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洪佩，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朱志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18ZDA117）。
本文原刊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乡村振兴绕不开空间维度。通过福建土楼修缮的个案分析，展现了物理空间的修复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参与和乡村再组织化，在解决地方问题的同时，赋予了空间新的文化活力。土楼修缮引起的连锁反应改变了乡村面貌，呈现了在空间形塑、主体实践、文化势能机制下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凸显了地方性、社会参与和文化活化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空间；土楼修缮；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规划中所强调的乡村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部分原因恰恰是城市对乡村的不断侵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一直处在“非农化”演化进程中。在城市化影响下，农村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居住空间、教育空间、生产空间、养老空间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各类空间不断衰退和破败，使村居环境丧失了生态活力。乡土社会结构不断瓦解，村落共同体日渐衰落，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村庄的终结”。在“城市导向”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以城市为尺度丈量乡村，乡村成为落后的象征，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病理化。在这种观点下，乡村要向城市看齐，致力于成为城市的翻版。然而，乡村社会承载着乡土建筑、聚落文化、宗法秩序等社会文化资本，乡村生活方式中也蕴含着平衡城市生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魅力，是承载着乡情和乡愁的精神故园，具有一种人居保育、文化维系、生命教育的家园价值。因此，乡村的归宿并不必然是城市化、工业化，乡村振兴也不应该是对城市的模仿，复制城市的生活，而是找回乡村社会，探索与城市不同的乡村发展路径。
随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乡村振兴不能忽视空间维度，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如果不同时改变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变社会”都是空话。可见，空间与社会密切相关。在传统观点中，学者们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存在两种不同取向。一种取向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一般反映，是人的主观性在空间上的投射。在这种认识下，空间是被动的、被决定的，是社会的附属物和派生物。例如，涂尔干曾指出，空间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构造物。芒福德也曾将城市空间看作是社会活动的剧场。另一种取向恰恰相反，认为不是社会决定空间，而是空间决定社会。在苏贾看来，空间具有构建和转换的规则，独立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他过分夸大了空间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因此被称为空间决定论者。
无论是社会决定空间，还是空间决定社会，都只是强调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双向建构和双向生成。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的动态所塑造的，社会参与了空间生产，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然而，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也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是社会能动的表现，空间演化与社会重构是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质言之，空间与社会具有一致性，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虽然社会与空间相互建构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社会与空间依然呈现出主客分立，这就使如何连接两者以破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成为亟须破解的难题。哈维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他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阐明空间建构的复杂过程并寻求改善当代社会的可能性。卡斯特也提出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空间。空间不是僵滞的、刻板的、直接的固定空间，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空间的实践性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积极的社会建构。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得以参与到空间建构中，改造人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
