表象背后深层结构问题所作的理性分析和反思稍显不足。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当前结构性变迁给中国乡土社会所带来的影响，重点分析结构转型中的乡村双二元化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的不确定性，并将其视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和制约着乡土社会的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将为认识和理解“三农”问题提供一个视角，同时为探寻解决这些问题路径提供经验背景。在对安徽省东部一个自然村落－T 村的经验考察基础上，本文试图解释乡土社会双重二元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给乡村社会及农民的发展带来怎样的不确定性。诚然，T 村的社会变迁经历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社会事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和理解这一事实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可能的影响。
一、问题及意义
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症结在何处？又会有何种影响？几乎所有农村研究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然而，较多研究停留在对表面问题的考察，或急于给出解决问题的良方，而轻视了从经验中归纳出理论解释，以深化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像对城市下岗失业问题的研究，仅仅从政策技术的层面来探其原因和对策，将存在较大局限；如果从深层结构上去探寻理论解释则能开阔视野，达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效果。
较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属于结构变迁的过程，既是结构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个体的社会生活既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同时也参与了这一过程。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转型，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1]同样，就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而言，与宏观的、深层的结构转型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结构转型的视角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虽然，在农业经济学领域，有一种制度决定论倾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产权制度，1980年代推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解决了农业低效率问题，如果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就会有利于一系列“三农”问题的解决。[2]但是，“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尽管经济问题非常重要。早在对苏南江村经济的考察中，费孝通就发现土地制度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土地和农业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农民和乡村发展来说，工业或非农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费孝通从工业化大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中概括出乡土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实质。基于这一认识，费孝通总结了乡村发展的“苏南模式”，其核心就是乡村工业化，或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发展道路。[3]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是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而是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结构转型会伴随新的现象和新问题。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社会史和经验考察后指出，农村出现的“过密化”现象，意味着农村改革只带来了增长而没有带来发展。“过密化”问题预示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既不适合走自由市场化道路，也不宜走集体化道路，而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4]但是，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黄宗智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新乡村建设学派认为，乡村发展的关键仍在农村，所以他们主张通过新农村建设运动来推动中国乡村发展。例如，林毅夫提出，中国农村市场范围广大，潜力巨大。如果建设好农村市场，将给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带来新的动力。[5]温铁军极力倡导新农村建设，认为中国多数农村仍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难度大，农村人口又不能全部进入城市，因此，只能以农村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农村社会资源来促进自身发展。例如，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乡村社会的和谐。[6]
那么，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形态究竟怎样？发展所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本文正是要通过对安徽省东部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描述和揭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乡土社会出现的双二元化的转型。这样的一种转型形态突出地表现为诸多村庄处在高流动性之中，即现在村庄已经失去传统村落的稳定性、封闭或半封闭性以及单一性，村庄社会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和回家，表现为明显的摆动性和二元化形态。此外，在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方面，出现了既有受市场制约和调节的经济活动，又有为了生计和遵循传统或受社区压力支配的行为，乡民们越来越难以对其未来有较稳定的预期，社会心态犹如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停地摆动那样，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二、T 村概况
