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也是大多数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 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但耕地快速流失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耕地数量还将继续减少(刘涛等,2008)。在耕地资源持续减少而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保障粮食安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现有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 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显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对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极为不利, 因此, 鼓励有效使用土地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贺振华,2006)。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如何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农地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行政分配和市场配置两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必然趋势(陈志刚等,2007)。农地流转作为优化农地资源再配置的市场化手段, 通过转移土地使用权来配置土地资源, 到目前为止仍然带有试验的性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2010)。有关农地流转的效率问题, 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 虽然都承认通过流转可以使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而在农地的单位生产率也就是土地生产率能否显著增加方面存在争议(宋伟,2006)。本文将利用实际数据分析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农地流转效率的因素, 以便推动农地流转这一市场化手段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农地流转(文中所涉及的土地均指耕地或农地)是指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在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对于农地流转是否有利于土地生产率提高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有效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能促使土地资源从低劳动生产率者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者手中, 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通过流转可以促进对农地投资的增加, 优化土地的使用, 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使农地的单位生产率提高。同时, 合理的农地流转可以使土地适度集中, 租入土地的农户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 通过规模效应使得土地产出率提升。对于租出部分土地的农户, 剩余土地劳动配置水平提高也会带来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另外的观点认为, 农地流转对农地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不大, 农地流转效率主要表现为租入户由于经营农地数量增加, 农户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利用, 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也就是说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在土地生产率不变或者提高幅度不大的条件下提高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宋伟,2006)。

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是资源的合理流动。也就是说, 土地实现优化配置关键在于土地使用权能否顺畅地从低劳动生产率者手中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者手中。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和提高其利用效率的关键, 这需要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和价格体系作为运行载体(卫军帅,2003)。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不会影响到农户对土地的投资, 因为当农户转移到非农产业时, 他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回收土地投资回报(Miehael Carter等,2004)。因此, 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能够促使农户发现土地价值, 增加农地投资, 优化土地使用, 提高农地生产率。Besley(1995)认为土地交易权的改善使得个人更为便利地买卖或者租赁土地将刺激土地投资。不完善的土地市场会降低农户的土地投资积极性(Pender等,1998)。钟太洋等(2006)发现农户土地流入面积和土地流出面积与水土保持投入之间有负向关系, 并认为应该减少土地市场不完善对水土保持的负面影响, 减少对农户土地流转的限制, 通过土地市场的完善使农户水土保持投入收益能够在土地市场得到实现。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资源稀缺, 应该提高土地生产率。农地流转能否提高土地生产率, 现有文献研究较少。贾生华等(2003)认为大部分农业经营大户的土地绩效都比租赁前有所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土地流转没有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质量, 从而也没有给农业生产带来质的突破。刘涛等(2008)发现转出土地的农户土地综合产出率要低于没有转出的农户, 而转入土地的农户土地综合产出率要高于没有转入的农户。刘恋等(2009)认为在农户劳动生产率相差不大且较封闭的地区土地调整与土地流转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完全等价, 在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的条件下土地调整节约了土地流转中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谈判成本等, 此时土地调整还略优于土地流转。农地流转的效果如何? 是否提高了土地生产率? 现有文献存在分歧。农地流转在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是否相同? 本文将进行实证分析。

三、调查数据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预调查数据, 调查组于2008年7 9月在甘肃和浙江两省城乡开展了预调查, 数据涵盖了健康、经济和家庭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本研究通过对数据的筛选, 最终选择了1067户拥有承包地的农户进行分析。有的农户虽然有承包地但自己没有进行耕种, 因此在对土地生产率进行模型分析时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筛选, 选择有种植业收入的农户作为分析对象, 共769户, 其中浙江省273户, 甘肃省496户。

被调查的1067个样本户的户均承包地面积为7.21亩, 其中浙江省户均面积为2.33亩, 甘肃省户均面积为11.37亩。由于户均面积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 所以选择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的U检验)发现甘肃省户均承包地面积明显高于浙江省。人均承包地面积总体平均为2.90亩, 浙江省为0.91亩, 甘肃省为4.60亩, 两省差异明显；家庭总收入平均为21955.40元, 浙江省为36904.60元, 甘肃省为9212.24元, 差异明显； 人均收入平均为6638.14元, 浙江省为11341.61元, 甘肃省为2628.77元, 差异明显； 家庭规模平均为3.22, 浙江省为3.31, 甘肃省为3.14, 差异不明显。