上述空间与社会双向建构的观点为从空间改造入手重构乡村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视角出发，乡村振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乡村文明空间重构的过程，乡村公共空间应该作为乡土共同体生活重构与振兴的出发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空间改造对于乡村重构的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通过空间改造以实现乡村社会的改变与振兴仍然缺乏充分的探讨，这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起点。
作为空间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列斐伏尔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形成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三元分析框架。Halfacree则将空间理论运用到乡村研究，并提出了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与乡村生活所构成的乡村空间的分析框架。此外，李红波等提出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认识乡村空间系统。龙花楼等则提出从空间、经济、社会三重维度进行空间重构。
既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空间理论批判性有余，建设性不足。例如，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改造以及因此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异化。福柯以全景式监狱的隐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凝视”对个体的规训，深刻分析了空间对社会的影响。列斐伏尔和福柯共同开启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对后续的研究者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二人的空间分析以批判为主，缺少与当下社会的连接，对空间改造的指导性不足。如何通过空间改造影响社会，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是亟待研究的议题。其二，关于空间的分析框架，大多是结构性的、静态的，而非过程性的、动态的；即多是分析空间的不同维度或构成部分，缺乏对于空间改造过程以及空间和社会互动过程的关注。其三，既有研究中对行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不足。由于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行为对空间同样有着塑造与再塑造的作用。作为在空间内生活的人，其主体性对于空间的形塑作用是巨大的。以往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对空间的影响，对于民间力量的关注则相对不足。
可见，如何从空间入手改变乡村这一问题还未得到满意的回答，尚待进一步探究。土楼是福建乡村地区的特色建筑，但随着时代变迁呈现颓败之势。2015年起，福建云霄县内龙村的“好厝边”项目通过土楼修缮致力于促进乡村改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本文通过对此案例长时间的跟踪考察，展现空间改造促进乡土社会改变的动态过程，凸显其中民间力量的主体性，并尝试探索从空间入手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案例：福建土楼的命运与衰败的内龙村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被称为“民居中的活化石”“中国最特别的民居”。据历史考证，汉唐以来，大量北方的人口迁入福建，使福建形成了移民社会的特征。在迁移过程中，北方移民经常遭到闽越土著的顽强反抗，北方移民之间也经常为争夺生存空间发生冲突。想要在竞争残酷的环境中获得优势，以宗族势力作为后盾是必要的。为了团结族人、防御外敌，土楼逐渐形成了“对外封闭，向内聚合”的空间特征。“对外封闭”是指土楼一般为封闭的环形结构（或方形结构），外部用生土夯筑厚且高的外墙，具有防御功能，外敌很难攻入。“向内聚合”是指环内住房都朝向圆心的祖庙和水井，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物理空间对社会文化具有形塑作用，诚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空间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型构阶层、性别和分工。福建土楼的空间结构历经千百年，改变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土楼文化。可以说，土楼既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外在景观，又是其文化内涵的外在条件。土楼文化丰富多彩，其精髓是以耕读传家为核心的家族宗法秩序和理念，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土楼的防御功能早已消失，其居住功能也逐渐弱化。部分土楼成为旅游景区，获得了更好的保护。没有成为旅游景点的土楼则由于风雨侵蚀，年久失修，开始逐渐走向破败。
