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佩欣，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葛笑如，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技术赋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路径创新研究”（22DJB007）；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222L021）。
本文原刊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不仅要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还应积极探索实现新型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外部生产要素通过资源、规则和组织三种路径嵌入村庄并有效激活内部生产要素发展潜力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江苏省4个典型案例村4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即引入外部人力资本进行农旅综合开发、引入启动资本举办合作农场、引入外部农业企业开展村企联建、整合资源抱团发展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嵌入为村庄提供稀缺资源并实现内外资源优化配置，规则嵌入为外部资源进入村庄以及资源整合提供基本行动框架，组织嵌入旨在减少交易成本并提升内外部资源生产效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为资源有效互补的发展基础，与组织载体相匹配的治理机制以及多元主体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新内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资源互补；治理机制；激励相容；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为各地开展相关探索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近些年来，各地通过上述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达到9.14万亿元，村均资产1295.4万元。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空壳化”、集体收益入不敷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据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统计，2022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为2526.2449亿元，而当年国家投入的各类补助高达1544.5374亿元；经营性收益在10万元以下以及无收益的村庄数量占比高达37.3%，其中超过1/5的村当年没有收益。农村集体经济对上级政府的各类补助依赖性较大，经营性收入占比仅为37.6%。如何拓宽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增加经营性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一些学者结合典型案例，基于公共治理、协同理论、赋权增能等理论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运营机制和发展路径，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源要素一直都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点。既有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盘活村庄原有土地、山林和其他集体资产，以收取租金或入股等方式实现资源保值增值；通过村庄强力的行政动员和人力资本提升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村庄自有资源的资本化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生态资源、民俗资源等乡村特色资源的开发可以助力乡村实现集体经济的跃升。马平瑞等研究发现，在村庄资源匮乏和外来项目资源零输入的情况下，依靠行政动员的强激励和引入劳动密集型农业企业，把企业生产嵌入农民生产中，依然可以实现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与这种强调内部生产要素和发展动员机制不同，一些学者更早关注到一些资源匮乏型的村庄，通过紧抓政府帮扶项目以及其他政策支持，也能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目标。
但是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单纯依靠内部资源或外部资源的发展已经不太现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错位支持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要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关注眼前项目资源的获取而忽视内生能力建设的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管理、技术、资本与集体资产资源组合生产的过程，政策资源投入，要有配套的管理、技术等要素协同投入，否则集体经济生产效率也很难提升，易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之中”。所以，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村庄内外部发展要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野，促进城乡优势资源要素融合，优化要素配置，实现资源协同效应，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这就是近些年兴起的新内生发展理论观点，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王海英等认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对内需要借助乡贤权威、合理化配置股权，形成内源式整合，对外需要拓展外部要素合作。也有一些学者不仅注意到了内外部资源整合问题，还进一步揭示了内外部资源的相互作用机制。比如，杜志雄等认为，重塑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当激活内源性的多种治理资源，提升乡村资源与国家资源下乡的合力。岳晓文旭等认为，乡村能人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引入外部资源，进而启动乡村产业发展，以“外发促内生”。与前述注重乡村内外部资源及其联动有所不同，范志雄等的研究侧重于建构一个社区内外主体之间、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内源发展行动方案，注重行动主体在资源重构、产业发展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研究基础，但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村庄外部资源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嵌入村庄？具体如何嵌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系统研究，特别是对新内生发展的内外部资源、实现路径和发展机制的分析还比较薄弱。基于此，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调研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四个典型案例，分析内外部资源的类型、特点、嵌入路径、融合的组织载体以及治理机制，尝试寻找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新内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 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
