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原因、影响因素及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对国外农村土地交易与国内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一些焦点问题看法不一，尤其是针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综合绩效的深入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够丰富，这可以成为日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交易；绩效
一、国外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
国外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直接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在国外土地经济学和土地法学的研究中，很少使用农村土地流转这个概念，更多使用的是农村土地交易。虽是如此，在实际当中，国外农村土地交易中既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也包括农村土地租赁、置换、转让等使用权的流转。因此，国外学者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
(一)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交易状况的研究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但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联、中东欧和少数发展中国家。Vikas 对印度独立后实行土地改革以来的农村土地交易状况进行了研究，20 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得没有土地和土地较少的农户可以通过土地分配、佃农登记、土地交易三种渠道得到土地。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土地交易远不比土地租赁活跃，大约有20% 的印度农户是通过佃农登记而获得土地［1］。Wegern 对俄罗斯20 世纪90 年代实行土地私有化以来的农村土地交易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俄罗斯在实行土地私有化以后，农村土地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农村土地交易异常活跃。1995 年俄罗斯约有25% 的农户进行了农村土地交易。1998 至2000 年，各种各样的私人土地交易增长了25%，而在所有的私人土地交易中农村土地交易所占比重较大，例如2000 年农村土地交易占所有私人土地交易的42%［2］。Joshua ＆ Eleonora et al 以斯洛伐克为例对中东欧国家自20 世纪90 年代普遍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以来的农村土地交易状况进行了分析，中东欧国家尽管实行了土地私有化，但是政府仍然保留了对土地交易的一定干预权。农村土地交易并不活跃，难以实现有效地集中经营。例如斯洛伐克是东欧国家中农村土地交易率最低的国家， 1997 年农村土地租赁仅占11%［3］。
(二)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交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农村土地交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产权制度、宏观环境和交易费用等方面。
1.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因素对农村土地交易的影响
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对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一种约束，而且能够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一种激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进行的，二者密不可分。土地交易的本质是产权交易，国外很多学者从产权视角研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交易进行研究形成地租地价理论，认为地租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私人垄断，而地租的高低又影响着农村土地交易。马克思认为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制的前提下，私有家庭对土地具有实际上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以牧民与农民的权利冲突为例指出，只要最初对产权明确界定后，如果存在市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而且在市场场交易，则对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4］97。科斯的论述表明农村土地产权清晰是农村土地交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一种产权制度是否有效率，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主要看对劳动者是否有较强的激励作用，而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评价产权是否有效率的标准。Feder ＆ Feeney 也阐释了产权清晰的土地资源对提高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力有重要作用。明确土地产权还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把生产要素配置给最有效率的农户，形成规模经营，最终提高农业生产力［5］。而且，诺思认为农村土地私人交易和私人产权安排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6］3。
2.宏观环境因素对农村土地交易的影响
如上所述，农村土地产权清晰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但是农村土地流转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宏观环境。因此，一些学者对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宏观环境进行了研究。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机制［6］3。Binswanger ＆ Deininger 指出持续存在的土地、劳动力、信用及商品市场的扭曲是资源利用率下降和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流转会使土地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土地资源开发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7］。Ruden 认为土地产权的安全不仅受到农业生产类型和农户家庭的影响，更受到市场中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要素不同配置的影响［8］。Macmillan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土地市场，认为土地可以自由交易，但是在交易过程中会发生市场失灵，造成土地利用的动荡，因此，财政部门应支持政府干预市场，以弥补市场缺陷［9］。
Kung 通过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研究指出，农户对农村土地租赁的需求取决于农户非农就业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10］。显然，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市场的完善程度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Terry 对中欧国家农村土地流转研究后认为经济环境影响土地交易，土地所有者决定买卖土地是基于理性的考虑。农村土地市场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有许多持有小块地的农户，由于害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为了将来的安全而不愿意卖出农村土地［11］。Joshua ＆Eleonora et al 在研究斯洛伐克土地价格对农村土地市场影响时，指出土地价格偏低来源于直接和间接的政策干预效应，这些效应往往又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控制，并认为有效的制度变迁将增进土地交易效率，刺激土地交易［3］。
3.交易费用因素对农村土地交易的影响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斯蒂格勒认为交易费用是为完成市场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划分为事前交易费用( 订立契约费用) 和事后费用( 监督、执行和变更契约等费用) 。由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需要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契约等，这些都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是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村土地交易或流转的一个主要因素［12］68 － 74。Joshua ＆ Eleonora et al 以斯洛伐克为例对中东欧国家20 世纪90 年代初普遍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以来农村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土地私有化导致了大量的土地细碎化，而大量的交易费用是与土地的高细碎化和低价值广泛分配的土地产权相联系的，这些因素阻碍了土地交易，使得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而且政府的市场干预政策也增加了土地交易之间的交易费用。例如，一些税收政策直接增加了土地交易费用［3］。
(三)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交易及其效率的研究