本文所关注的陶淑楼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土楼，位于福建省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陶淑楼位于村庄的中央，呈圆环形，高三层，错落有致，总建筑面积约为9420平方米。陶淑楼极具古韵民风，据传南宋末代皇帝宋昺帝赵昺曾客居于此并题名“陶淑楼”。在鼎盛时期，陶淑楼居住了三百余人，容纳了村庄近半数的人口。土楼特有的环形结构，使得土楼环内空间天然成为村民们的聚集地。在茶余饭后，村民们聚集在土楼内的空地上，小孩们游戏玩闹，大人们洗衣服、喝茶、打牌、闲话家常。逢年过节，土楼更是热闹。陶淑楼承载了村庄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在村民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淑楼逐渐走向破败。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仅有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木质梁柱因蛀虫而坍塌，土质结构也开始连片倒塌。虽然土楼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在福建地区土楼数量众多，陶淑楼未被列入保护单位，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住上了新盖的楼房。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村民也不断外流。2016年，内龙村户籍人口有2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常住在村子里的只有两三百人。在土楼修缮前只剩30余户村民聚居于内，且以老年人为主。无人居住的土楼很快衰落，很多房间已经破败不堪，导致陶淑楼的状况每况愈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危房。居住在土楼内的老年村民常常担心土楼倒塌，但苦于没有其他住处，只能继续住在里面。
除了土楼衰败，内龙村还面临一些乡村衰落的共性问题。由于人口流出，村里多是留守的老人、儿童和妇女。一个村子有超过10间麻将馆，妇女、老人带着孩子打麻将，赌博抽佣甚至成了维系生计的一种方式。村里的孩子多由爷爷奶奶照看，得不到妥善的照看和教育。2001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撤点并校以后，教育资源集中了，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乡村教育功能的缺失。村里没有小学，连一家幼儿园也没有，村里的孩子上幼儿园要去隔壁村，老人接送多有不便。在村里，经常可以看到五六岁的孩子们看着大人们打牌赌博，甚至一群孩子在一起赌博，以往“耕读传家”的文化氛围几近消失。农村人口的流失、陶淑楼的衰败、村庄教育风气的衰落，让内龙村成为乡村衰落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土楼修缮与“好厝边”项目
1.新乡贤带动下的“好厝边”项目
2015年，从外地回乡的林先生看到家乡的现状非常心痛，下决心要改变家乡的面貌。林先生本是内龙村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毕业，先后创办了三家公益机构，致力于社区营造与社会创新，曾入选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计划，获得共青团中央“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英国大使馆社会企业奖等奖项。林先生有知识和资源，是新乡贤的典型代表。面对家乡的现状，林先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始筹措“好厝边”计划。“厝”在闽台地区指的是屋子，“好厝边”在当地方言中大致相当于好邻居的意思，体现了项目改造社区、造福邻里的愿景。“好厝边”计划的首要切入点就是陶淑楼的修缮。林先生说：“我的童年是在陶淑楼度过的，对于我们这样旅居外地多年的人来说，陶淑楼就是我们对故土的精神寄托。土楼名气大，有吸引力，适合作为一个起点。”
陶淑楼的修缮，首先需要规划设计和筹措资金。在规划设计方面，林先生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设计方案、考察测量。这其中有林先生在北京认识的建筑师朋友，还有厦门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在进行基本的评估之后，陶淑楼修缮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梁柱的修复与加固，保护土楼的框架结构，二是屋顶、外墙和内墙的修复，保护土楼的基本面貌，恢复土楼的居住功能。关于屋面的修复，项目采用了村里老工人的意见，没有使用现代防水材料，而是采用传统工法，用土夯墙，砌泥砖，做到修旧如旧。在对陶淑楼进行考察和设计规划之后，初步测算出修缮资金大约需10万元。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筹措10万元的修缮资金？林先生发挥作为公益人的优势，将陶淑楼修缮设计为公益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经过数次努力，终于从支付宝公益、雷励中国筹资7万元。剩余的3万元，林先生想动员村民出资。“其实筹款主要还是依靠外部力量，但村民的参与却是最有价值的。”链接资源、发动村民参与是林先生前期做公益形成的理念。
虽然林先生是本村人，但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相信仅凭林先生就能把事情做好，因此多是看热闹的心态。林先生了解到村民的质疑，于是先行动起来，依靠实际行动影响村民。当资金凑齐、施工材料运到村里，村民的态度就有了转变。同时，外地的一些志愿者来到村里帮助干活，村里没有宾馆，志愿者只能睡地板，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依然辛勤工作。村民们对志愿者们的评价是：“他们不是来拍拍照就走，而是动真格的。”这让村民们受到很大的触动，于是也参与到土楼修缮中来。有了初步的规划、前期的资金和村民的信任，陶淑楼的修缮工作得以启动。
2.土楼修缮过程中的多元参与及村民的再组织化
（1）从精英引导到多元参与。土楼修缮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共部分，如外墙、屋顶等，可以进行统一修缮；二是私有部分，土楼房间各有主人，这就涉及房间的主人如何参与修缮工作。如何开展私有部分的修缮工作，最先想到的办法是发钱给村民，村民自己负责修缮自家的房间。然而，各个房间的损坏程度不同，如果发放相同金额的补贴，会引起房屋损坏严重人家的不满。如果发放金额不同，又会导致评估成本增加，甚至引起更大的矛盾。为此，林先生邀请了村里多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同商量，最后确定了费用分担方式：修缮费用分为人工成本和物料成本，除了本村的免费劳力，外包给专业施工队的人工费用由“好厝边”项目款支付；物料成本由村民自主核算，根据房屋损坏情况向项目申请物料，所需费用项目款支付十分之七，村民负担其中的十分之三。由于村民也要负担一部分费用，所以他们会精打细算，不会故意多报，避免了额外的浪费。林先生联合村里的老人共同起草了《陶淑楼修缮公约》，并说服了所有住户，费用分担方式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通过投工投劳、费用分担的方式，村民们得以深入地参与到土楼修缮工作中。