在乡村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内外主要出现了三种解释乡村发展的理论。一是外生性发展理论。面对二战后乡村发展的停滞及粮食短缺问题，外生性发展理论主张依靠乡村外部力量推动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美国对欧洲地区以及日本的援助为这一理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基础。二是内生发展理论。外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外部力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乡村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而且乡村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弊端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以本地化社会动员行动为核心的内生发展理论。内生发展理论强调自下而上、自力更生、依靠本地资源和知识谋发展。其发展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öld财团在联合国经济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what now”。此后，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分析日本农村发展模式并在比较中国苏南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充分利用乡村土地、劳动力、生态环境等要素实现自主性发展，同时认为应该排斥外部力量。三是新内生发展理论。由于内生发展理论排斥外部力量，实践中出现了众多追求内生发展的乡村陷入衰落困顿的案例，从而引发人们对该理论的质疑，为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驱动力。Ray在新内生发展理论建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传统的内生和外生发展模式相比，新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和多维度的视角。其理论主张包括：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既要依赖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也要吸引和整合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社区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社区成员的参与和共识形成被视为发展成功的关键因子；除了经济资本，地方文化、传统、社会网络和知识都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资源；政府、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跨界合作，社区才能被激发出发展潜力，因此，社区需要建立学习和创新机制，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由此，强调乡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互动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获得广泛应用。
2. 基于新内生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
新内生发展强调内生动力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外源动力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手段，实现由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主导的转换是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关键。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关于乡村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一般也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乡村自然资源。包括耕地、养殖水面、湿地、林地、滩涂、河流湖泊等各类资源。（2）乡村产业和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产业基础及主导产业、地方特色产业、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等。（3）乡村资产。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房产、设施设备等有形资产，也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存量资金。（4）乡村人力资源。包括能工巧匠、返乡大学生、经济精英、新乡贤以及乡村管理人才等各类人才。
（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外部力量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条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外部资源主要包括如下几类：（1）项目资金。比如，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2）金融支持资金。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特定项目所获得的社会融资、农民小规模养殖获得的小额信贷等资金。（3）外部人力资本。如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人员，返乡的退休公职人员和企业经营者等。（4）外部技术支持。外聘的专家学者，村企联建、村校合作带来的技术支持等。（5）社会资本。包括企业、机构和个人投资和捐助的有形资本，也包括社会网络、关系等无形的资本。
（3）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发展的内外部力量有效互动。关键问题在于，外部资源如何进一步激发内生资源的潜力从而实现有效发展。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的深描和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剖析，建构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内生分析框架，揭示外部资源嵌入村庄并与内部资源组合生产、优化配置的机制，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底层逻辑。这个分析框架的核心在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通过资源嵌入、规则嵌入和组织嵌入三种路径，撬动和激活村庄内生资源，增强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和集体增收的目标（见图1）。
“嵌入”这一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创新性提出，用以分析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相互进入对方体系的一种融合状态。本文借用“嵌入”概念，用来描述外部资源进入村庄内部并激活内部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融合、优化配置的路径和方式。资源嵌入是最直观最常见的形式，通过外部资源投入，实现乡村内外部资源有效互补和高效配置。比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自然条件优越或者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村庄，通过村庄申报，下拨财政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景观改造、历史挖掘和文化提升，既满足当地居民对生活质量提升的期待，又推动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为集体经济带来稳定和长期的收入来源。资源嵌入强调了外部资源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有针对性地引入和整合，弥补村庄发展“短板”，突破村庄单独依靠自身发展存在的局限性，破解内卷化问题，为农村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规则嵌入是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法律政策、准则规范嵌入农村集体经济的决策与运营过程中，以引导、规范和激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体的行为，以制度化形式为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新内生发展理论从内外部力量有效互动的角度，强调了规则嵌入的重要性。规则嵌入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动和决策与其长远目标和战略一致，为村庄内外部发展要素设置整合优化的规则规范；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创造条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创新发展。规则嵌入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操作框架，从而使得各主体能够更加明确地理解和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精准且高效地整合村庄内外部资源要素。