T 村是安徽省东部的一个自然村落，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T 村人主要生计模式为稻作生产，农业主要靠种植水稻和油菜，一年两季，一季冬油菜，一季杂交中稻。主要经济作物是花生、大豆、甘蔗和西瓜等。副业主要有外出经商务工、渔业、水产养殖和建筑业。
T 村有200多户人家，人口900多人，劳动力400多人。T 村是一个多姓村，但主要有俞、王、张、陈四大姓氏。村内居民之间有较密切关联，或有远近不同的血缘关系，或结成礼俗性的关系。
T 村居民的聚居格局呈“一”字形，村内住户的房屋排成一个长条，多数人家的房屋都连在一起，左邻右舍共享一面墙，因此，邻里之间的关系既有密切的共生关系，又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住户来说，在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尽量多争取一点。但是由于邻里之间的紧密相连，其中一户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是矛盾或冲突。
T 村的历史较为悠久，传统习俗得以较好保留，各姓氏的家谱得到保留和重修。在村落文化中，人们不断地传承和建构各种民风民俗，并在民风民俗的维系下，有序地生活。正如其它一些村庄一样，赌钱是村落文化的重要构成，赌钱有两种：一是赌博性的赌钱，另一种是礼俗性赌钱。因此，对于村民来说，赌钱的功能也是两方面的：一是影响再生产的消极功能，另一方面是有利于社会认同和驱使人们努力挣钱的积极功能。[7]
总体来讲，T 村是一个经济上较为富裕，文化上较为传统但同时又是受城市现代文化影响较大的村落。
自从1980年代中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也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可能就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广大的农村居民走出了温饱问题的困境，开始向小康社会努力。然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没有在意与物质生活水平变化相关联的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结构性的变迁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
三、城市与乡村：“两栖”生活
在T 村，人均责任田面积约1亩，亩产水稻有600公斤左右，油菜籽200公斤。在1997年前后，据农民们计算，他们的农业收入大概相当于亩产水稻的收入，油菜籽的收入可以抵消各种花销和成本。而且，当时的稻米价格相当高，一般人口在4-5人的农户，年农业纯收入7-8千元，再加上其它副业收入，接近万元。
因此，在1997年前后，村里虽有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但毕竟还是少数。那时，外出的人大多数都不算是真正的农业劳动力，因为他们多是刚刚从初中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不会干农活，也不愿干农活。所以，家长只能让他们出去闯一闯，要是能糊糊自己的口也算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父母并没有指望那些年轻的孩子挣到大钱。
此外，1990年代外出打工的还包括一些有手艺的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可能还没有初中毕业，就学手艺了，这些人都曾经外出搞建筑、装修。
到2007年，村里外出打工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流向城市，只有一半人且他们多为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以往长期在家做田的农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还要出去的中老年劳动力，也开始纷纷外出，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操起他们以前并不熟悉的生意来。
[个案1：YCB ，男，46岁]
初中毕业的YCB ，成家后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以前，一家人一直住在村庄里，种几亩田地，同时也在流经村庄的河里放网捕鱼。每年的农业收成加上渔业收入，让他们一家在村子里的生活算是较富裕的。YCB 也还曾经被推选为行政村里的片长，即负责行政村的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管理事务，相当于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长，每月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劳务补贴。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读完初中以后，孩子就没有继续读高中了。在T 村，父母对孩子读书顺其自然，如孩子成绩好，觉得能考上大学就让他们读，成绩不好就让他们早点出去闯。他们就先让大女儿出去帮熟人做小吃生意，后来，夫妇觉得在家务农和经营渔业的收入与村里外出做小吃生意的人相比，差距太大。这一点在每年春节期间，大量外出的村民回来时在赌钱活动中显现得尤为突出。外出的人在赌钱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越来越底气不足。
在小儿子读完初中后，2006年，一家四口全部出去到上海杭州一带的城市寻找摊位，并最终在杭州经营起小吃生意。2007年，他们一家在城市的生意做的很顺利，YCB 也很满意地说：“现在不能在家瞎混了，必须好好干几年把儿子的楼房盖起来。”在T 村，给儿子盖楼房或准楼房，是给孩子找对象的必要条件，没有像样的房子男孩是找不到对象的。
其实，YCB 并不熟悉餐饮业，而更熟悉农业和渔业的技能，而且也习惯了村庄里的生活方式。追求收入增长和子女就业的压力使得他们到了壮年时代还要选择放弃主业、离开村庄，去陌生的城市淘金。
类似个案1中的情况在T 村较多，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村民生活形态，这一形态所表现出的特征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农民流动不同，他们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流动者年龄偏向多元化。以往外出的村民以青年人居多，他们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年轻人即便没有手艺，亦可做做小工。如今，大量的壮年即40－60岁的劳动力外出做生意或打工，年龄较长者通常帮助子女做些杂事。所以，目前村落生活越来越边缘化。