土楼外墙、屋顶等公共部分的修缮，吸引了大批的志愿者参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福建土楼名声在外。志愿者们慕名而来，也是希望在志愿服务中一睹土楼风采。这些志愿者有的来自澳门大学吕志和学院、上海纽约大学等院校，有的来自雷励中国等公益机构。看到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本地村民更积极参与到土楼修缮中。本地的工匠负责搭建木料和夯土，村里妇女们帮助分拣瓦片。村民们还组建微信群，在群内捐款、发放通知，分享施工动态。林先生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有将近200人是本村村民，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过年返乡时参与建设，在外务工时可以号召募捐，积极性很高。”外来的帮助与村民的积极参与，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合力，修缮工作得以顺利推进。2016年6月，陶淑楼屋顶和墙面的修缮完成，土楼的使用寿命大约可以再延长50年。住在楼里的乡亲终于不用再担心漏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村民的再组织化。以土楼修缮为契机，村民的再组织化也得以实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村民们成立了两支队伍。一支是以老年人为主的老年人志愿队，由村里德高望重的7位老人组成，他们掌握着土楼修缮的“财政大权”，管理收支、买木梁、请工人等事项。在以前，福建地区的老人会较为普遍，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但随着社会发展，老人的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过时和无用，老人会的权威逐渐衰落，在村庄发挥的作用也日渐式微。而土楼修缮恰恰是恢复传统，村里的老人以土楼修缮为契机重新组织起来，并在修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价值也再次得到了体现和重视。例如，土楼如何用传统工法修缮，如何用料，如何分工等都要事先询问老年人的意见。事实上，重新组织起来的老年人志愿队，对于动员整个村庄力量参与土楼修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建土楼，让村庄的老人重新受到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宗族为基础的尊老敬老传统。在陶淑楼修缮结束之后，老年人志愿队依然在陶淑书院、义工之家等村庄事务中发挥作用。
另一支是由村里的热心妇女组成的妇女志愿队，她们自主联合起来，分拣瓦片、清扫卫生、为志愿者提供餐食，在土楼修缮中起到了后勤保障的作用。以土楼修缮为契机，村里的妇女得以组织起来。随着加入妇女志愿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妇女们又组建了广场舞队、腰鼓队、巾帼文化宣讲队，在空闲时间学习舞蹈、参加各类新思想文化宣讲活动，提升妇女文明素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妇女们的精神面貌也得到很大改观。内龙村还评选出“五朵金花”妇女志愿者典型代表，带动着越来越多的妇女群众以捐资、出力、献智等方式参与美丽家园建设，显示了乡村中的女性力量，也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
随着人口流出，农村空心化加剧，老人和妇女成为留守乡村的主要力量。主流研究论述往往将留守的老人和妇女问题化，将其作为弱势群体和受助者，对其主体能动性重视不足。然而，乡村的关键在于人，最难改变的也是人。乡村振兴不能脱离村民，外部的帮助固然重要，但村民的内生动力不可忽视。乡村振兴需要当地村民的参与，但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村民地再组织化凝聚了村民力量，实现了村民赋权增能，为他们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条件。
3.乡村文化的传承再造
（1）土楼里的乡村教育与文化传承。当陶淑楼修缮完毕，一项新的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内龙村没有幼儿园，孩子们读幼儿园要到镇上，接送十分不便。如何解决乡村的教育问题？在林先生的倡导下，村民们在陶淑楼内创办了陶淑书院，作为内龙村的幼儿园。书院这种形式，从唐朝起就在福建兴起，是读书、聚会、讲学、授徒的场所。在土楼里办书院，一方面能让修缮好的土楼有用武之地，获得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村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一个接触文化的空间，改善当地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
陶淑楼的修缮已经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当陶淑书院的想法提出后，村民们对陶淑书院充满期待，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有三户人家愿意免费出让他们闲置的屋子作为书院的使用空间，后来这几间屋子改造成了书院的教室、画室和图书室。有了办学场所，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担任陶淑书院的教师。内龙村这样一个小村庄很难吸引外面的专业教师来教书，这时，妇女们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里的“五朵金花”担任起了陶淑书院的专任教师和助教老师。虽然她们中最高的学历仅为高中，但是她们肯花时间不断学习，努力提升自己，制定了学习成长计划，闽南师范大学的教育团队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妇女们精心编排了课程表，明确了分工，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最终让陶淑书院能够开办成功。如果说妇女在陶淑楼修缮中的角色仅是辅助，那么陶淑书院真正让村里的妇女站到了中心。
