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国步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党和政府围绕走出“三农”困境这一命题而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中央一号文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在思路创新、制度保障和实践路径上共同奏响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三重奏,从而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三农”困境,挑战城乡二元结构开创了一条特色道路。[关键词] “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思路创新;制度保障;实践路径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实现自身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现代城市―现代工业与落后农村―传统农业的经济社会城乡二元阶段。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此,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亦如此。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历经的经济社会城乡二元阶段往往更为复杂,更难以被跨越。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受现实国情的制约,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又集中表现为“三农”问题。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走出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三农”困境,就必须消除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创新、制度保障和实践路径,终为我国走出“三农”困境,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开创了一条特色发展道路。一、统筹城乡发展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尝试开创了通过农业集体化道路和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思路来消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然而,由于受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被消减,反而朝凝固化方向发展。①改革开放后,我国依照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启动了以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由此诱发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最终使人民公社制度得以废除、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得以取消、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得以激活。农民的增产增收、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开始有所缩小。②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乡差距再次逐步被拉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尽管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得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快速发展,但“工业和城市的加速发展并没有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最终消除二元结构,反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双重压迫,城乡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继续深化。”③在经济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环境中,“三农”发展越来越滞后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并成为阻滞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三农”困境。从我国以往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看,往往是就“三农”论“三农”。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三农”发展呈现好转的情况下,仍不过是通过放松对“三农”控制,依靠“三农”自身释放的活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事实证明上,在城乡二元结构化继存并不断被强化的发展环境中,要解决“三农”难题,就需要转变仅拘泥于“三农”抓“三农”的解决思路。“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④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也就难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况且,“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⑤因此,要做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难题,不仅需要激活“三农”的内在潜力,更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也就需要从“三农”外下工夫,或者是说在“三农”外抓“三农”。而这个“外”的关键,就是要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城乡二元结构上入手,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三农问题”。许经勇认为,长期保留和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把过去集中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地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只有逐步克服农村社会经济所固有的分离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前景。⑥正是基于上述对“三农”问题解决的思路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以此解决“三农”难题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就“三农”论“三农”的传统思维束缚,既不能单纯依靠农村?农业和农民自身,也不能单纯依赖城市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和帮助,而是通过打破单向度的从城市或从农村角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定势,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解决。具体而言,它是要用新的发展理念调整城乡关系,用全新的机制整合城乡资源,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三农”问题,用统一的规划引导城乡协调发展,用配套的政策法规保障城乡健康发展,用雄厚的产业支撑城乡稳定发展,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统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全社会的进步中统筹农村繁荣,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农民增收。⑦也可换句话说,“统筹城乡发展,目的是实现城乡互动,关键是实现城乡要素资源优化配置。”。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统筹城乡发展可进一步拓展城乡市场,提升资源合理配置效率,优化城镇先进生产力和农村劳动力间的自由渗透和流入,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增加社会的稳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在总结传统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抓住“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源,从根本上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创新。二、中央一号文件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建设“三农”问题的解决,既受制于“三农”自身发展特点,又受制于制约“三农”发展的不合理外在因素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中,尤其对处于弱势“三农”而言,很难在市场化进程与现代经济主体和城市经济主体进行博弈而从市场中获得促进自我发展的资源。⑨因此,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使“三农”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参与有效博弈,这既要在不断激活“三农”自身潜力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对其给予政策和制度支持和保障。反观统筹城乡发展的“三农”问题思路,它正是在尊重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适时有效发挥政府对“三农”扶持和保护。蔡玉胜在这一问题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统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从立法、财政、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全面为农业和发展创造条件,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基本保证。”⑩正是基于这一层面,从2004年至今连续出台了7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是对过去惠农支农政策的延续,是对“三农”自身发展的动力的激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对“三农”问题要解决及其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从而确保统筹城乡发展思路真正付诸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实践。“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11换句话说,“没有农民的增收富裕,没有农民自有资金的积累,仅仅依靠国家向农村的财政的转移支付,依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农村各项事业是不能从根本上落实的。”○12因此,农民只有做到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并进而解决“三农”问题才能落实到具体实践。然而,由于受城“三农”自身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农民增收问题已是“三农”发展的顽疾。正是针对这一顽疾,从2004年以来,我国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心。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直接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从支持粮食产业、调整农业结构和扩大农民就业等方面增加农民收入。○13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打造农民持续增收的农业竞争力。○14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升到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通过发展现代化农业来促进农民收入。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来做好农民持续增收。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下,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力防农民收入徘徊。也正是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增收的制度保障,才使我国“三农”自2003年以来连续取得可喜成果。我国有九亿农村人口,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之中,如果单一依靠城市化来实现劳动力转移进来解决“三农”问题,显然这是本世纪中叶难以实现的目标。更何况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达到充分发达的情况下,大量人口进城自然会导致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化现象。这显然既不符合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也不是和谐社会所需。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倡的不是抵制城市化进程,而是要与城市化并肩同行并且相互扶携。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具体布局,从而当前和今后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强调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放开户籍限制,从而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实现农业人口转移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如果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自下而上地缩小城乡差别,那么城镇化建设则是自上而下地缩小城乡差别,二者像两个巨大的钳子手柄,慢慢地把城乡统筹在一起,融合为一体,成为“三农”发展的两翼。