2）整户流动者增多。目前T 村人向外流动模式已经从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模式逐渐向整户流动的模式转变，如家中有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在校孩子，父母常常将他们托付给老年人来看管，越来越多的人在孩子读初中或初中毕业时，就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做生意。整户流动之所以增多起来，一方面是外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需要，村民外出经营的餐饮服务业，属于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家庭成员的参与，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整户的流动使村民可以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3）彻底弃耕或弃农的流动者增多。村民向城市的整户流动，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在村里的农业经营。在粮食价格较低且需要交纳农业税费时，弃耕的田地通常由较亲近的亲属或邻居选择较好的部分耕种使用，使用者不需要缴纳租用费，最多代承包人缴纳相应的灌溉电费，因为灌溉电费是按照田地规模来收取的。如今，农业纯利润相对有所提高，所以，田地使用人一般会支付给承包人大约每亩140元的使用费用以作回报。
4）流动者“两栖”生活方式更为突出。随着大量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及整户流动现象的增多，流动者的生活方式的“两栖”化和漂动性增强。对于像个案1中的主人公那样的流动者，村落的根基意识已经形成，无论他们漂向哪个城市，都会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核心家庭的家长，为了孩子和更高的收入期望，当他们每年回到T 村时，又会越来越感到重操旧业－农业已难以实现其收入预期，使得他们又不得不向城市流动。
因此，目前较多村民的基本心态是，向外流动的趋势只会增强，不会减弱。流动趋势增强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城乡差距和比较利益的存在，而且也有从众心理的作用；此外，流动网络和信息的形成，为他们外出流动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目前，尽管流动者外出的决心和信心都在增强，而且整户流动的人也在增多，但在行为和情感倾向上，他们似乎始终又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根基，这种心态并没有产生实质变化。尽管有些流动者有在流入地购房定居的冲动和打算，但他们仍然是首选在自己的家乡把房子建好，而且在逢年过节时，还是要回家乡。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的结点毕竟还是在家乡农村。再者，目前的城市政策，尤其是户口政策，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他们没有当地常住户口，在各方面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麻烦。因此，他们无法形成对经营地的“根”的感觉，而飘浮的感觉可能更容易产生。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乡村的流动者选择了两地漂流和摆动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流动的经历和外面的世界已经让他们形成漂的惯习，因为他们对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较低。另一方面，农民对在城市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有着不确定的预期。虽然，每年春节之后他们都会抱着较高期望向城市流动，但并不知道实际的遭遇如何。在城市经营活动的成果不仅受市场和自己经营策略的影响，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来自流入城市的管理措施，如果城管因为形势需要出台严厉措施，他们就没有摆摊设点的机会，也就失去收入来源。所以，流动者是在没有明确制度框架下流向城市的，因而他们的预期也不确定，他们只是不断地在与城市管理者进行着博弈。
四、大市场与小村落：吸引和排斥的二重奏
大量村民外出流动的趋势，反映了农民行为的市场化倾向。农民已经不仅局限于农村域内小市场，而走向更广阔的大市场。他们四处奔波，目的是为了寻找市场机会。
此外，大量农民弃耕弃农而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从另一侧面也表明他们对农业市场机会不再抱有较高期望。尽管这里的农民也非常懂得，甚至是善于根据市场来调节农业的种植结构，但大的环境或市场并没有给他们更高、更稳定的期望。所以，不少农户还是果断地放弃农业，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的行动犹如舒尔茨所说的那样，也是理性的，在能够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他们也按照经济理性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也就是说，农民也懂得根据市场化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农民之所以到外面的大市场寻找致富机会，也说明城市大市场蕴含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城市快速建设过程中对大量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T村人外出主要经营的就是饮食服务业，而且他们的服务对象又主要是城市的流动群体。由此可见，城市流动性的提高本身又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城市的快速扩展需要来自乡村的劳动力。
流动或进城打工做生意，意味着农民经济与社会行为选择有市场化和城市化趋势，但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大背景似乎又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甚至排斥农民的这一倾向。封闭性的认同和制度壁垒使得农民不得不保留着传统行为方式，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农民的消费方式上。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在城里打工和做生意富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寄希望于在城市再发展，而且对在城市经营和生活的未来非常茫然。所以，农民挣了钱后，较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在村里建起一幢比别人更加阔气的大楼房。尽管他们一年当中很少在家居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住，但还是尽量把房子建得更好一些。在个案2中，或许我们能看到农民与村庄和城市的关系的特征。
