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把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要降下来，例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例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正在为此进行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如何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和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合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多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种不小的声音，发声者主张保持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状态，不赞成中国实现城市化，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一种消极现象。与这种声音相呼应的政策设计思路是这样一种意见：由政府花钱建设一个“新农村”，农民们就留在农村，并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所幸这种政策设计思路并没有占上风，这显然与一批头脑清醒的学者主导政策研究有关。

　　报告给我们传递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其增长与国家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农民工的贡献息息相关。二是农民工的主体由农村青壮劳动力构成，并且他们越来越显示出留居城市的倾向。而我国的发达经济区域有能力接纳农民工家庭定居。报告说：农民工在城市沉淀的程度和长期居留倾向增加，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大量村落将走向衰亡。毋庸置疑，这种情形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应该高度重视的。三是从农民工分布的区域结构看，我们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的集中度在持续提高，而县级以下城镇的农民工集中度在下降。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政策设计或执行的某种缺陷。大城市的综合产业规划政策造成了“大而全”的产业结构，挤压了小城市的产业成长空间，是产生这种缺陷的基本原因，这是我的看法。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农民工问题需要政策综合配套来解决。这个报告还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研究结论，它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形势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总体上外出大于返乡的格局不会改变。我以为，这个估计结果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值得决策者重视。从报告中的数据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非农产业，并落脚在小城镇，而不是村庄。非农产业的特性是集中发展，否则没有效益。所以，“返乡创业”的本质应该是在农村“平地造新城”。我以为这个认识也需要决策者高度关注。

　　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未来30年里，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减小的数量，绝非一个常量。报告正确地看到，“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时段”。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度出现的“民工荒”也可能是偶发的、暂时性的现象，它与劳动报酬的刚性变动特征有关，而不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论，局部的“民工荒”的出现不应成为国家基本政策调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