组织嵌入关注组织在乡村组织场域中的位置和角色及其与其他组织之间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组织嵌入是指某个组织（包括代表组织的个人、平台机构）在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中如何与其他组织、个体、资源或环境建立互动性的联系。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嵌入村庄的组织（个人或平台机构）与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机构建立交互关系，与村庄内部各类主体、其他组织和资源提供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嵌入的组织（个人或平台机构）是否认同村庄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村庄内外各类主体、资源、环境建立的关系如何，都影响到村庄内外部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效率以及发展的潜力。所以，组织嵌入（个人或平台机构）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框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连接了乡村的内外部资源，而且其嵌入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资源流动、知识传递和合作效应，进而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势头。
上述三种嵌入路径，呈现一种由简及繁的发展过程。在内外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中，三种嵌入路径可能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比如，组织嵌入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资源和规则的嵌入。资源嵌入也往往与相应的规则相匹配。为了更透彻地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在后文会有意“遮蔽”了某些方面以凸显主要的嵌入作用机制。
二、典型案例选择与多案例比较分析
1. 典型案例的选取
为了确保讨论更具有针对性，本研究遵循案例研究中的典型性抽样原则，选取江苏省4个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案例作为经验材料。从研究典型性来看，案例具有代表性，即该案例具备较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案例类型呈现多元性，即所选案例在资源类型、实践路径等方面均体现多元化特征；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即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多方面的一手资料。
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第一手资料。2023年6月和11月，笔者和所在团队先后进行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其间访谈了县农业农村局领导及工作人员、镇（街道）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普通村民等，获取了县域政府相关政策、村庄基本概况、集体经济发展历程、村党支部书记简历等关键信息。调研信息以笔记、图片和文档的形式加以记录保存，整理汇总形成个案研究资料（1）。
2. 案例描述与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1）靖江市DS村：引入外部人力资本的农旅综合开发模式。DS村（2）地处靖江市西南部新桥镇，东与三兴小区接壤，南距长江1公里。辖区总面积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00亩。长期以来，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社会矛盾复杂，经济发展薄弱。2008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3万元，多年累计债务高达50万元。近年来，DS村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入外部人力资本，进行农旅综合开发，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DS村的新型集体经济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工程核心在于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创立了“江苏德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公司”）。YHJ是现任村支书，YDQ是公司法人代表。YHJ和YDQ都是本村人，他们长期在外创业，是资产几千万的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部门经理，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开阔的视野。在公司股权结构中，YDQ占51%，村集体占49%。在公司运营中，建立“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围绕区域优势产业，流转全村98%的土地，组建生产基地；开发村域旅游资源，把生产基地、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融为一体；打造“德胜村”品牌并推广，相继推出“德胜村”牌咸鸭蛋、咸秧草等系列农副产品50余种，促进了德胜村特色农产品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以“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理念，对接采购全国各地农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销往全国，推动“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全方位满足市场需求。2022年村集体收入增长至360万元，2023年预计可以达到480万元，跨入泰州强村第一梯队。
DS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成功引回YHJ和YDQ两位乡贤，他们充分发挥商业才干，以市场为导向，创立德胜公司并以其为载体，把外部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社会资本等资源，通过组织嵌入和资源嵌入两种主要路径，与村庄内部的土地、环境等自然资源，咸秧草等产业资源和村庄劳动力有效对接整合，开发了系列农产品。通过公司运营的方式，成功激活了德胜村的经济潜力，构建了一个以外部人力资本（即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为主导，集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市场开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于一体的新内生发展模式。
（2）宜兴市JL村：引入发展启动资本的合作农场模式。JL村地处宜兴市东北部，隶属芳桥街道。全村面积3.33平方公里，农户840户，总人口2660人，耕地面积3300亩，是一个典型的平原水乡，没有特殊的资源优势。2015年开始大规模流转村庄土地建立合作农场，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实现集体经济增收。2022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730余万元，集体可分配收入1336.8万元，村级存款达到2500万元。
