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引来很多口诛笔伐，但很多反对者也许连我们到底有多少土地都不知道。
　　199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有耕地0.9497亿公顷，合14亿亩。到了2000年，耕地数量一下变成了1.3004亿公顷，合19亿亩，多出了5亿亩，误差达到35%。这么多土地，其中有多少用来种粮了呢？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韩永文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月31日)看来还有4亿亩未用来种粮。 　　保护耕地自然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否就是耕地面积呢？日本60%粮食靠进口，中国的香港地区全无农业，连淡水都得依赖外边，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人口少。而且，粮食产量跟人口也没必然联系，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不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偏偏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人口“小国”。现代历史上只有两种原因才会导致大面积饥荒，一是战乱，二是专制。但如果市场足够自由，即使在战争期间，商人也有能力保证市场供应。真正闹饥荒的最重要原因，是专制的极权主义统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就曾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 　　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即使遇到战乱和自然灾害，也可使民众免于饥饿。中国的粮食问题包括粮食产量的波动，大都不是因为土地总量引起的。一个错误的政策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59~1961年间下降25%左右。一个正确的政策，又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间上升了25%左右。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靠画耕地红线和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看有多少土地实际在用于种粮。如果画一道红线在那儿抛荒，那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前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被大量抛荒是不争的事实，一是种粮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民自动抛荒；二是地方政府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大量征地储备，却长年抛荒。 　　保护耕地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多少亿亩的耕地红线，而是充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原则：让农民的土地与政府的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必须一家一户地谈判，形成政府与农户“一对多”的平等谈判关系，而不像现在一个村集体就“代表”了所有农户，而且征地价格奇低，农民只得到土地收益的5%，还要被乡村干部层层贪污和克扣。现行的廉价征地制度，恰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导致了大量耕地流失。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耕地保护措施，又导致了大量侵犯农民经营自主权的现象。一些地方为了应付卫星土地检查，屡屡刮起强拆风暴，猪圈、鸡舍动不动就面临灭顶之灾，很多投资者少则成千上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投资转眼间灰飞烟灭。地方官员保自己的乌纱帽要紧，根本不管强拆后土地是否能复耕。 　　一些只追求形式不追求效果的耕地保护，既没能保护粮食安全，也没能保护农民利益和经营自主权，还给城市居民和农民城市化带来伤害――房地产用地价格被抬高的同时，是大量城市居民成为房奴并且抬高了中国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其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基层政府和官员，廉价征地高价出售的利益冲动，又反过来刺激各种地方权力千方百计(特别是以开发区的名义)非法征地。 　　即使出于居安思危的考虑需要保护耕地，也应多用市场的原则才能最终保证粮食安全，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粮价。如果粮价够高，自然会刺激生产和农业技术投入。反之，如果粮价太低，即使国内市场上有大量粮食，它们也会被选择出口或走私，从而出现“有粮不稳”的怪现象。袁隆平建议国家应高价买农民的粮，用平价销售；如果出现粮食走私，国家的粮食供不应求，还会出现危机。从长期看，国内粮价必须跟国际接轨，国家补贴低收入群体而不直接补贴粮价更好。否则，光补贴粮价，形成全球粮价洼地，还可能鼓励粮食走私出口，而不是相反地鼓励粮食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