[个案2：WKL ，男，38岁]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后，一天农活也没干就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一开始在菜市场做些肉类的批发生意，后来学了烹调手艺，做起早点小吃。积累一定资本和经验后，在北京朝阳区租了一栋小平房开起了小饭馆。虽然小饭馆利润不算高，但生意相对稳定，每年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到目前他经营这一小饭馆已近二十年了。
WKL 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是在北京出生的，大孩子是女儿，现在读初二。两个孩子都是在北京上的小学，2006年，女儿要上初中，一者因为借读学校难找，二来借读费很高，三来在北京没有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所以，他不得不把女儿送回家乡安徽的一个亲戚家寄居和借读。女儿在离开北京时非常痛苦地问他们：“我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为何就不能在北京读书呢？”WKL 说他也很无奈地告诉女儿，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中学供她读书。后来，由于女儿离开父母非常想家，常常打电话来哭诉，让他们夫妇觉得非常心痛。于是2006年，他们决定在芜湖市买一套房子，因为那里可以解决户口和孩子就近上学问题，2007年，他回去把房子装修一下，带两个孩子到芜湖市读书，北京的饭馆又不能放弃，暂时只能让妻子撑起来。
其实，WKL 的父母早已就为他在T 村盖了楼房，为结婚准备的。后来，T 村所属的镇有开发计划，他又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门面房，当时，他想在北京如果生意做不下去时，还可以回到家乡做点小生意。积蓄了一定资本后，城市商品房可以自由卖卖，而且增值较快，所以，2006年他到附近的芜湖市买了一套商品房。
当问及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想到在北京买房和长期发展这一问题时，WKL 说：“我们不像你们（指正式职工）在城里有铁饭碗，我们是能干一天算一天，老了干不动了还不是要回到农村来。”
从个案2的经历看，部分村民已经从摆动式流动走向较固定的定居、从简单的体力劳动走向小资本经营，但是，在他们的认同里，似乎对所经营和居住的城市仍然是不确定甚至保留着对村庄的认同。一般的观念认为这是农民传统观念影响所致的，其实不然，造成已事实上市民化的农村流动者认同危机的原因应来自于他们所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在城乡二分体制下，城市对村民的体制排斥的事实以及外出的村民对制度变迁的不确定预期，无疑让那些流动者对自己在城市经营和生活的未来无法确定。为了规避这种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流动者的选择是尽量在多处建房和购房，因为他们对自己最终的归宿没有把握，他们仍然想到将来要回归故里。
在个案2身上，突出体现出农村双二元化转型的特征及转型中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村落居民极力冲破城市－乡村二元边界，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城市非农业部门对农民形成巨大的引力，驱使他们从小农向非农业的转型。但是，现实中的二元体制并未允许他们实现彻底的转型，从而使得他们产生认同上的危机，即既非村民又非市民、既非农民亦非职工的双二元化认同结构和现实。
此外，对农业及农村发展的不确定预期成为大量村民向外流动的重要动因。这一点在个案3中或许得以体现出来：
[个案3：ZZH，男，43岁]
ZZH 初中毕业后，在村小学当了10多年的民办教师，妻子也曾在同一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学校进了一些师范毕业生，学校只聘用ZZH 而辞了其妻的工作。小学代课教师的工资目前每月600元，以前更低。
ZZH 有一个儿子，孩子上初中时，他们在村里当代课教师兼种田的收入，除去日常生活、孩子教育费用及人情开支后，每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如果孩子能考上大学，供他上大学的费用都没有。于是，2003年ZZH 做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就是跟随其妻妹的丈夫来到北京建筑工地打工。人到中年还改行，对他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他需要适应从稳定生活向漂泊生活、从脑力劳动为主向完全体力劳动转型的艰辛。
前几年，ZZH 打工的工资每天也不过45元，现在，他帮助包工头管理一些账务和监理工作，每年纯收入达到3万左右。在村里民办教师的位置由妻子暂时顶替，他还一直关心民办教师转正的事，必要时还回家参加一些资格考试。ZHH 在谈到为何决定出来打工时说：“还是乘自己能干动的时候出来试试，尽量多挣些好养老吧。”
个案3中的ZZH 代表的是另一种特殊典型，即一种农民身份非彻底转型延伸出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位民办教师，虽然从事的非农职业，但其身份并未从农民身份转向非农身份，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让农村较多非农职业群体对未来有较多不确定预期。其实，ZZH 外出并非他不愿当小学教师，亦非纯粹为了挣更高的收入，关键是没有一个稳定制度让他清楚地看到这一职业的未来。由此可见，农村社会的高流动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角色认同的危机，即人们不能明确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来自于农村社会制度框架的缺失或制度边界的模糊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社会在变迁转型，可影响人们行动选择集的制度并未变迁或变迁迟滞。人们既能够冲破旧制度的藩篱，但旧制度的藩篱依然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变迁悖论现象是乡土社会角色紊乱的重要原因。
个案3也折射出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对乡土社会的发展信心在不断下降。村民流动群体范围向壮年及其他稳定群体的扩展，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对乡村发展的预期越来越低。以往那些一个家户所离不开的顶梁柱，不太可能长期外出打工，如今纷纷放弃以前的主业向城市流动，这其中虽有城市高收入机会的拉动力在作用，同时也有乡村发展现状的推力在作用。虽然农民流向陌生的城市也存在对收入和未来预期的较多不确定性，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流动，这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农业收入和农村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更大。