JL村是典型的平原农业村，主要种植稻麦大田作物，分散种植的经营效益非常低。2009年，JL村争取到多类资金项目，把村里的闲散土地和抛荒土地收归集体，并有序流转农户经营的土地2800余亩，率先在无锡建立了第一家村办合作农场，改造公共设施，购买农机，进行规模化经营。合作农场采取“村委负责+集体生产+分片管理”的模式，雇佣村民进行生产，分片按季聘请专人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长期雇佣和农忙短期雇佣相结合，聘请农机手进行生产性服务。这一管理模式不仅降低了成本、节省了人工，而且显著提高了亩产，每年的种植收益就达到100万元。合作农场采取“租金保底+盈余分红+工资收入”的收益分配方式，农户每亩租金加分红近1000元。在政府下拨的300万元智慧农业发展资金支持下，与苏州某公司合作，开发了700多亩的“无人农场”和“智能育秧室”，并配套了探头、自动灌溉系统、无人操控农机等一套设施。在种植生产的基础上，JL村还积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再次利用上级政府的扶持资金，建立了烘干中心、米厂等配套设施，不仅加工合作农场的农产品，还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村民，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此外，JL村以稻麦高产增效创建项目为载体，开发1000亩高标准农田种植有机水稻，注册“锦尊”大米商标，深耕品牌建设，其收益比普通稻米高50%以上。合作农场每年上缴村集体100余万元利润。
JL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实践充分揭示了外部资源，主要是政府扶助资金和项目，通过资源嵌入路径进入村庄，在村“两委”的积极运作下，激发村庄土地、劳动力、管理、服务和创新的生产潜力，举办合作农场并以此为载体聚合村庄内外部资源，实行规模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种植，大大提升了稻麦种植效益。同时，向上向下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创造服务收益；打造农业品牌，提高经济收益。金兰村也实现了从“农业穷村”向“农业致富”的转变，村级可分配收入从不足3万元增加到目前10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金兰之路”。
（3）宜兴市MQ村：引入外部农业企业的“村企联建”模式。MQ村地处宜兴市徐舍镇北部，紧邻镇政府，交通便利。村域面积4.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954亩，人口近4000人，是较为典型的圩区纯农业农村。MQ村有近800年的建村历史，因村中大姓宗氏族人在祠堂遍种桂花（木樨）而得名。前些年，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创业，集体经济薄弱，2005年村级收入不足60万元。近些年，村庄环境改善，引入外部企业并进行玫瑰花多元化开发和经营，外出人员逐渐回流，集体经济也获得很大发展，2022年村级可分配总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
MQ村集体经济一直比较薄弱，除了土地、鱼塘，村庄没有特别的资源禀赋，仅仅依靠村庄内部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的方法途径比较有限。2016和2017年MQ村举办了两届“花田灯海艺术节”，获得230多万元门票收入，攫取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之后，在村工作22年的ZHD书记带领村“两委”主要干部，自费四赴云南，带着MQ村土壤检测报告，说服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玫瑰花种植专家LJ来村合作。LJ带着资金（160万元）、技术和玫瑰花苗，与MQ村联建成立了宜兴市淳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美公司”）。在公司股权结构中，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占比32%,MQ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10%，两位乡贤出资共1300多万元，占比58%。公司正常运转以后，两位乡贤把股份无偿奉献给家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达到68%。MQ村派驻党员干部到淳美公司挂职，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优势，以8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村庄土地1000多亩，组织200多名村民参与玫瑰花种植和日常管护，解决企业发展用地用工问题。后又联合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生产和研发食用玫瑰花、美妆、芳香、饮品等系列产品，开展线上线下销售。依托村企合作，之后，MQ村成立了全资旅游文化公司，开展乡村旅游和教育培训，既带动淳美公司产品销售，又带动村庄民宿、农家乐大发展。2022年公司销售额达到800多万元，2023年预计达到1500多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到150多万元。
MQ村引入外部农业企业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与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创建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淳美公司，通过混合经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吸纳外部资源要素开辟了通道。依托淳美公司这一载体，通过资源嵌入和组织嵌入路径，把外部市场、外来资本技术与村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商业资源（“美栖花田”特色品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打造了一条以花为媒，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美栖村的发展探索出了一种较为成功的村企合作联建模式，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村集体与企业双获利。
（4）惠山区YD村：资金整合抱团发展模式。YD村隶属于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区位优势明显，工商业基础较好，基本实现了非农化。但是资源零散，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与周围5个村同属于经济相对薄弱村。在街道协调下，YD与YX、YR等6个村（社区）整合资源资产资金约2000万元，成立镇村联合发展平台——无锡惠腾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惠腾公司”）。YD村借助惠腾公司这一平台，不断盘活村中资产资源，投资厂房门面，增加村集体“造血”功能，集体经营性收入不断增加。2023年底，集体经营性收入近500万元，集体资产总额近5000万元。
由于历史原因，玉祁街道辖区内经济相对薄弱村较多，包括YD、YX、YR等6个村。它们汇聚各村资产资源资金，作为原始注册资金，成立惠腾公司，抱团发展。经济相对薄弱村在争取上级政府项目资源方面有政策支持，使得惠腾公司的原始资金可以撬动更多资金投入村集体经济发展。在项目投资比例中，区和街道分别投入45%，参与项目的有关村通过惠腾公司平台只需投入10%，而且租金提前给付到村集体。在惠腾公司管理运营方面，1个街道和8个村（社区）（1）作为股东共同参与管理和经营，产生收益按出资比例分至村集体。玉祁街道成立镇村联合发展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例会，负责惠腾公司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成立村级财务监管中心，实施非现金结算制度，运行集体资产监管平台。2022年，加入联合平台的8个村（社区）稳定收入达到8000多万元，用于各村分红的收益达到1003万元。2023年，截至调研，惠腾公司新增投资4000多万元，购买了两个标准化厂房，年租金250万元。