(二)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状况比较

从土地流转面积来看, 据农业部统计, 2008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8.90%, 到2009年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1]  。来自浙江省农业厅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8年底浙江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535.8万亩, 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8.9% , 这一比例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叶慧,2009)；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土地流转总面积633.5万亩, 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32.0% (闻海燕等, 2010)。截至2008年底甘肃省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面积只有100多万亩, 仅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2%左右, 农民恋土情结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等成为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2]。可见, 浙江省农地流转规模要明显高于甘肃省,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好。

对调查数据统计发现, 在1067个农户中土地租出户有148户, 占到13.87% ；土地租入户有118户, 占到11.06% 。所有农户租出面积总和为439.80亩, 土地租出率(土地租出面积除以原有土地面积)为5.72% ； 租入面积之和为731.15亩, 土地租入率(土地租入面积除以现有土地面积)为8.68% 。浙江省土地租出户有104户, 占到21.18%； 土地租入户有53户, 占到10.77% ； 租出面积总和为218.5亩, 土地租出率为19.11%；租入面积总和为397.85亩, 土地租入率为25.82% 。甘肃省土地租出户有44户,占到7.81% , 土地租入户有65户, 占到11.28%； 租出面积总和为221.3亩, 土地租出率为3.38%；租入面积总和为333.3亩, 土地租入率为4.84%。调查数据分析反映出浙江省农地流转发展程度高于甘肃省, 与宏观统计结果吻合。同时, 经计算发现浙江省土地租金价格平均为231.01元/亩, 甘肃省平均为122.60元/亩,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省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好* 。田传浩等( 2005)研究也发现, 浙江省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农地流转市场较活跃,发育程度高[3]。

四、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影响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现实中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下面将构建四个模型分省进行实证分析, 重点检验农地流转变量的影响, 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农地流转效率的因素。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采用扩展的C-D 函数形式, 设定模型(略)如下：

其中,因变量为Mjout,代表土地生产率,用每亩产值表示并取对数形式。由于一些农户在所种植作物品种上存在差异,直接在产量层面上进行加总是不科学的,因此只有利用各品种的价格信息进行加总,即“价值量”表示(李谷成等, 2009)。自变量中,要素投入变量为： Zb代表资本投入,用种植业投入物质费用表示, 具体包括种子、肥料、农药和机械等投入费用, 取亩均资本的对数形式。正如厄尔・O・黑迪和约翰・L・狄龙(1991)所指出的,农业领域内本质不同的资本产品没有共同的物质单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适度综合, 用价值量来衡量以便于计算。李谷成等(2009)也采用物质费用这一指标综合反映物质资本投入。Lab代表农业劳动力投入,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目表示,取亩均劳动力的对数形式。Land代表土地规模, 用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考虑了租出和租入)表示,反映规模效应。家庭特征变量中,Age是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采用18～65岁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来代替,年轻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 年老具有较多农业生产经验,因此年龄的作用方向不确定；Edu代表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Welch(1970)的研究,教育对生产要素具有配置效应,教育会通过提高管理者收集和处理生产信息的能力合理选择投入构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Nagrinc代表家庭非农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用家庭工资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之和来衡量家庭非农收入,反映了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重视程度,预期方向为负。自然条件变量中,为了反映自然条件对土地产出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了Disa变量――“过去五年内你们村有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自然灾害”反映当地的气候状况, 发生过自然灾害说明当地气候可能较为恶劣, 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Plain变量――“是否平原”(1=平原,0=其他,包括山地、丘陵等)反映当地的土地状况, 一般来说平原地区的土地更加肥沃,灌溉条件也较好,因此产出率较高；Rain变量代表当地降水情况, 用本村一年中降雨和下雪的天数之和来反映当地的天气情况, 降水丰富可能有利于农业生产, 当然降水过多也可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LZ是重点考察的农地流转变量,包括是否租出(0=没有租出,1=租出)和是否租入(0=没有租入,1=租入)。

(二)模型结果

对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2（略）所示,四个模型的Breusch-Godfrey一阶序列相关检验的F值均不显著异于0,说明四个模型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浙江省两个模型的White异方差检验的F值不显著异于0,甘肃省检验值显著异于0,说明浙江省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而甘肃省两模型存在异方差,需进行处理。表2中甘肃省的结果是采用White异方差稳健估计所得的结果。