除了妇女们作为专任教师教授基础课程，陶淑书院还有两种师资来源。一是村里人教授的特色课程。村里人有一些独特技能，比如做木工、手工、种果树等，这些技能也成为陶淑书院里的课程。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的技能是乡村文化的生动体现，不仅拓展了孩子们的素质，也促进了乡村的文化传承。二是志愿者临时性的支教。独特的土楼文化吸引了大批志愿者前来支教。2016年暑假期间，澳门大学的师生前来支教，开设了英语、游戏、艺术、环境等课程，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内龙村还与台湾国学团队合作，每月定期举办一次经典国学班，组织妇女儿童学习传统文化，积极营造“读好书，好读书”的浓厚氛围，让阅读成为孩子快乐成长的一部分。此后，陶淑书院里有了各个领域的义工前来授课，他们中有大学生、导演、画家、建筑师等，为孩子们带来了新鲜的知识。书院还计划引入线上学习课程，进一步增强外界资源与村里孩子之间的连接。
以陶淑书院为载体，乡村的教育功能得以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孩子们的教育，土楼还在村民的乡村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在老年人志愿队、妇女志愿队、村委会的组织下，内龙村在土楼里举行了“最美家庭”“孝子贤媳”的评选活动，以期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获选家庭和人物事迹在宗祠内展示，让评选出的“最美家庭”成为全村群众学习的榜样，最大限度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外来文化融合与土楼活化。当来到村里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志愿者的住宿成为问题。为了解决志愿者的住宿问题，林先生提出修建义工之家的建议。义工之家一方面为志愿者住宿生活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做成家庭民宿，帮村民增加收入。这一次，村民更加踊跃，有村民将自家的老房子贡献出来无偿使用，还捐出3万元用于装修和添置物品。再加上众筹的一些款项，义工之家很快就修建好了。从此，志愿者到村子里来有了落脚的地方，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到内龙村，进一步促进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外来力量不断进入乡村，对乡村文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外地的学者、志愿者从各地来到村里，为保护陶淑楼贡献力量。村民们从中看到了社会对土楼文化的认可，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激发了村民保护本地文化的行动。另一方面，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当地村民，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公益的热情。在土楼修缮、开办陶淑书院和义工之家等一系列活动中，村民们不仅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在实际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学习到了公益理念和公益项目的运作方式，完成了一次现代公益的启蒙。
福建土楼作为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凝聚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并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村民所言：“对土楼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一直有人在里面住着，有人住着，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及时修复，就可以避免倒塌的命运”。有实际的功能，是土楼生命活力的来源。不过，居住在陶淑楼的主要是老人，当这些老人离世，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回到土楼居住。因此，在陶淑楼里办书院和义工之家实际上实现了空间的活化，让土楼成为村庄的公共空间。传统土楼文化在传承延续的同时，志愿精神、公益精神等新内涵也融入进来，促进了乡村的文化传承和再造，使土楼文化获得了新的活力。
陶淑楼修缮增强了村民的自信，强化了民间组织的能力，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改造村庄的热情。2016年，针对村庄的交通问题，村民们集资修路，拓宽了错车道，平整了一些难走的道路。2017年，针对乡村环境问题，妇女志愿队动员村民开展环境卫生工作，说服村民每户交10元作为垃圾清理费，设立定点的垃圾池，定期清理垃圾，让村容村貌得到改观，原来堆满垃圾的小河也变得清澈了。
随着“好厝边”乡村振兴计划的深入实施，内龙村开始呈现出崭新面貌。如今，走进内龙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举止文明得体，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内龙游玩。从土楼修缮带动村民参与，进而带动整个乡村的改变，内龙村的典型案例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多家媒体对此事件作出报道，各级政府领导也都到内龙村参观调研。由于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内龙村得以获得更多资源，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8年，村庄与政府合作对村庄做了整体规划，致力于将内龙村建设为具有人文特色的新乡村。此外，村庄还正在筹备乡村社区基金，以期利用乡村社区基金联结更多资源，助力乡村的长久改变。
三、一个动态框架：通过空间改造重构乡村的路径模式
