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农民收入在政府支农政策的扶持下逐年增长，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态势。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有不同的观点(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李实等，1998；黄泰岩、王检贵，2001；陈宗胜、周云波，2002)，然而，无论持哪种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近年来显得越来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收入扩大的趋势虽然有所缓解，但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2002年城市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纯收入之比首次超过3，达到3. 11，随后的几年，这一比例在3. 2 左右，200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纯收入的比例达到了3. 31(见图1,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问题(林毅夫，2010)。当前，农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增长缓慢，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后劲缺乏并成为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障碍。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各种因素，并试图找到提高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然而已有的研究却鲜见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参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要素市场参与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从农户家庭要素资源参与市场化配置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探讨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学术界针对农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增长缓慢、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难度较大的现状，从理论上研究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陈锡文，2001;王春超，2004;蔡�、王德文，2005;陆学艺，2005;李恒，2006;董全瑞、韩凤朝，2006; 张晓山等，2007; 沈坤荣、张�，2007; 杨灿明等，2007; 张秀生等，2007; 郭志仪、常晔，2007; 钟甫宁、何军2007；徐勇等，2009; Huang et al.，2009)。 归纳来看，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非农就业。陈锡文(2001)、王春超(2004)、蔡�和王德文(2005)、钟甫宁和何军(2007)、徐勇等(2009)分别采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强调了非农就业收入和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对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作用。第二，农村公共投资。沈坤荣和张�(2007)、杨灿明等(2007)、张秀生等(2007)的研究强调了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对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第三，人力资本因素。郭志仪和常晔(2007)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第四，组织制度因素。张晓山等(2007)认为农民组成的合作社成为龙头企业，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途径。董全瑞和韩凤朝(2006)强调了制度激励是农民增收的决定性因素。张晓山等(2007) 也评价了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等政策在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陆学艺(2005) 强调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
上述研究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对策，强调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同因素。大量文献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进行了研究， 却很少有文献关注农民所处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农村要素市场化发育状况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趋势上看，中国的农民已经成为市场化或者正在市场化的农户(曹阳、王春超，2009)，农民参与市场的各种经济行为也取决于其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因此，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农户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简单分解上，而需要认识农民所处的市场化环境及其发展的趋势，并将农户参与市场化进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的配置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农户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 已有的研究强调了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作用。此外，在劳动力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方面通常强调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作用。资本信贷对农业收入增长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到。然而，上述研究文献在对农民市场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参与外部市场的程度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缺乏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中国农户的经济决策行为取决于家庭能够使用的经济资源条件，即经济禀赋。而其中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目前具有争议，从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看，金融资本并没有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应有的作用(温涛等，2005)。对于资本的作用本文暂不详细讨论。本研究将重点从农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参与方面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并探讨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思路和对策。
当前，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是两方面: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和农户家庭经营的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张晓山等，2007)。由此，本文将从上述两条收入增长路径分析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从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农村商品、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提高。其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参与程度是否会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本项研究将从上述两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为解释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新的资源市场化配置视角。
二、农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配置