首先分析浙江省的结果,反映农地租出的变量是否租出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即租出土地的农户其土地生产率与没有租出的农户无明显差异,这与刘涛等(2008)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浙江省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发达,农地流转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姚洋,2000),农地自由流转实现了土地资源与其他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使得原本由于劳动力、资本等其他要素资源缺乏而导致土地生产率较低的租出户,在农地流转以后剩余土地其他要素配备水平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也提高了,差距缩小了。反映农地租入的变量是否租入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租入土地的农户其土地生产率明显高于没有租入土地的农户, 高出大概26.5%。租入土地的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土地经营能力和资源禀赋, 土地生产率水平高于没有租入的农户, 另外通过农地流转, 租入土地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增大, 能够获得规模效益。

对于甘肃省而言, 反映农地租出的变量是否租出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为负,显著水平在11%,即租出土地的农户其土地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低于没有租出的农户,不太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甘肃省农地流转市场发展不完善、交易成本高,阻碍了农地流转规模扩大,同时农地流转租金收益较低,使得农户没有将过剩的土地全部租出去,仍然在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条件下低效经营农地。经计算,甘肃省土地租金价格平均为122.60元/亩,而农户实际租金亩均收入更低(仅为80.79元),有13户租金收入为0,属于无偿流转。另一方面,土地除了作为生产要素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也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在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仍然要保有土地,作为应对非农就业风险的保障而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将土地租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浙江省等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因此土地的收入功能降低；同时由于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无须实物形式的土地来保险(姚洋,2000)。衡量农地租入的是否租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甘肃省当前农地流转规模较低,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低,而我国农地在行政性分配下高度平均而分散,具有细碎化的特征,使得租入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与未租入户相差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租入户的规模经营,导致租入户土地经营并没有呈现出较大的生产率优势。通过计算样本户实际耕地面积的变异系数得出甘肃省为0.83、浙江省为2.04,说明甘肃省农户间耕地面积差异较小。陈志刚等(2007)认为过度平均的农地承包权配置并不利于农地利用效率提高。

以上分析发现, 在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浙江和甘肃两省,农地流转行为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在浙江省,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高, 农地流转使租入户的土地生产率明显高于未租入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甚至消除了租出户与未租出户之间土地生产率的差距。而在甘肃省,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低,农地流转效果不明显,并未显著提高租入户的土地生产率,也未消除租出户与未租出户之间土地生产率的差距。所以,农地流转行为效果的发挥依赖于当地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发育程度高可以改善其效果的发挥,带来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其他变量中,亩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家庭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对两省的土地生产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越多土地生产率越高,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本村五年内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和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对两省土地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相符。甘肃省劳动力年龄越大土地生产率越低,说明年轻劳动力能力和工作效率要高,同时老年人在生产决策时可能会变得保守,不利于新技术的采用等,这样也会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陈志刚等,2007)。

五、结论与建议

农地流转能否提高土地生产率?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结论的分歧，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行为效果的发挥依赖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发育程度高，农地流转将明显地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农地流转的效果，提高土地生产率，需要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对于浙江省应当在当前条件下继续推进农地流转，甘肃省应因地制宜地开展农地流转。具体建议如下：(1)扩大非农就业，提高农地流转规模。农地流转应当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相结合，通过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来促进农民非农就业，进而不断提高农地流转规模。(2)完善相关保障措施，降低农地流转户的后顾之忧。加快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特点的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地的保障功能，促使非农就业户转出土地；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业补贴水平，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保障租地农户农业收益，促进租地需求提高。(3)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发现农地实际价值。建立并完善农地流转交易场所或中介服务组织，提供土地供需信息，形成合理的农地流转价格，真正反映农地的实际价值，促进农地流转高效、公开、公正地进行。

* 项目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扩大内需与发展政府型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作用的实证研究”(编号：10CJY048)。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CHARLS数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 如果较多的农地流转发生在熟人之间, 未采用市场化手段, 会导致农地流转的价格不高

[1]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数据分析.土地资源网,  http：//www.tdzyw.com/2010/0806/3231.html

[2]土地经营权流转探索中升温.甘肃经济日报, http：//www.gsjb.com/Get/sd/20081209084351.htm

[3]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市场发育对耕地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村庄的经验. www.cenet.org.cn/cn/CEAC/2005in/ae028.doc200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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