“抱团发展”是近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模式，其特征是根据村级经济基础、区位特征、资源条件等实情，强化资源要素整合。YD村与其他抱团发展的经济薄弱村，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积极争取政府扶持项目和资金；以惠腾公司为平台载体，通过资源嵌入和规则嵌入两条路径，把点状闲散资源串联成线，打造优质资源包统一管理；又收购标准厂房、商业店铺，进行市场化运营、项目化运作以增加集体收入。这种“村村合作”抱团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突破了镇与村、村与村之间的藩篱，克服了单个村（社区）单打独斗发展的困难和局限性，探索出变“输血”为“造血”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拓宽了村级收入来源。
三、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
与面临失去独立性风险的外生发展和排斥外部力量的内生发展不同，新内生发展强调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有效互补性和资源拥有者的平等性，各方平等开放，在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实现各资源主体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平等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体系，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如此才能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了让村庄内外部资源整合有具体载体，让规则体系落地，新内生发展客观上要求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组织形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机制。所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为资源有效互补的发展基础，与组织载体相匹配的治理机制以及多元主体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见图2）。
1.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有效互补的内外部资源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就是借助外部资源，开发处于沉睡状态或低效使用的农村内部资源，以激活村庄资源的潜能并实现资源增值。现实中有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靠自己已有的积累就有能力进行开发并实现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目标。但是，有更多的村庄并没有这么优良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能力。而且，还有很多经济薄弱村并没有积累起可用于开发的经济积累，也没有可以凭借的资源禀赋。所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在于村庄内外部资源有互补性，这样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继而充分调动各类资源的生产能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从调查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村庄，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极大。村庄内外部资源的禀赋以及互补程度千差万别。从总体情况看，缺少乡村资源开发资金似乎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缺少开发资金，如果没有外部的资金引入，集体经济发展就有可能长期陷于某种锁定状态而无法有效启动。面对这一状况，为了解决“拓荒成本”的问题，政府主动介入是必要且可行的选择方案。事实上，地方政府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它们通常通过项目方式给予村庄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首先借助这些资金来盘活低效率使用或闲置的土地、集体资产等资源，以收取定额租金或入股等方式实现资源保值增值。JL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对上级政府财政资金和项目的倚靠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MQ村除政府财政资金项目支持外，还大量引入了乡贤投资和捐赠的资金以及外部企业自带的资金；与YD村一起抱团发展的村庄，虽然将自有资金资源集中起来“集腋成裘”，形成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但是在投资45%+45%+10%的比例中，90%的投入依然依靠上级政府。
无论是来自上级政府还是外部其他途径，在获得启动资金以后，才能撬动村中各类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发展深加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村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MQ村将自然资源与外部市场、外部企业资金和技术支持相结合，探索出集体经济发展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另一配比模式。DS村则将自己的滨江区位优势、产业资源与外来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有效结合，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和市场开发来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在上述各个案例村的发展中我们不难发现，内外发展要素有效互补形成的“双轮驱动”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2.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载体调适：匹配的治理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联合、衍生的组织形态，它们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载体和平台。威廉姆森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适应性问题，即组织需要随着环境和交易的变化而调整其结构和治理方式，包括自发适应和协作适应，简单的治理结构适用简单的交易，复杂的治理结构应对复杂的交易。在村庄内外要素互补的基础之上，要想这些资源产生效益，还要考察内外部发展要素的有机组合问题，即通过什么形式、什么路径、在何种载体上实现各类发展要素的有效结合。新内生发展框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外部资源的嵌入不言而喻。但是，外部资源嵌入的多寡、嵌入路径是单一还是复合、内外部资源结合形式以及融合程度，特别是作为集体经济发展载体的组织形态是简单还是复杂，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机制。在前文四个案例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JL村和YD村适用简单的治理机制，MQ村和DS村适用复杂的治理机制。
（1）简单治理机制的运作逻辑。根据前文分析，JL村和YD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简单治理机制。简单治理机制所依托的组织载体结构相对简单，交易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交易环节较少。在调研的案例中，它们属于村庄内部的经济合作社组织和独立于村庄之外的商业投融资平台惠腾公司。
YD村及其周边经济薄弱村在街道参与协调下实现抱团发展，开启村村合作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村庄间的自发性适应体现在基于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合作，共同投资厂房、门面等“物业经济”。惠腾公司的管理运营相对比较简单，包括YD村在内的各村负责人和街道有关部门建立了决策、运营和管理监督委员会，基于一定的规则开展集体经济投资和利润分成。这种参与性的治理机制确保了物业出租项目与参与村庄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相符合。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风险，惠腾公司还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涉及租赁合同的制定、租金的收取与管理、物业的维护与修缮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惠腾公司的管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企业化，聘用职业经理人。因为公司主要涉及租赁经济，内容比较单一。由于政府扶助资金的加持和物业经济租金的先期支付，惠腾公司的盈利相对稳定，市场风险较小，在简单的治理框架下即可实现政府扶助资金项目和村庄优势资源资产的有机结合，保证参与“抱团发展”各村的利益与分红。
