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又一次地专程来到安徽考察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情况，在广泛听取一些地方干部群众的汇报和意见之后，也像他的前任那样，以“讲话”的形式向外界传达了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要采纳的决策意向――“继续稳定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同时也允许农民以各种形式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经营。”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媒体更是以此为据，而纷纷预测中国的新土改――“允许农民流转土地”将获得中共政策层面上的支持。然而，全会的讨论结果却大跌了这些媒体的眼镜。在这上面又在疑虑什么呢！
疑虑之一：担心“允许农民流转土地”被搞成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私有化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公开申明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现在，有不少的资本都在盯者农民手里的土地。一旦允许农民流转土地，趋利的资本就可能出巨资购并、转包、租赁乃至买卖农民手里的小块土地，而趁机牟取大块土地的经营权。农民的土地不论是通过出租、入股的形式流转，还是通过转包、买卖的形式流转，最终都会丧失原本拥有的土地经营权。他们的宿命是要么成为租地大户――农业资本家的长工，要么依靠进城打工和微薄的地租过活。只要土地流转到已资本化的大块土地经营者那里，这种被重新集中起来的土地经营权，在资本与农民关于土地使用的长期合约中，就可能因为长期的占有和经营而慢慢地演变为它们的私产。因为土地的转包与长期的合约，事实上已让众多的小户农民根本就无法过问这种土地的经营，它们只能沦为这些土地经营大户雇佣的长短工。这些大块土地的经营者虽然只取得了这种大块土地的经营权，而不是终极意义上的所有者；然而它们凭借在土地市场上转包、经营、买卖上的支配权，实际上也已与随意支配自己的私产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一些战略结盟的地方政府与资本为何一再提出这种土地流转的动议，它们的赌码实则压在这种土地的稀缺与未来的昂贵上。中国很多城市周边的土地被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廉价地征收回去，然后在交给自己结盟的土地开发商经营，其巨大的地价收益早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增收的一个源头和支柱了。如果从政策层面上允许农民的土地流转，早已尝到经营土地甜头的地方政府和与之结盟的资本，必将很快联起手来推动这种土地的重新集中。一旦土地积聚在少数强势者的手里，离土地的私有化也许就真的不远了。这个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拒斥的土地私有化，假若通过农民的土地流转而和平长入了进来，那么一向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共产党，又怎能再直面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他老人家呢！
疑虑之二：担心土地的重新集中会把更多的流民从农村中游离出来
土地的规模经营和资本对大型农用机械的使用，它的一个自然趋势就是会把农民从小块土地的经营中不断地剥离出来，而成为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即使土地的规模经营也能吸收和安置一些农村的劳动力，但只能是其中的极小一部分。数量巨大的产业后备军会把农业工人的劳动工资长期的压到一个极低的水平之上。欧美诸国的农业采用的就是这种大块土地的规模经营模式，大型农用机械的使用和资本的增殖压力，使整个农业生产部门吸收的劳动人口仅能占劳动总人口的3%左右。照这样计算，七、八多亿的农业人口还能留下几个人继续在农村就业呢！
须知，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决不是社会的慈善家，它不会为了多安置几个农民吃饭，而让自己投入的资本少赚钱，它会为了看齐其他行业资本的盈利水平和自我增殖能力，而采取压低工资或大量裁员的办法，让自己的资本也与其他行业的资本赚同样多的钱。这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就为我们分析过了，无须笔者再费笔墨。如果经营土地的资本为了自己的增殖而消减自己的劳动使用量，大批量的农民就会从农村被赶出来，一窝蜂地来到城市，整日里靠着打零工或无保障的短工谋生。假若这样，这不是“流民”，还能是什么！
也有些理论上的经济学家总在不厌其烦地说，破解农民增收难题，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根本途径就是减少农业人口，发展规模经济。不错，把土地都规模经营起来，看得见的“利”就是极其方便粮食的科学种植和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组织度。然而，它的负面作用却是把大批量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负担都一古脑儿地转嫁到了城市，而成为居无定所，劳无定业的“流民”。如果中国真的推动这种土地的流转，这将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运命。
西方的和平演变家们当然会希望中国这样做。因为流民的积聚和愤懑，实则就是引发社会骚乱的隐患和策源地。明末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西方的和平演变家们想诱惑中国的改革者通过“允许农民流转土地”，而在当今的中国重版资本在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它们的图谋深远啊！它们想通过流民的社会骚乱这个“内应”，而颠覆我们这里的制度啊！三中全会搁置这种土地流转动议，对此产生疑虑而没上一些鼓惑家的当，是它的明智啊！
疑虑之三；担心一些地方政府与大财团的资本结成利益上的战略联盟，而坑害农民的利益.
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与地方政府财税增收的联动，让土地的买卖和经营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和资本发财致富的财神爷。圈更多的地就能赚更多的钱，这样的利益诱惑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与大财团的资本结成战略联盟的幕后纽带。政府圈地，资本开发，五五分红，合作共赢，瞒天过海，共同发财。这在当今恐怕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但在这样的政商合作中，城市周边的农民因土地的征收和开发，在与当地政府及资本的利益纷争中，实则就是一些可怜的弱者。廉价的征收，让土地开发出来的巨大收益双双装进了政府与资本的腰包。正是这样的甜头和诱惑，必让一些地方政府和大财团的资本继续故伎重演，而用低廉的价格去圈农民更多的土地。
失地的农民要么背井离乡地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谋生，要么在其经营的土地中沦为廉价的劳动工具，而受其盘剥。因为资本的本性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权，谁就掌握了产品和收入的分配权；谁掌握了产品和收入的分配权，谁就能在各生产要素收入的分配竞争中分到更多的东西。
须知，在私有企业的运营中，它的盈利亏损与否，受损大的倒不是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经营管理阶层，而倒是那些只能听命于资本的劳工阶层。企业的亏损往往可以通过降低劳工阶层的工资和福利而转嫁到他们身上。而企业的老板和高管们却仍旧可以拿着先前的高薪和分红，很少受其市场行情和企业亏损的影响。只要查一查企业经理与劳工阶层在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情况，就完全可以证实这种心照不宣的分配规律。平安管理层高薪的曝光让不少人认识到了这一企业内部管理层的自主分配规律。在沪深二市的动荡中，尽管平安的股价一跌再跌，亏损越跌越大，而平安的老总们却没少拿一点自定的6000多万元的薪水。
更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资源或要素的稀缺来解释这种收入分配现象，以论证这种分配现象的合理性。真不知他站在了什么立场上。
由此可见，农民只要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它们在产品和收入的分配上就只能听任资本的施舍和摆布了。但马克思说过：“资本一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在这种圈地巨大收益的诱惑下，要指望一些地方政府不与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坑害农民的利益，那只能感谢上苍了。生发这种疑虑绝不是杞人忧天，而实有极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