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稳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土地制度合理与否，在稳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只有建立“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土地制度，才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软着陆。 

证明之一：欧洲与北美洲之间的鲜明对照。

　　孙中山在19世纪考察欧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发现，欧洲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则相对平稳。经过分析比较，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欧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轻视民生，欧洲大陆的农民也因为工商业发展而纷纷破产，被迫进入城市。他们时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在城市无工可作，无房可住，回农村无地可种。为了生存，他们必然奋起抗争，使得欧洲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充满了尖锐的对抗和矛盾，付出了惨痛的社会成本。

　　而相对来说，由于美国有众多的家庭农场，农民只有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后，才会离开土地进入城市，遇到经济危机他们能进能退，因此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就没有欧洲那样严重。

　  其实，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对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做出了更加客观的评价：南北战争之前，由于实行《宅地法》，家家户户都获得了一块土地，日后进入城市都拥有一笔可观的资本，真正成为体面的城市居民。遗憾的是，南北战争虽然解放了黑奴，却没有赋予他们相应地的土地资产，使得他们日后赤手空拳进入城市，沦落为城市贫民，许多城市出现了贫民窟，成为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硬伤，至今未能痊愈。

证明之二：“二战”之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与拉美国家发展模式之间的鲜明对照。

　　曾几何时，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小农制，受到理论界的冷嘲热讽。认为这种小农制生产规模小、成本高，不利于现代科技的推广，不利于实现现代化。而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大农制”却倍受追捧和称赞。这些国家机械地模仿北美洲的大农业，大地主把土地从租户手中收回，购买大型的农业机械自己直接耕种，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农业甚至比工业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

　　然而，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上述“小农制”和“大农制”对于现代化的影响却呈现出入们预想不到的景象：后者由于地主收回土地后，大量的农民一下子涌入城市，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提供如此多的就业岗位，不可能提供那样多的住房。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城市游民，无所事事，导致犯罪率激增，社会起伏动荡，迫使大量资本外流，失业率急剧增加，社会环境更加恶化。一度欣欣向荣的经济却变成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直至爆发农民起义，从而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

　　至今，南美一些国家的农民起义军仍是政府一大心病，而这些农民游击队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地权平均。

　　反观前者，由于实行以地权平均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制，首先解决了农民就业，农民在就业的选择上能进能退。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农民可以逐渐转移到城市，而一旦经济萧条，失业增加，又可以返乡务农。只有在拥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住所后，农民才会放弃土地，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这样，农村就由潜在的“火药桶”变成了“蓄水池”，从而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大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多支付的那些农业生产成本实在微不足道。最有说服力的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自“二战”结束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农民运动，农民成为社会最稳定的阶层。

证明之三：近几十年中国与印度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鲜明对比。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土地制度建设。中国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主线，最终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初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1952―1953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户生活水平达到了解放前中农的水平。

　　只可惜在农业合作化中出现了曲折，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结果造成了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和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后，以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家庭经济，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赋予广大农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但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还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最典型的事例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关关停停，下岗失业不在少数，从未发生过什么社会问题；而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仔，遇到经济波动时也有大量失业，但也末发生过什么社会动荡。原因很简单，在家乡占有使用的土地是他们就业的最后屏障。

　　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快速，甚至国外有人预言，印度在若干年内会超过中国。但国外有的经济学家冷静地指出，印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民生不够重视。特别是土地制度有欠公平，尚有上亿的“贱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城市也有许多人无房可住。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经济发展就会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就会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令印度政府十分头疼、拥有2万人武装的那萨尔游击队，其斗争的目的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

　　除了拉美、印度，非洲、南亚、东南亚的多数国家仍然还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时就曾经承诺实行土地改革，但就任以后却难以实行。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以普通民众的贫困为代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充满失业、犯罪和贫民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其实，土地制度何止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制度不断变迁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重复着土地兼并一农民起义一改朝换代一土地重新分配一土地再兼并一农民再起义一朝代再更换这样一个循环。凡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都是地权平均、土地兼并不严重、土地制度比较公平的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唐朝初期由于实行均田制，直接造就了盛唐；凡是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一定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制度严重不公、家庭经济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的时候，如历朝历代中晚期。德国农政学权威艾立贝甚至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土地斗争的记载。”

证明之四：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已经渐渐来到我们的身边，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将逐步减弱，土地作为解决就业最后屏障的作用远未结束。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2006年2月1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在迅速增长，就业机会却在减少”。文中特别提到，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已经悄悄来到了亚洲，指出这种趋势在中国尤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增加1%的就业岗位需要经济增长3%，到了90年代，达到同样效果，经济则需要增长7.8%。

　　未来20年，中国人口的绝对数还要大量增加，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会相应进入市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会陆续转入城市，而经济增长很难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考虑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确保耕者有其田，尽量将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