与惠腾公司外在于村庄组织结构之外有所不同，JL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村庄自建的合作农场。合作农场是村庄内部组织，所要协调的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小农户之间的关系。在承接政府扶持资金和项目之后，流转小农户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同时，延伸稻麦种植产业链条，增加技术含量，打造精品稻米品牌，从单一规模化种植向生产、加工、服务一体化发展。JL村的合作农场通过规模效应和社会化服务，增强了小农户与市场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市场风险，实现了集体经济增收。JL村的合作农场作为实施政府资金项目的组织载体，一头链接小农户，一头链接市场，把政府、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三方行动主体协调起来，交易成本大部分在村级组织层面已经被降低，所以是一种相对简单高效的运营机制。
（2）复杂治理机制的运作逻辑。外部资源通过一定的组织载体嵌入村庄内部，一般会采用企业化运作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内外部资源的组织载体就是联建或者引入的企业。这就需要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村庄内部的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也需要跟进。这是企业化运作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条件。在“德胜公司”和“淳美公司”的产权结构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外来投资所占的股权比例有明确的划分，德胜村占股49%，“归巢”的乡贤YDC占股51%;MQ村在接受乡贤捐赠的股份之后占比68%，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占比32%。这两个公司都是一种混合经营模式。混合经营模式有利于吸纳外部的资金技术进入村庄，以公司为组织载体，实现村庄内外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
在公司治理和发展中，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两委一般会在企业中派驻村干部，参与企业决策、运营和监督，有利于通过村干部撬动全村的社会资本，为公司发展链接更多外部资源，争取更多发展机会，在吸引政府投资、帮扶项目上，也颇具竞争优势。以现代公司为载体，采用现代企业运营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DS村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向区域和全国市场，生产、代加工和销售各类农产品，并把生产基地、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融为一体，实现了农旅综合开发。MQ村成功打造了一条以花为媒，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由DS村和MQ村两个案例的分析可知，以企业化运作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组织嵌入为主要形式和基本前提，再加上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以现代企业组织为基本载体，把内外部资源有机整合起来，实现弱小、分散、闭塞的家户与外部大市场的有效链接。组织嵌入的成功实施，在于内外发展要素的拥有者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并且建立起了合作互信的共生关系。同时，也需要村庄在治理机制上进行更多自发与协作的适应，以满足合作发展的动态需求。当企业引入新技术或者延长产业链时，村庄需要调整其劳动力培训内容和资源配置，确保与企业的发展同步。考虑到村集体与企业交易的复杂性，治理结构的细化也尤为重要，不同于村庄内部简单的交易和决策过程，与企业的合作涉及更多的权益分配、风险管理和长期规划。适应上述发展要求，需要建立复杂治理机制以充分降低交易成本。
无论是简单的治理机制还是复杂的治理机制，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需要在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无论是以企业化运营还是以规则为主要形式，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需要在互补、互利等层面实现深度联结，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来持续深化“共生关系”，从而建立起“以村（社区）为本”的共享价值理念，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3.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动力：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
利益驱动是人类经济行为发生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动力。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利益驱动。利益关系不仅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组成人员与外部资源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集体经济组织与项目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关联，不同主体之间由于利益诉求不同，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冲突。如何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调动各个行动主体的积极性，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激励相容主要用于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产生的代理人问题,即因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的现象。在集体行动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同时存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参与约束也称个人理性约束，指在合作机制中参与者现状不比合作前的状况差，参与即可获得收益。激励约束指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最大效用行动时获得的期望效用不低于其他行动选择下的效用水平，即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预期收益同时实现最大化。
