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舒惠国主任、段会长、李省长，还有迟院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来自挪威的各位尊贵的朋友，大家早晨好！
首先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第65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改院的业务指导机构，我们注意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中改院主办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在过去，可以说这个论坛已经成为政府、学界和非政府组织对话、交流、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每次论坛都提出了很多有重要影响的，特别是对政策制订有重大影响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这次论坛要探讨的主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是中国改革发展当中的两个重大的课题，我相信有这么多的专家，有这么多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聚集一堂，通过本次论坛的研讨，对这个主题的认识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深度，我也预祝本次论坛能够获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的改革是发端于农村，可以说农村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过去30年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首先我们大家可以一块来回顾一下，这30年农村改革与发展有哪些主要的成就。
第一个成就就是建立了适合我们中国国情，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农村经济体制。这一方面有三个重大的改革，第一个改革就是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第二个方面，全面放开搞活了农产品的购销，农民就有了一个市场自由交易权。第三个方面，改革了过去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赋予了农民财产的支配权。这三项改革是在经营体制方面农村最重大的三项改革。
第二个成就就是中国农产品的供给告别了长期的短缺，农村经济结构也不断的优化。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粮食生产由7000亿上到10000亿四个台阶只用了18年的时间。另外，农业结构多元化，食物供应多样化，中国人民的营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发展农业已经转变到立足于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口的所有农林产品如果换算成耕地面积的话，相当于我们在国外使用了5亿多亩耕地，当然中国也有大量的农产品、食品出口，也为世界食品安全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成就是中国的乡镇企业，虽然现在很多地方不叫这个名字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乡镇企业的崛起增强了农村经济总体的实力，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个成就就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大幅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现在已经超过40%，农业劳动力就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份额已经降到40%以下。30年前农民种一亩地可以用30多个工日，现在种一亩地不到9个工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四个成就就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这就是刚才迟福林教授讲的农民工群体。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当中，就地就近从事非农产业的，包括到异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起码在2亿人以上，已经接近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
第五个成就就是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联合国UNDP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是倒退了。
第六个成就，我们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迈出了重大的步伐。过去的农村改革中，实际上，第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家庭承包，第二个重大的改革我认为就是税费改革。税费改革解决了对农民少取或者不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引发了农村的综合制度创新，公共财政必须覆盖农村。紧接着是我们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一体化，中国农村下一步的改革，就应该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改革任务。十六大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共识，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政策框架。
第七个成就，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经济上农民是均贫的，政治上是同质的，在文化上是单一的，在社会结构上是极其封闭的，改革以来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先赋型的社会，现在变成后致型的社会，即农民的身份经过后天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向上流动的机率越来越高。农村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同构性的社会，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八个成就，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序展开，农村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国，国家主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国家对农村基层的“控制程度”，和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的职能已经明显的弱化，农村的发展和治理引入了一些新的要素，最主要的就是村民自治，农民表现了空前的热情。
2003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保持好势头。粮食连续5年丰收，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现在农村与国际市场的关联逐步增强，与国民经济的关联也显著增强。现在，我们要防止农业农村形势出现“拐点”，我们注意到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下岗回乡，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从第四季度开始明显的减缓。农民的收入增长是有周期的，这个周期是客观存在的，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周期的变动非常明显，最好的时期是1978―1984年，再就是1992年到1996年，及2002至2007年。现在我们应该防止出现拐点。
我觉得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的差距仍然很大，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惠农政策，城乡差距还在扩大，最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资源配置当中农业处在不利地位，资金大量从农村流失；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当中，农业、农民、农村还是处在不利地位；第三个讲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当中，农业、农村、农民仍然处在不利的地位。这种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刚才迟福林教授讲要扩大内需，消费也是跟收入周期同步的，农民的消费对我们整个GDP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下降的，农村的消费拉动GDP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的在这30年只有5年，都是在1985年以前，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14年，1997年以后没有一个年份超过1个百分点。最近4年8亿农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只有0.71个百分点。要扩大内需，短期之内要依靠农民的消费肯定是很难奏效的，但是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农民消费，我们的经济增长就缺乏一个支撑。
从历次经济周期看，经济下滑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十七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发展清晰的定了位，关于“三农”政策的基本走向确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这些政策，它的核心是集中在四个方面的。这四个方面都是八个字：夯实基本制度基石，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着力解决农村民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
具体的讲，下一步中国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七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继续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很多人都认为农村土地没有流转，事实上中国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高的，我们有个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村出租土地农户的比例为20.2％，东部省份达到27.4％，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1.8％和14.1％。第二，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也包括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双层经营体制的统一经营和服务，不单包括村集体，还包括社会化服务体系，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等等，要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新的农业统一经营和服务体系，这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下一步特别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要引导农民走向多种形式的联合。第三，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四，放宽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国际上推广的新的理念，我觉得中国也要建立一个普惠型的、广覆盖的金融体系。我们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我们做过一个大型的调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农民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贷款。第五个领域就是完善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完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我国对农业的补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要完善我们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效率。第六，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这一方面需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而且公共服务要有一个优先顺序。第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将是今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的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最后一点就是要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探索农村治理的新机制。
现在可以说，政府控制一切，政府管理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农村的治理应该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协商与合作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一方面是要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基本途径，增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最终使村民委员会与城市居委会具有基本对等的权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