此外,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还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发展现代化农业为主题,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分别为培育“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发展原动力而做出精心部署,以期通过提升农村的自身竞争力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总之,在我国“三农”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在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导的机制中,“三农”依然是经济市场化和城乡资源配置效率中的弱者,○15难以凭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获得谋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动力。因此,要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付诸实践,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还要给予无法凭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获得谋求发展所需的资源的“三农”一定的扶持。即在“效率优先”和“公平兼顾”两方面都不具备基本的竞争力的“三农”扶持上,保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顺畅运行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从2004年至今连续出台的7个“中央一号文件”,既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理念下通过“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更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保障。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法在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历程中并不新颖。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党和政府都先后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与其不同的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下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而解决“三农”问题根源的战略布局。这已不再是过量提取农业的剩余,不再是靠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而是“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农村建设方针和“三农”发展思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质的飞跃,也标志着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转变。林毅夫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我们党“三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16韩俊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7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阶段,现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能把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举措及“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三农”发展措施具体化并得到落实的明确而有效的实践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农村需要获得城乡相等的市场的中心地位。只有这样,农村才有可能像城市那样平等地参与竞争而不受约束地进行市场博弈,从而吸收和获取自我发展的生产要素,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没得到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就决定了现阶段的农村还不能仅凭市场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尽管现阶段我国已实施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扶助政策,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农村最终还是要走向市场。由此,着力打造农村较强的生产发展能力,提升农村真正的市场博弈能力,才是保障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路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的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强调的是“三农”的同步协同发展,它要求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及新型农民的培育,从而最终达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及农民成为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生产发展,这就为农村能回归市场中心地位和“三农”协同发展的找准了制胜的目标定位。农村生产发展的核心目标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衣食住行条件,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据现实国情和现有生产力条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使农民享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果实的同时,也为农村能从城市汲取优质人力资源创造条件和魅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核心目标是生活宽裕。这一要求显然是让农民更好地分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并让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医疗建设、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及时与我国现代化发展同步,而不是远远滞后于城市。“农村文化作为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功能的重要因素,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是建设和谐农村的强本固基之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8如果农村文化发展滞后,农村风俗民情偏离于现代文明的航向,那么也就难以消除农村中存在的和农民意识中残存的反现代化意识,优秀的农村文化也难以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不仅不能为农村发展培育出新型农民,而且难以为城市化和城乡互动发展提供优良的人力资源。如果这样,这既是农村发展悲哀,也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悲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是乡风文明建设,并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带动农村文化建设,从而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找到了有效路径。长期以来,农村由于公共基础社会投入不足,脏乱差的状况困扰着自身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注重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实现村容整洁。村容整洁包括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街巷整齐、庭院整洁和生态良好。○19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把村容整治作为重要的一项建设的内容,其意义在于能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打造拥有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秩序的农村风貌,而且还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此外,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居住条件和完善的交通设施建设既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外在载体,也是城乡优质资源实现互动的前提条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和村民自治机制。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才能引导农民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农民依法维护权益的能力和录像义务的自觉性,才能保证农村社会主义性质的方向性。社会主义新农村把管理民主作为自身建设的有力保障,其意就是要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这既是农村政治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能够使统筹城乡发展思路着实落实到实处,使“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思想和措施具体化。符玉梅和赵益杉认为,“三农”问题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就是要把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综合性政策的落实,破解“三农”难题。○20因此,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三农”自身打造了农村竞争力的切入点,是在通过统筹城乡的思路下从“乡”的层面解决“三农”问题并进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路径。结语“三农”问题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中,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总结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基础上,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从我国现实国情看,仅仅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和坚持城乡隔离发展的思路都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和现实诉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待完善的进程中,弱势的农村还无法凭借市场机制获得谋求自我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动力。要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切实付诸实践,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给予弱势“三农”一定的扶持是不可缺少的。正是基于这一需要,“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了“三农”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政策导向,成为了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具体落实的制度保障,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制度保障成为实践的路径。总之,新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在思路、制度和路径的三重变奏,为我国挑战城乡二元结构,走出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三农”困境开创了一条特色道路。 [注　　释]①郭少新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由于仅单方面地考虑工业自身发展,忽视了工业对农业的带动,把农业的发展排斥在工业化之外,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见郭少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度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年版,第2页。②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从1978年的2・71: 1缩小为1985年的1・86: 1。参见张新华:《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年版,第18页。③张新华:《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⑤韩俊:《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论“三农”问题》,《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16日。⑥许经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年版,第6页。⑦王怀臣:《用新的发展理念调整城乡关系―――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四川日报》, 2004年09月20日。⑧吕祖善:《核心是促进农民增收》, http: //www・zgdjyj・com/Default・aspx? tabid　99&ArticleId　113。⑩蔡玉胜:《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经验剖析》,《经济纵横》,200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