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建立的利益关系中，无论在何种组织形式中，实际管理运营者与资源所有者之间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只有在多个行动主体之间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各方的合理收益，才能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在DS村案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司法人按照49%和51%的持股比例进行利益分成，公司与雇佣农民之间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工资，兼顾了村集体、公司和农户个人三方利益。在MQ村淳美公司的案例中，村集体与引入的云南公司股东以68%和32%的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公司聘用2名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和公司雇佣的工人按照市场价支付工资，不参与分红。YD村等参与“抱团发展”的村庄，玉祁街道不参与收益分配，所有物业经济所得租金，按照参与投资村庄资源量的多少进行租金分配。JL村合作农场的收益分配主要发生在村集体和流转农户之间，采取“租金保底+盈余分红+工资收入”分配方式，实现了村集体和小农户的双赢。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4个典型案例村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方和村民之间建立了较为公平公正的激励相容关系，各方都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是因为DS村、MQ村的农业公司以及玉祁街道的惠腾公司，其产权结构明晰，按照股权结构容易实现利益分配。JL村的合作农场，是一类特殊的集体产权，被流转土地的农户，其收益由三部分构成：村集体按照每亩600斤稻谷的政府收购价作为保底租金，外加当年的盈利分红和日常参与农场劳动和田间管理的工资收入。在这一分配方案下，比单纯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或者抛荒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益更多，对村民产生了激励作用。但是在调研中，课题组也发现，在村集体获得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成以后，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特殊性，作为经营管理者的村干部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分红。从村集体与村干部这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两者之间的激励相容关系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益来核算。在调研的村庄中，村支部书记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和带头人，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他们都是秉承党性和公心，带领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他们自身并没有在村集体经济的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在领取县级财政下拨的工资之外，根据年终乡镇街道的考核结果，获得一部分绩效奖励。除此以外，对于村支部书记的激励还有上级政府颁发的各类荣誉，以及代表村庄竞争上级政府各类扶持项目时的优势地位。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根据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村庄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有机融合的新内生发展框架，通过对DS村、MQ村、JL村、YD村等4个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案例的深入剖析，验证了新内生发展逻辑框架的适应性。
通过调研分析，我们可以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外部资源如何进入村庄并实现与村庄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进行初步回答。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数据、土地等都是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源嵌入就是把村庄内部较为稀缺的资金、技术、数据、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补充到村庄内部，激活村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发展潜力。外部生产要素补充到村庄内部，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只手”为生产要素进入村庄划定了路线，设置了规则，让内外部生产要素通力合作、各得其所。从这个角度来说，规则嵌入为村庄内外部生产要素的整合以及集体经济发展设定了基本的行动框架，尤其是监督和激励机制。在基本的行动框架内，要实现村庄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简单地组合，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市场更紧密连接，使其充分融入市场环境并减少交易成本，客观上就需要创新组织载体并建立与之匹配的治理机制，这就是组织嵌入的必要性。三种嵌入路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组合体，就像此岸的旅客乘坐船舶或者通过桥梁成功到达彼岸，与自己的伙伴汇合继续下一段旅程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乘客、船舶（桥梁）、约定的时间地点、路线等都是缺一不可的。在前文4个案例的分析中，为了更透彻地剖析，选择聚焦某一或者某两个路径，这并不代表其他的嵌入路径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行文至此，通过对江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案例分析，验证了新内生发展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并揭示了其底层逻辑。古语有云：驾言各勇往,实践仍精思。实践探索和理论探析越是深入，越是给我们留下更大的空间，启发我们更多的思考：第一，村“两委”如何在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模式中更好发挥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直接主管者和主体，村级组织如何精准定位并发挥统领作用？如何协调好政府、市场、集体经济组织载体以及自身之间的多重关系和多重组织逻辑？实践证明，一个团结而且富有战斗力的村级党组织和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村支书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他们如同发展的“主心骨”，把握发展方向，探索发展路径，同时在市场化进程中兼具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其二，上级政府和部门如何为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保驾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资金、项目成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是撬动村庄资源的有力杠杆；地方政府还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靠担保方。地方政府如何“在场”而不“越位”和“错位”，不仅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也是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与市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而又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中央多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面向市场组织生产和服务；这也同时意味着集体经济不可避免会遭遇市场风险。而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保障兜底功能，并不是一般的市场主体。所以，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机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综上所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模式不仅有效调动内外部资源，而且在一些体制机制作用下实现其有机整合和叠加效应；不仅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政策引导、资源扶持及监督管理中的角色功能，也促进了基层组织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耦合联动，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持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