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可以通过农村土地买卖或是农村土地租赁来实现农村土地交易，因此农村土地交易市场是由农村土地买卖市场和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两大部分组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财富增长的方式之一。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在《赋税与捐赠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由于土壤肥沃程度、耕作技术高低、产地距离市区的远近等的不同，地租和地价因而也有不同，并指出地价可由该土地所获地租额的资本化而算出。斯密极力倡导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斯密认为应该废除各种土地交易限制的规定，实行土地自由交易。产权经济学家们认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自由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农村土地的自由交易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充分利用。
但是古往今来，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自由交易可能导致农村土地过度集中。换句话说，农村土地自由交易可能无法满足没有土地或土地较少的贫穷农户得到土地，反而可能会导致许多农户更加落入没有土地耕种的悲惨境地，甚至可能进行暴力革命。因此基于政局稳定的考虑，许多国家对农村土地的自由交易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干预政策和限制措施，这些干预政策和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交易。另外，农民对土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样的状况下土地承担起满足农民生活和养老需求的保障功能，因此农民对土地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使得大多数的农户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卖出。显然，多种因素作用下，农村土地租赁成为了农村土地交易中的最主要方式。Basu 认为土地租赁是土地利用的最普通方式［13］。农村土地租赁与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比较而言，农村土地租赁比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要更加有效、应用更加广泛，农村土地租赁所引致的信贷风险要远远小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对农村土地资源分配和整个社会稳定的冲击也远远小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交易。
(四) 国外关于土地规模经营及其效率的研究
土地交易( 或流转) 有可能导致土地集中，从而带来土地规模经营。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绩效问题，国外学者持有了不同的观点。较多的学者认为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速水佑次郎、拉坦选取了22 个欠发达国家和21 个发达国家作为数据样本，对土地规模经济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土地规模经济的作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的解释大约为25%[14]183 － 185。Tesfaye and Adugna 认为农户是否扩大农村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可用劳动力和牲畜拥有数量成正相关，与土地质量成负相关［15］。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产出率成反比，即土地经营规模小的农户的土地产出率反而高于土地经营规模大的农户的土地产出率。Yotopoulos ＆ Nugent 认为土地集中并不一定带来农业生产规模收益递增，主要原因是农业技术通常具有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特点，即土地集中并不一定带来农业规模收益递增，而且这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16］。
二、国内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经历了从禁止到允许的一个过程，这与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前，农户对农村土地仅有劳动权和部分收益权，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户对土地连使用权都不具有，农村土地流转根本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土地实行包干到户，农户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是，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在设立之初是严禁流转的，这一点体现在1982 年的《宪法》中，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8 年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使得这一禁令得以解除，它认可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合法性，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将集体土地的部分处置权由国家归还给集体。直到1993 年才逐步开始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并进行着制度的创新和实践［17］。此后，各地农村土地流转相继开展，而且形式多样。国内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日趋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更是提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现状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实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张红宇通过大量数据观察发现，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发生率一直偏低。根据农业部1993 年的抽样调查，1992 年全国有473． 3 万户承包农户转包或转让农村土地1 161 万亩，分别占承包土地农户总数的2． 3%和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 9%［18］。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白罗文等人和农科院1998 年对浙江等8 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土地仅占全部土地的3% ～ 4%，其中，浙江省的农村土地流转率最高，但也仅占7% ～ 8%［19］。杜培华等通过对江苏省典型地区农户土地流转现状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已逐步形成，但是存在着发育缓慢、流转不规范、产权不清、资本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市场与产权状况、参与主体状况等3 类因素综合影响着农户的农村土地流转行为［20］。
(二)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动因的研究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及历史背景，它的出现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国内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象产生的动因，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徐旭等从农民、村集体、政府和工商业主等推动主体阐释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21］。钟涨宝等通过对浙江和湖北230 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在农业生产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且获得了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所以部分农户自愿流转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22］。冯炳英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改革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但随着制度绩效的下降，推动着农村土地流转［23］。吴郁玲等认为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和规模化经营之间的效益差异及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非农业产业的收入差异，农村土地使用权出现了实现流转的内在动力; 同时认为土地流转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24］。李凤琴等认为政策趋向和工商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农村配置促进了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25］。曹建华等认为影响农业土地流转的各因素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土地供求双方的农户决策行为，且提高土地流转租金会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度［26］。游和远等深入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27］，许恒周也进行了相关论证，认为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工资自决定程度变量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最大［28］。
