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过良好开局之年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再次迎来重大变化。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年一号文件全文播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关键词，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更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内容。这也是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围绕“三农”问题连续发布的第4个一号文件。
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的确有点言过其实，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在文字垃圾满天飞的今天，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叫“温铁军”的经济学人。
好不容易才轮到自己面对面“调查”这位“三农”问题调查专家，可是采访中途不时地被各种电话打断。后来，温铁军拗不过，索性把电话线拔掉，一心一意接受专访……
跳出“三农”怪圈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披露后感动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他说：“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温铁军长吁一声说：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信息拥有量等方面，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当然，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功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与农民聊侃的高层智囊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吴敬琏说：“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接着就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下乡的时候，工宣队让我当知青队长，我当知青队长就强调按照上级的部署去做，可是另外一些带队的‘插友’就认为我这一套不行，当时就给我扣了一些比如‘路线错误’的帽子。”温铁军说，有一次，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有一年，温铁军回家探亲时碰到一个同学，问他：“咱们一块当兵去，你去不去？”温铁军当时也没想，就说：“去呗。”就这样去了。温铁军这样回忆那段生活：“反正就是一个认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人。当完兵后又当了3年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为文不说民疾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集思广义，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何其多。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温铁军。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而已。
温铁军说，自己的能力有限，最多只能作一些“改良”工作，不让矛盾激化，根本的还是靠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落实上级的政策。因他无法拒绝读者，于是有访必接，“尽自己的一点力”。
“用脚作学问”的温铁军，通读了大部分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熟悉东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体系。他还先后到过3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和交流，学会了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他喝洋墨水为的是补充营养，从这些参照系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他的着力点依然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要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做“中国特色”的文章。
高擎改革试验之旗
或许目前，少有人知在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这偏远之地，有一所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名字命名的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就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三农”专家温铁军。尽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国千万个乡镇当中普通得让人没有理由知道或记住的当中的一个，但是，当一段历史的脉络被重新梳理出来，温铁军和他的乡村建设学院，俨然有了某种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遗风犹存，口碑尚在。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早在3年前，温铁军就一直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2002年10月，他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和晏阳初一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方式，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
办学校就要有钱，但钱从何来？温铁军2003年在美国演讲，海外华人主动捐的7000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万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学老师、医生组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捐的3万元给了温铁军办这所学院。温铁军还要把英国某组织捐助以支持《中国改革》杂志办农村版的6万元拿一半放到这个学院，作为开办费。目前，温铁军把自己的所有非工资收入（奖金、稿费、讲课费等）交给办公室管理，建立一个专门帐号，“专款专用”于乡村建设、扶贫、资助贫困大学生等。“我们生活已经很好了，党和国家给我们很多，大家有能力的都应该做一点善事。”
温铁军一再强调，重建这个学院，是农民办，他不过是一个跟从者。温铁军原本就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他深信实验的结果既是做学问的必须，也毫不怀疑实验的过程对一乡一地一人一户的点滴改变。这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温铁军决意并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这个乡村建设学院的改革实验方向。
“目前，我搞乡村建设可能还是独树一帜。成与不成，但我还是要打这个旗号为农民的处境改善做一点事。如果我失败，我不成，那对不起，社会的悲哀，那仅仅是我个人的失败吗？”温铁军在倾力建造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基地的同时，积极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广大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他要像晏阳初、费孝通这些老前辈一样扎扎实实地去一个一个地调查农村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解决农村问题。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目前“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需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