乡村振兴必然需要改造乡村空间，政府和市场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导对乡村的物理空间进行规范，但相关研究指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由于缺乏村民的参与，最终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悬浮”于乡土社会。市场力量对乡村空间的形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典型的做法是将乡村打造成为旅游景区，但可能导致乡村的商业功能挤压其生活功能，乡村性剥离，乡村空间异化。概而言之，政府和市场更强调乡村的物理空间，对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虽然也有所关注，却容易由于缺乏村民参与而导致悬浮和异化。可见，物理空间的改造并不必然能实现乡村振兴。土楼修缮案例提醒我们，在物理空间之外还需要实现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改变，而后两者对于乡村发展也许更为重要。
关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划分，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土楼修缮案例，尝试做出如下界定：首先，物理空间即传统观点对空间的理解，是一切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介质和场所，如地理环境和建筑物。物理空间是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基础和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理空间如果损毁，附着于其上的社会记忆和社会秩序也将岌岌可危。物理空间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土楼等物质的空间。其次，社会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物理空间进行的集体建构。社会空间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空间由社会所生产，同时空间也在生产着社会关系。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实践空间，实践主体一方面具有被动性，受到物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具有主动性，行动者通过实践参与空间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空间中的被支配方、被主宰方，唯有通过社会运动和自主改革的实践，才能参与亲历空间的型构。在本研究中，社会空间既表现为围绕土楼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空间，也蕴含着空间建构的实践力量。再次，文化空间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表象活动、秩序观念之上，是符号化和概念化的空间，凝聚着人类的记忆与文化，表征了历史层积的人与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围绕土楼文化等充满符号和象征的文化空间。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建构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将乡村重构归结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如图1所示），并通过揭示三重空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来阐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任何一方出发，都能够观察到一方对另外两者的影响，在被其他两者建构的同时也产生了反向建构的作用。
图1 从空间入手重构乡村的动态分析框架
其一，空间形塑。物理空间对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形塑作用。物理空间一方面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形塑，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社会和文化。在历史上，福建土楼对外封闭、向内聚合的空间结构体现并强化了宗族秩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楼文化。在当下，土楼修缮也对乡村秩序和乡村文化产生了形塑作用。从物理空间的改造出发，土楼修缮带动了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调动了当地村民的积极性。在土楼修缮过程中，老年人志愿队、妇女志愿队相继成立，促进了乡村的再组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乡村尊老敬老等文化传统。陶淑书院和义工之家的修建，则重新塑造了土楼文化与乡村生活。由此，空间的改变得以重构了乡村秩序和乡村文化。正因为物理空间的形塑作用，使得从物理空间入手，实现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改变成为可能。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在编制村庄规划中要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为乡村振兴中物理空间改造提供了政策依据。在乡村振兴中，物理空间改造要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凸显空间的地方性。地方性是具有明显乡村特征的实践活动的发生场所，处于被感知层面的物理空间。一般而言，乡村的空间利用方式、景观风貌与城市存在差异，这些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建筑景观是“乡愁”“乡村集体记忆”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性正在不断被瓦解甚至消亡。在城乡二元格局中，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乡村建筑成为城市的翻版，千篇一律的村庄面貌割裂了乡村与历史的关系，让乡村的地方性日渐衰落。地方建筑是凸显地方性的重要载体，福建土楼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凝聚着地方历史与地方认同，是地方性的典型体现。实际上，不少农村地区都有体现本土特色的建筑，这些地方建筑是凸显乡村特色，避免农村异化的重要资源。