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资源中具有能动性的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其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取决于农户家庭的整体理性决策。农户为了提高收入，通常具有将基本经济资源进行理性配置的倾向。面对收入增长的两大基本渠道――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他们将根据自家的土地资源情况和劳动生产力状况进行配置。从总体上看，劳动力资源充分参与工资性劳动市场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此外，土地资源参与流转市场程度的提高也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一）土地资源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土地长期以来具有较低的流动性。中国改革以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种土地经营制度促使农户开始作为基本的经济决策单位运行。农户则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化进程中，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户已经成为“市场化”的农户。农户家庭对其经济资源的配置也需要符合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然而，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产权制度使得土地产权的完全流转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农户家庭出于提高整体收入的考虑，根据家庭劳动力的情况而产生对土地流转的不同要求。土地产权的完全流转虽然难以获得，但实际上部分因为外出就业而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普遍采用了将土地委托邻居或者亲属、朋友等经营的做法。因此，使得事实上的土地经营权得以流转。这种流转不具有稳定性，并不能形成农民对土地投资经营的稳定正向激励。Yang（1992）认为，农地的产权强度越高，作为生产要素， 它被合理配置的可能性越大。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包括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同时也包括土地边际报酬与土地的边际收益之间存在均衡关系，进而使得两方面的效果都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与上述观点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廖洪乐等，2003)。笔者认为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制约土地大规模的集中流转，然而这种制度约束却并不能阻碍农户家庭根据其经济禀赋情况对土地资源进行理性配置。当家庭劳动力配置于非农部门并且其相对收益更大时，农户就产生了土地流转的期望。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在正式制度背后形成的民间多种契约形式的土地流转行为普遍存在。笔者参与的一项全国17省(市)1612户农户实地调查表明，平均每户转租和承租土地总量达到了1.42亩。由此看出，农村土地实际流转的情形并不少见。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农户没有正式的契约关系。笔者会同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在2006年的农村土地流转调研中发现:有77. 8%的农户反映土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有19.7%的农户反映是村里组织的。有76%的农户反映确定土地流转时只是口头协议，只有13.5%的农户反映签订了流转合同，还有6. 7%是通过第三者证明的(王春超、李兆能，2008)。因此，农村土地流转的非正式契约关系并没有阻碍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然而，农村普遍存在着的非正式契约形式的土地流转表现为短期性和随意性特点，这种状况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当前大多数土地流转的“非正式”，这使得农民的土地流转具有短时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户家庭将其土地委托其他人经营，并没有使得农村土地得以真正集中经营，农民普遍缺乏在代管或者租赁经营的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这使得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收益偏低。因此，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角度看，短期的代管或者采取的租赁经营并没有较大程度地提高农业收入，而只是被动地在土地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相应地，由于土地收益普遍偏低，土地价值难以体现，这种“非正式”的契约关系也并没有给外出就业的农民带来较大的租金收益。第二，长期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劳动报酬也具有不稳定性，当农民在非农领域的收入遭遇风险时，留在农村的土地难以作为平滑经济风险的资产。由于土地流转规模总体偏小，价值偏低，完全的产权流转困难， 因而无法形成对农村非农就业的资金支持。例如，当前普遍存在外出农民工就业在待遇、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农民工社会保障低，加上劳动收入波动比较大，使得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笔者近期对农民工就业的一项实地调查表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困难，农民工的就业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农民工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较大影响(王春超等，2009)。此时，在面临非农领域收入短期减少的情况时，农民工由于家庭土地难以真正以市场价值体现出来，从而无法将土地资产转化为信贷资金的抵押物，这使得他们极度缺乏信贷资金的支持。这样，农户家庭成员面对非农领域风险，难以抗击外部经济冲击，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难以持续增长。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命题：一方面，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方面看，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能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从农户家庭成员非农领域就业与土地资产状况之间的关系上看，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和资产信贷市场的发展能积极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提高，反之则将阻碍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 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与农户的土地资源相比，劳动力资源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因此，如何将劳动力资源充分合理地配置也是农户家庭经济考虑的重要方面。农户家庭的收入增长来源于单位时间内相对收入渠道的拓宽和收益的增长。非农就业能提高农民收入，其原因是非农就业能带给农民更多的单位时间净收益。从短期看，农户更多地参与非农领域就业，并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是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农户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劳动， 并少有家庭劳动力外出在非农领域就业。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农户步入了市场化进程，更多的农户劳动力参与到各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户家庭，这种劳动力市场既涉及农村内的各种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也包括非农领域的劳动力市场。 其中，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了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农村外出劳动力逐年增加， 他们中的工资水平也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4041万人[1]，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62. 3%。当年，农村居民在工资性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人均1196元，比上年增加187元，增长18. 6%，外出务工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工资水平提高[2]。由此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农村以外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力配置和参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农户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1986年以来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呈递减趋势，相应的农户家庭经营以外生产的劳动投入量则呈递增的趋势。1986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与家庭经营以外生产劳动投入量之比为5.00。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已经减少到 1. 42[3]。因此，相对于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而言，家庭以外生产劳动的投入量增长迅速。家庭以外生产劳动投入量的增加，意味着农村中存在一定雇佣契约关系的劳动职位所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增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2009年组织的全国17省（市）农户实地调查结果也显示：在1452份有效问卷中，有1481户农户有外出打工劳动力，平均每户有1.02个劳动力外出打工。