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标题可能会产生很多疑问，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民的“土地权”？这样写本是想忽悠一下蒙混过关的，因为就“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而言，现在的说法太多，譬如：物权、产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其实，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主要看实质，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也许最重要的是两条：其一，这块土地永远归于我名下，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由我安排其用途；其二，在条件不具备时，任何人―――包括国家，也包括集体，甚至包括我自己―――都不得剥夺我的权利。有了这两条，管它叫什么权―――那是专业人士的事，我们先模糊地管它叫“土地权”吧。 　　在上述权利主张已经明确的前提下，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农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土地权？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在农民不再需要土地的时候。再问：农民什么时候会不需要土地？答曰：当他们有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当他们老龄、疾病、失业、工伤、生育、残疾、死亡等社会经济风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许还应该包括教育和住房，他们就可以放弃他们的土地权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于农民个人及其家庭而言，迄今为止，土地仍然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讲个孩子的趣闻轶事：二三岁时带她上街，她提出要买一件玩具，于是哄她，没钱了。她迷惑不解地问，不是有张卡，往那机器里一塞，钱就出来了。孩子的观察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我不失业，单位就会把工资打入我的卡中。万一失业了，还有失业保险，还有城市低保，卡里还会有钱。从制度安排来讲，生计基本上是可持续的。然而，这一切，农民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至少到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农民也并非一无所有，他们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因为土地对他们而言，也是可持续生计，只要春天播下种子，到夏秋就会有收获，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大致可以解决了。 　　这个“中国特色”，很多国外的学者都认可，为什么国内的很多学者却主张土地自由买卖市场化呢。建国之初，农民通过土改分得了土地，这时，按一些学者的说法，他们是有“完全产权”的。但是，因为遭遇天灾人祸，很快就有人把土地卖了。于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村无产者又出现了。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急于搞合作化的初衷。如果现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上的情况又会出现。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土地过于集中，农村无产者过多，社会稳定得不到保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说严重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说“土地流转”，应该很明确，只能出租，不能买卖。抵押行不行，实际上也应该反对，因为抵押的结果也可能是失去，所得可能还不如出卖。实际上，国际国内，都有无须抵押的农村信贷的成功经验：国际上有“小额贷款”，这是帮助贫困家庭的；国内有新疆呼图壁的养老保险质押贷款，这是针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的。我们的学者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些经验，将其发扬光大，而非要将土地私有化呢？ 　　一些曾经是农业国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时，土地的自由买卖才可以实现。当然，土地规模经营也是件大事。所以，当流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具备条件时，可以鼓励他们放弃土地权。还可以以“土地换保障”的方式促使他们放弃土地权。但是，这里所说的保障是一份完整的社会保障，即以上所说的包括养老、医疗、就业、工伤、生育、残疾、遗属，甚至教育和住房等保障都有个说法。现在的土地价格是被扭曲的，在农民手里它并不值钱，而一旦出手，常常就会身价倍增。如果政府确实把土地问题当作一等一的大事，那么在社会保障方面出点血，也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有需要，要征用土地时怎么办？答案是：以新的可持续生计接续土地的可持续生计。要看到，其实征用时给农民多少现金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如前所述，要给足社会保障。 　　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不征用，而让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办法，让他们有权利按股分红，这也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或者换个说法，借用当年对资本家搞社会主义改造时发明的中国特色―――对要征用的农民土地来个“赎买政策”，保证农民家庭年年有利息进账。这种方式可以有期限，譬如20―30年，保证一二代人顺利过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