其二，主体实践。社会空间对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建构作用。社会空间不仅会在物理空间的塑造下形成社会秩序，同时也在塑造着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空间和文化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社会力量的创造。正是出于防御外敌和团结族人的需要，村民们才将土楼建设为对外封闭、向内聚合的空间结构，创造出土楼这种独具特色的空间形态和土楼文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土楼修缮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乡贤发起、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自下而上的行动，充分体现了空间的社会生产。
空间的改造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实践力量的行动，其中社会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土楼修缮的过程凸显了新乡贤作用，以林先生为代表的新乡贤携资源、知识参与乡村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改变，并在此过程中带动了村民参与。村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本来是被问题化、需要帮助的对象，如今却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村民自下而上的行动凸显出民间力量的主体性，避免了乡村弱势群体的“他者化”。而作为村民生活的空间，修缮好的陶淑楼依然有人居住、有实际的作用、有频繁的社会活动，这是陶淑楼与旅游景区土楼的差异所在。由于依然有实际功能，陶淑楼是生活的空间，而非仅供展览的标本。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空间重构有利于平衡资本力量和行政力量对乡村的形塑，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蕴藏着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三，文化势能。文化空间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反向作用。空间并非仅是物质的实体，而是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土楼作为福建本地的文化符号，承载着社会的集体记忆，凝聚着乡民们的共同情感。即使常年在外的打工者和经商者，依然牵挂着土楼的修缮工作，并愿意为土楼修缮捐款出力。此外，正因为土楼是“世界文化遗产”，其文化魅力对外部社会也产生某种“引力”，吸引个体和组织参与到空间改造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奔赴此地参与土楼修缮体现出这种文化引力的作用。可见，附着于空间之上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让空间具有了文化势能，使得以土楼为中心凝聚社会关系、带动空间改造成为可能。
文化空间不是僵死的，而是建构的、动态的。土楼居住功能的衰退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一味坚持土楼的居住功能是不现实的，刻板的复制过去，并不一定能保持空间的活力。文化势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文化活化与传承创新。陶淑书院和义工之家的修建，让土楼具有了更实际的作用，由此土楼获得了新的生机。在土楼里举办的“最美家庭”“孝子贤媳”等评比活动与“五朵金花”妇女志愿者评选，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志愿精神的交融，实现了文化的活化，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势能，不仅促进了乡村新秩序的形成，也带动了乡村振兴的行动，进一步改善了乡村面貌。
空间形塑、主体实践与文化势能三者相互作用，重构了乡村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由于多重空间存在相互建构关系，某一维度空间的改变能够触发动态的连锁反应，实现多重空间的连续互动。不过，多重空间的互动引发的后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乡村传统空间的破败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凋敝和乡村文化的衰落，体现的就是负向的互动关系。土楼修缮的案例关注地方性，重视村民参与，强调文化活化，通过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正向互动实现乡村面貌的改变、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和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为我们从空间入手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参考。在乡村振兴中，以蕴含地方特色的物理空间为抓手，能够快速调动多方资源，改变乡村面貌，凝聚居民关切。在物理空间之外，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村民参与是社会空间活力的来源，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是文化空间活化的必然路径。
编辑审定：陈越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