由此看出，当前农户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上述调查和数据表明，农户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农户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将使得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就业。这能够促使家庭劳动力资源更为充分地得以利用。其原因是：当劳动力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面临农业家庭经营以外的就业选择。在外部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下，农户劳动力参与家庭外部劳动力市场将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样， 理性农户在外出收益大于其外出成本时将倾向于外出就业，并使得自家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更高收益的部门和区域，提高了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能够整体增加农户的收入。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基本命题：当农户家庭有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外部劳动力市场时，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入。针对前述的基本命题，笔者拟运用实地农户调查的数据进行检验。
三、实地调查样本和数据
为了检验上述基本命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于2009年寒假期间组织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调查员开展了农户实地调查工作。此次调研的地域分布较广，遍布全国17 个省份，占全国省份总数的54. 84%。此次调研共回收问卷1612份，其中湖北回收的问卷最多，达到635份，占总数量的39. 39%，回收数量最少的是海南和吉林，分别为16份和15份，占比不到1%。回收的问卷主要集中于中部省份，其中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和四川回收的问卷均超出100份，回收问卷较少的地区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浙江、天津和海南等地。中部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为回收问卷最多的地区，三省共回收问卷904份，占总数的56.08%。排名前五位省份的问卷总数为1110份，占总数的68.86%，接近总数的70%。回收的1612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1452份，占回收问卷总数的90.1%。调查样本农户的分布情况见表1（略）[4]。
中部地区是农业大省较为集中的区域，按照国家统计局近年的统计结果看，该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能够反映当前全国农村的基本面貌和情况，因此本项研究将调查重点放在中部农业省区。东部和西部的农村调查也有涉及。在调查中，调查员以村为单位采用随机起点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调查样本，从总体上能全面反映中国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
四、计量分析与基本结论
本文采用SLS计量分析模型，将农户人均纯收入（用NI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反映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并检验家庭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参与市场化的程度，选取如下变量作为反映二者市场化程度的指标：第一，采用农户“承租土地和转租土地的总数量” 作为基本指标（用NL表示），反映其目前参与的土地流转市场的状况。土地流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转入，另一方面则是转出。采用农户承租土地和转租土地的总量能从总体上反映农户参与流转市场的基本情况。第二，“外出就业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比例”（用RG表示）。农户的外出就业劳动力是通过参与家庭外部劳动力市场而形成的，这一指标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农户劳动力参与外部劳动市场的基本情况。此外，为了全面反映农户家庭收入的来源渠道，这里还选取了“耕地和山地面积”（用SS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用RP表示） 和“农业资产投入”（用IK表示）等变量解释农户的各种收入来源*。βi表示估计系数，i = 0,1, 2,3,…,5。ε为残差。
经过对各种影响变量的筛选，笔者具体设定如下模型：
NI =β0 +β1×RG +β2×NL +β3×SS +β4×RP +β5×IK+ε
计量回归结果如表2（略）所示。
上述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一）增加土地流转量确实对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具有积极作用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承租和转租土地数量的单位增加将会带来农户人均纯收入增加13.2%。农户如果能够较为自由地将家庭土地资源参与市场流转并获得一定的市场价值，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在中国城镇化转型经济条件下，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能持续带动农户收入的增长。然而，进一步分析，要使农户收入持续增长，是否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笔者认为，当前制约中国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市场的重要阻碍有两方面，如果这两方面处理不恰当，也将会阻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正常发育，进而影响农户收入的持续提高：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的刚性。如果土地的产权制度具有较大的刚性，即集体土地流转与农户个体土地流转之间的行为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体通常具有相对较弱的意愿表达权，则此时土地产权制度的刚性较强。反之，农户个体具有相对集体更强的意愿表达权，则此时的产权制度刚性比较弱。由于从所有权上讲，土地归属集体所有，然而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农户尽管在理论上享有对土地的收益和使用等各项权利，但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农户的权利表达相对于集体并没有得到恰当的维护和尊重，那么中国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权利则相对薄弱。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虽然在部分地区农村能人能够将更多的土地集中起来经营管理，并带动乡村农民致富。然而，此类成功的案例处于少数，并且通常此时带动的收入增长仅仅短期有效，而从长期来看，更多的情况是众多农户被动地参与土地流转和征用。他们对土地资源的流动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此外，从观念上农户对土地权属就具有被动性。史清华和卓建伟（2009）的调查也表明，农民对农村土地权属的认同以“国家所有”为主。这样，农户在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方面则具有比较大的约束。因此，维持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缺乏。第二，农村土地的特殊保障性功能。在当前众多农户看来，土地资源既是经济资源也是社会保障资源。农户家庭成员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具有一定的收入波动风险。当非农领域就业的收入风险发生时，土地能够作为最后的社会保障， 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的经济需要。此时，农户已经将土地流转看成是非常谨慎的事情，大多数农户并不希望将最后的“生存保障” 流转出去，家庭土地资源的价值即难以体现