大量向城市流动的村民，既在追求比较利益或更高的收益，同时也在不确定之中漂泊，即纯粹为了流动而流动，因为他们也明白，外面的世界并不一定很精彩，外出打工并不一定比在家种田好。但是，当乡村社会处在低成长性、高不确定性状态下时，人们向外流动已成为一种风气，选择外出也就成了从众行为。在T 村，确实有较多的外出流动者能够挣到较为可观的收入，但同样有较多的人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淘金梦，那些在城里挣不到钱的人，通常就呆在城里，宁可在城市承受艰苦生活的压力，也不愿回村过安稳舒适的日子，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他们中有些人已多年没有回家。那些挣了钱的成功者，一般都会衣锦还乡，至少在春节期间他们都要回到村里；而挣不到钱更愿选择在城市“隐居”。
五、双二元化、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伴随着村庄流动性的提高，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传统的行动和习惯行动仍保留重要意义。因此，从社会行动结构意义上说，农民的社会行动并没有随着外出流动而走向彻底的市场化或理性化，相反，由于受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及传统因素的制约，农民在行动选择中仍保留一些传统行为取向，例如，多数流动者生产经营在城市，消费在乡村，而且消费结构简单化，即盖新房、为儿子娶媳妇和赌钱。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的行动结构出现市场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双二元分化的格局。
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看，随着村内居民外出流动的增多，平常留在村庄的人大多是年老体迈的老年人和年幼的儿童，而青壮年的劳动力，呆在村里的已经越来越少。这样也就形成了流动者与留守者、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的二元化分化的格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流向城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摆动，因为他们并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城市社会体制之中。所以，流动者所经历的既非市民亦非村民、既非工人亦非农民的生活遭遇，就像“农民工”这个似是而非的名词一样，充分显现出这一群体的身份模糊性和边缘化。流向城市或许能够让他们多挣一些钱，有些人也可能富起来，可无论如何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他们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也就是彻底的转型。流动不仅没有消解二元结构，相反，流动给原先的二元结构增添了一层，即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化，由此形成农民生产及生活方式的二元化格局。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打工者，他们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又不甘心死守乡村社会。这一现实可能成为制约农民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一大困局。
乡村社会的双二元化格局之所以成为发展的困境，关键是在这一格局中，当事人所面临的是不均衡博弈以及其中的高度不确定性。首先，流向城市的村民要实现市民化转型，必须面临与城市、国家政策和基于旧体制的身份认同等力量的博弈，很显然，对于分散的流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博弈，要赢得这场博弈实现自己目的，更多地取决于博弈对方的选择，例如流入城市的开放程度和接纳性、国家宏观政策和体制以及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流动，不仅是为了寻找更好就业机会，也是因为这一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所致。
此外，越来越多的村民一方面希望离开村庄去外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主要资金消费在村庄，尽力修建新楼房却很少居住。而且一些流动者在非工作地城市购买商品房，也可能存在不在那里居住的现象。流动者之所以花如此大成本在多个地方建房买房，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确定的预期，只能看以后哪里环境更适合生活和发展，就可能在哪里定居。但现实情况则是，他们仍在打工地和村庄之间过“两栖”生活。
至于T 村向外流动群体范围之所以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比较利益的拉动，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于乡村社会的推力在不断增强而不是减弱。那么，乡村社会的推动人们向外流出的力量又源自何处呢？这可能与村民对农村收入及农村发展的预期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关系，农民对农业收入增长和村庄的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再加上他们被列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使得他们不得不趁早为将来而四处奔波。
乡村社会双二元化格局的出现，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中突出体现在生活、生产及文化教育等方面。流动带来了家庭的分离和分化，许多流动者不得不与亲人分居，年幼的儿童也只好留守在村里与爷爷奶奶们一起生活，并在农村小学上学。因此，许多老人和孩子必须承担支撑村庄家庭的重担。
在农业生产方面，随着人们竞相外出做工或做生意，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规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农业生产渐渐失去了信心，而要让这些外出的人重新树立起对农业的信心，可能是相当困难的。
高流动性和高不确定性状态，使得大量流动者的心态处在浮动不安定之中，同时出现身份认同和角色意识的模糊及危机。人们既有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模糊认同，也有对自己村庄的模糊认同。当城市体制在排斥或拒绝他们时，乡村又缺乏引力甚至可能排斥，正因如此，一些在城市淘金挫折者更不想回家。
T 村的经验表明，农民的流动并未消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二元体制和政策的维续，随着流动的增多，使得乡村社会面临城市与乡村、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二元化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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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06BSH012）资助，谨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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