(三)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缓慢的原因的研究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流转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我国大多数地方，农村土地对农户而言，其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因此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依然非常缓慢。钱忠好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是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缓慢的产权原因［29］。陈曜认为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土地流转缓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农村土地集中经营没有产生规模收益; 二是农产品价格低迷影响了对土地的需求; 三是土地流转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30］。周飞认为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够完善，很多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基本处于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状态，即土地转出方找不到土地转入方，土地转入方找不到土地转出方，这样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31］，即中介服务组织的缺乏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是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32］。而且，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较困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仍将土地视为“活命田”和“非农就业的退路”，因此往往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抛荒，也不愿流转土地。因此，必须能让从土地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有效转移，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实际上归根结底，流转缓慢的深刻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不高，不能为农民带来收入的显著性改变，不能使农民从土地的保障功能中真正的脱离出来。冯应斌等指出，对理性的土地转出者而言，只有当释放“囚困”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而获取的预期收益与转出土地而获取的租金之和大于自己耕种土地所获取的收益时，才会选择放弃耕种土地; 对土地转入者而言，只有当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得到的回报超过他们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与因获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时，土地转入行为就可能发生。承包土地的替代性越大，机会成本也越高，则土地对转入者而言，其吸引力也就越小［33］。
(四)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绩效的研究
土地和任何其它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而对土地流转的限制总是会对土地产出率或多或少地产生负面的影响，如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等等。因此，从绩效角度而言，应允许并鼓励农户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众多研究者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土地经营规模等角度进行了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评价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及农民收入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姚洋阐释土地流转会通过所谓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改善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34］。张红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从土地集体经营逐步过渡到家庭承包经营，从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土地不同经营形态的创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一直在实践着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均表现出“帕累托改进”，其绩效非常显著［18］。陈志刚、曲福田认为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对土地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农民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信心越足，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水平就越高; 农民拥有土地自由转让的权利也能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35］，而且认为农村土地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和产权内部的权利构成都会对农业绩效产生影响［36］。曹建华等认为通过土地流转交易，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土地供给者和土地需求者的福利以及经济效率都得以提高。当然，土地流转的有效性取决于土地流转制度的规范和严格执行，以及土地交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26］。罗必良等认为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37］。刘莉君、岳意定等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出租、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不同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发现股份合作制流转带来的经济绩效最大［38-39］。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并不能给农民、农村、农业带来绩效的提高。Li et al 利用1997 年对河北、辽宁两省664 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是否享有农村土地流转权与土地产出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农户享有土地流转权与否对土地产出率并无显著影响［40-41］。俞海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有助于改善农村土地的长期肥力，但对土地产出率无明显的正面效应［42］。贺振华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土地流转并不会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土地流转的效率应该是来自流转后能够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比如更高的技术含量，从而使得生产的产品在质上和量上都有一个提高，而不应该是来自于把抛荒的土地耕种起来所增加的收人［43］。王春超认为农村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契约形式的土地流转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44］。
三、研究展望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学者们对于一些焦点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更多地集中于农村土地交易的研究，而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把握和制约因素分析，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绩效的研究尚具有较大的拓展研究空间: ( 1) 大多数的研究是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进行了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 2) 大多数的研究往往只是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绩效的某一方面，或是经济绩效或是社会绩效，而且对经济绩效的研究居多，很少见有全面、综合地评价农村土地流转绩效的研究。( 3) 大多数的研究只是较为笼统地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产生的绩效，很少有对农村土地流转不同模式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综合绩效进行比较的实证研究。
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对于丰富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绩效比较来优化选择流转模式从而发挥更大的流转绩效。因此，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以及不同流转模式的绩效比较研究应该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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