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土地问题搁在心里，没想明白，反复看各种文章，与专家学者、同行等人讨论。 　　我不想先来一个非一即二的判断，对于"私有化"、"集体化"、"国有化"等词语敬而远之，我相信，分"左"、"右"和学科，是人类为了认识世界的方便，而非来解决问题，任何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都是处于这个复杂相关的现实世界之中，如果简单地划派划类，那就等于把现实问题抽象、粗暴地切割。 　　因此，如果有谁一定要跟我说主张什么化什么化，而不就具体问题探讨的人，请不要阅读这篇文字，因为我觉得那只是给讨论问题的人帖标签，而非对待问题本身。 　　土地问题更是如此，在当下的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农民权利，与政府卖地财政，与未来的社会公正公平，处处相关，这么复杂的问题，实在简单模糊不得。 　　本文希望把土地问题分为两类问题来探讨，一是所有制问题，也是当前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二是流转及这一财产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者并非割裂，而是密切相关，但我认为后者的问题相对中性一些，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之争，因为不论什么所有权，权利主体应当是平等的，也即有人提的"所有权平等"，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是明晰所有权问题之后的问题。 　　另外，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刚刚公布，作一分析。 　　一，所有制问题 　　假设你的爸爸是农民，那么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是否就应当无偿得到一块土地？ 　　有一种可能是，你继承你爸爸的土地，你如果兄弟姐妹多，那么你就只能继承一部分，你若再生几个儿子，那么他的土地就更少了。另一种可能是，你不能继承，你天生（成年后）就能得到一份与你所在集体其他人一样多的土地，耕者有其田，你是农民的儿子你户口在村，你就能得到这份地。 　　这两种可能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即所谓的私有制（在此，我把永佃制纳入私有制内来讨论，因为永佃制是与国家签订了永久的、固定的土地契约。但永佃制与私有制有根本的区别，一个是通过国家所有来固化农民的权利，可以作为用益物权来看［是否也可看作是一种合同之债权呢］；一个是农民所有固化土地的权利，是绝对的所有权。），土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任何人调整（征地除外），村集体不能调，国家不能调，土地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你的儿子能得到土地，是因为你具有土地，你的孙子、曾孙子能得到土地，也是因为你有土地，他们将都依赖你现在得到土地。 　　这种制度即所谓的私有化，我个人并不反对这种制度安排。但是，实行这个制度有个问题，这一问题在林权改革中已经暴露出来，即如何保持初始的公正？是以1982年分地为准？还是以1950年土改为准？或者新设立一个时间点。如果不能保证起点的公正，那么后面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 　　这种制度普遍有两种担心，一是农民拥有所有权后就对征地漫天要价，阻碍城市化。秦晖教授对此已有解释，在此不必多说。二是农民群体将出现极大的分化，尤其是在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贫富分化加剧，包括地少、失地农民，今后只能成为雇农，而资本对土地的影响显然加大，虽然我也相信农民是理性人，大多数不会拿到土地就换酒喝。 　　另外一种制度即所谓的"均田制"，也或即"耕者有其田"。我最初很不理解这一制度，并认为应当要缴纳，那么是象征性地缴纳承包费才行，因为天下没有无偿的东西，没有人能因为父辈的身份就无偿获得一笔土地财产，这会彻底扭曲市场价格。但徐付群老师的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一个新生儿成年后得到土地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父亲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是所有者之一，而且是不可分物，是共同共有关系。这样的制度下，土地属于集体，集体必须保障每个人平均地拥有土地，内部决定，多长时间调整一次土地。 　　这种制度的普遍担忧是，一是现今可利用的集体只有村委会或村小组，实质是人民公社体制转轨过来的，普遍无法代表农民的利益，因此更别指望它能承担的均田的责任。有反对者认为，只要给了土地权利（这个"给"不只是现在宪法上规定是，而是要颁发土地权证，并实际上强化集体土地的权属），集体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农民。二是，这种均田会阻碍业已初步发展的规模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三是，既然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那么全体村民的表决可以决定土地的权属，而不应当是政府来决定每个集体必须均田，法律对这个问题规定过细，有违背所有权绝对之法律原则。 　　二、核心问题在哪？ 　　对这两种制度，暂不作评论。 　　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均田制，在世界范围，中国历史上都有先例。因此，简单赞成某种制度都有先例可举，而中国需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 　　土地所有制，其实面临着"三国演义"的关系：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政府无比强大，却不守规则，而且时常绑架集体，欺害农民．现今的土地设计，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约束政府，如果集体制更能保护农民，我同样赞成集体所有制。许多人对集体所有制有天然的恐惧，似乎必须私有才够彻底保护农民，实际情况则不然。况且，从本质上说，集体所有制也是私有制。 　　秦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既然租佃制的情况下，政府都不遵守租佃的合约，那么谈永佃有又有何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在配套制度缺乏的情况，政府权力不能得到限制，只是从概念说提土地私有，其实并不能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现在的改革，继续模糊了产权，却大幅扩大流转，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政府则必然成为最大的赢家，既放弃了均田的责任，又增加了土地利用的便利，政府只会更凶狠地抢地，绑架村委会，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抢地。 　　因此，我基本赞同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的观点，土地制度有三个原则，一是耕者有其田，二是社会流动，三是耕地的保护。 　　但是，我担心的却是，在村民自治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还是个人私有，都抵挡不住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反，可能私有还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抵挡政府的武器，但今后同样也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需要配套制度进行限制、纠正。 　　三、流转及其他制度保障 　　我始终觉得，流转问题应当是一个中性的问题。即按照所有权平等的原则，国有土地可以抵押，为什么集体土地就不能呢？无论是土地私有，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流转都应当是题中之义。就好比一把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涉及性质问题，但刀――作为市场一要素，变得锋利，能完成切菜、杀人的任务，则是中性问题。 　　当然，土地是特殊的商品，具有绝对的区位垄断性。因此，有许多制度限制也是必然的。如对流转有规定，对农地转非农地有规定，这都是普遍的做法。 　　除此之外，农村金融制度、农村土地裁判所、农村集体的民主管理制度等，都是必须具有的配套制度，土地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