（二）农户外出劳动力比例越高， 越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计量分析的结果再次证明， 农户劳动力参与外出非农就业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5]。在计量模型的各种解释变量中，农户外出就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最大。该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了0. 20，即该变量的单位增加将会带来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20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农户劳动力资源参与外出就业市场对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农户劳动力如果能较多地参与外出的劳动力市场，其收入将提高。那么，各类型劳动力市场化参与是否都能带来农户收入的提高?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发育带来农户收入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外出就业的总体收益预期不能低于外出非农就业的成本预期。面对各种就业选择，包括农业兼业、非农兼业、非农业等各种涉及外出非农就业市场的选择，农户做出的选择会综合考虑自身的经济资源状况和预期外出收益和成本。从宏观上讲，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取决于农业领域之外的经济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相对发展状况。当农业领域劳动相对于非农领域劳动的相对收益下降，在劳动力流动成本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农户将会更多地参与非农领域就业，这样也能够促进农业领域之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当农业领域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也能够促进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也不容忽视农村内部农业领域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户家庭更多地参与农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收入的提高。农户家庭劳动力参与形式多样的农村劳动，其就业形式通常并不具有正式的劳动契约。如农户家庭作坊式的雇佣长工和短工可能并没有正式的劳动契约，然而它在实质上也形成了雇佣契约劳动关系，这样无形中构成了农村中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此种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提高了农户收入。这样，农户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都能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笔者的研究发现了农户将自家的关键性经济资源参与市场配置对收入增长的重要性。本文强调，探讨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可以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参与程度上做文章，提高农户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市场参与程度应该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6]。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充分意识到农户资源对其自身提高收入的重要作用，从上述两方面展开工作，制定相应激励政策，将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缩小城乡差距。本文的结论形成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一揽子政策，有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下，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社会保险，充分调动农村内部各经济主体参与土地流转市场的积极性，尽量减少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促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得到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促进各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为农民提供公平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促进农民参与多种形式的就业。政府部门尤其需要注意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让农民更多、更积极地参与非农领域经济建设，逐步转移农民。尽快完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和城市社会管理制度，让农民工自愿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城镇的定居者。
第三， 完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各项监测机制和保障。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的跟踪监测。保证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以劳动者自发参与为主体、政府部门适当引导，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和农民外出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培训市场效益不断增加。
本文的研究为农民收入增长领域提供了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视域。在探讨农户家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参与市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则需要关注农户家庭在配置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时的相互关系。农户的土地资源流动性如果提高，则家庭的配置效率可以相应提高，由此，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将更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参与市场的程度。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将更进一步促使农户提高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因此，农户在其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之间能相互带动，共同提高农民收入。诚然，二者之间进入良性互动需要有相对完善的市场基础和较小的资源流动约束，唯有降低资源的流动约束才能促使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项目来源: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07＆ZD02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 10BJL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09YJC790122)、广东省科技计划产学研专项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 2009B070300050)、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JJ211Y00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10JYB2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同志的有益修改意见
* 本文选取的变量经过了反复筛选，剔除了部分从理论上难以解释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从理论上看，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各种渠道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和农户家庭经营的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张晓山等，2007) 。前者主要是非农产业的劳动就业收入，后者则主要是农业经营收入。笔者从农户基本经济资源影响收入增长的角度出发，选取了“反映农户劳动力参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和“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解释农户的劳动就业收入增长，它们既包括了农业收入渠道，又包括了非农收入渠道。此外，作者还利用“耕地和山地面积”、“承租土地和转租土地的总数量”、“农业资产投入”等指标解释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增长。由于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和增量都极少，这里可暂时忽略
[1] 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 数据来源于唐平：《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8 ―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4～15。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4]在发放的问卷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回收问卷相对较多。笔者比对了上述三省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变动的情况后发现：上述三省农民收入的波动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类似。 此外，上述三省农民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与全国水平相似。因此，本次调查基本能够反映全国农户的总体情况
[5]根据笔者的调查外出务工劳动力中98. 9%的劳动力参与非农领域就业，即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外出务工的状况事实上就能够反映外出非农就业劳动力的现实状况
[6]农户在运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分别参与市场流转和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具有正式契约的正规市场和非正式契约的非正规市场等各类市场。笔者认为，农户资源参与市场的形式本身并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关键是农户能够将上述资源更为灵活而高效地参与市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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