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大维（1981—），男，湖北枝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ZZ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种子培育项目（CCNU24ZZ204）。
本文原刊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向纵深推进，村庄联合抱团发展成为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影响村庄联合体发展绩效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党建引领下的政府赋能和村庄发展中的内生活力，由此构建了“政府赋能—内生活力”的村庄联合体共富模式分析框架。根据两要素的强弱村庄联合发展形成了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村庄联合体典型案例。调研比较后发现，浙江省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通过政府外部赋能，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其共富模式的运行机制是党建统合、外部赋能、内在创生和内外共促，实现了由外部扶持型到现代互动型的转变，为全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政府赋能；内生活力；乡村振兴；村庄联合体；共同富裕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再次提出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查发现，浙江通过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验是通过逐步试错形成了优化后的村庄联合体（下文简称“联合体”）。从其实践来看，村庄发展仅靠单一的内生驱动力量或单一的外部支撑力量很难达成，乡村建设需要抱团发展和多种力量的推动。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帮扶措施，增强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不是村庄要不要内驱和政府要不要赋能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挖掘内驱以及如何赋能的问题。因此，对联合体中政府赋能与乡村激活的共富模式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梳理文献后发现，当下学界所关注的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市场融入论。学界较多关注通过资本下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达至共同富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前提。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带领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具有联结市场和乡村的重要作用，是促进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有学者认为，从机制层面来看，需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此外，从主体层面来看，“不在场”的投资主体有利于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经营发展过程，同时还大大降低了产业经营过程中的成本。
第二，政策扶持论。学界通常认为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特殊制度、专项行动等方案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达至共同富裕。较多的有两种：一是“国企联村”行动，如湖北、福建等地通过“国企+片区”形式，依托国企的资金优势和政策优势，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协同发展。但在引导和推动诸多要素流入乡村时，如何统一多元主体的行动步调是其关键所在。二是“包联制”探索，通过县级领导干部包联乡镇、村（社区）工作机制，将办公场所延伸、包联至乡镇内的薄弱村，定期开展入户调查，现场办公。此举确实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但如何真正通过政策扶持的外源性动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激发内源动力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此外，基层政府依托政策扶持推进的产业项目易陷入“积极惯性”的窘境，出现同质化、低效化现象。
第三，集体整合论。学者较多认为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多样化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方能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村集体组织的经济效能和共享特性确实有助于村民生活富裕的实现，但乡村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社会资本匮乏、资源配置效率低、村集体作用难以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等问题。以村集体为主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统合多主体的协作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四，联合发展论。已有研究结合实践对村庄内外不同形式的联合进行了归纳。一方面，认为通过村庄内部不同合作社的联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组合体，如“联合社”、家庭农场联合体等，依托龙头企业，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联农带农。另一方面，认为通过村庄间的合作治理，以内源式发展为导向，可以凝聚乡村振兴合力。这些学者普遍认为：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创新模式之一，其可以不断优化整合农村资源，以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综上可见，学界更多关注乡村振兴过程中单一主体主导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分析，相对忽略了基层乡村系统的复杂性与多主体性，难以高效融合各主体从而克服乡村发展张力。部分学者虽然关注了乡村联合发展的实践，但多集中于村庄内“企业/合作社+农民”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分析，以及村庄间简单的合作治理，较少关注村庄外部赋能与内在活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创造性地探索出政府赋能、村庄内生活力激发的现代互动型共富发展模式，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低效性，将单村点状发展转向区域全面发展，成功地将山区从落后的“脏乱穷”变成现在的“绿富美”。与此同时，联合体模式也在多地得到复制，目前已推广至淳北、淳西南片区，建德“稻香小镇”，之江区域，富阳大安顶等地，其发展实践作为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的典型案例，对于全国乡村推进共同富裕做出了重要示范。为此，笔者拟在对浙江省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发展模式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政府赋能—内生活力”分析框架，探讨如何通过适时、适宜的政府赋能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从而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为全国乡村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二、基于“政府赋能—内生活力”框架下的联合体
随着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村庄之间开始联合发展以推进共同富裕，将村庄“单打独斗”转化为村际内生性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学界也注意到联合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乡村振兴应遵循乡村共同体的行动伦理，激发出产业长效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建设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组织化的联合体以提升乡村振兴效能。近年来各地村庄积极探索抱团取暖、组团推进、片区整合等方式，成立了各种联合体作为平台建设乡村，诸如飞地抱团、多村联创和片区联盟等。
（一）联合体中的政府赋能与内生活力要素
当下乡村联合发展催生了一批抱团发展的平台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村联合发展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内部构成，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乡村联合发展效能。结合已有研究和实地调研比较后发现，影响联合体治理绩效的两大关键要素，一是党建引领下的政府赋能，二是村庄发展中的内生活力。
党建引领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有效统筹多方乡村治理主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的重要手段，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着根本性意义。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诸如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以及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这就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招商引资、人才吸纳、资源汇集、环境整治等手段，汇聚行政、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尤其是需要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回归村庄本身，当下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当地乡村自身潜能，引导激活这些更广泛的资源和行动。当下村庄内生发展也面临着效用限度问题，这就促使内生发展逐步转向新内生发展，通过政府等外部力量的赋能支持，促进村庄、村民等内部活力的释放。
综上，政府对乡村发展进行外部赋能，是乡村振兴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案。其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治理理念与方式的转变，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由此看来，政府赋能和内生活力构成了影响乡村推进共同富裕的两个要素变量，政府赋能和内生活力的强弱搭配是进一步研究优化乡村联合发展模式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文提出“政府赋能—内生活力”的分析框架，以此阐释二者如何在促进乡村共同富裕上发挥作用。通常来讲，乡村发展是曲折上升的，如果本身发展活力弱外加政府赋能弱，联合发展的效能低，乡村就存在衰退的风险。但伴随着政府赋能增强和内生发展探索，乡村联合发展效能就会步入快速提升阶段，最终趋向现代化的互动发展状态（图1）。
（二）联合体的四种类型及优化模式
如前所述，乡村资源禀赋差异意味着一成不变的政府赋能无法满足不同村庄的发展需求。因此，村庄既有的内生活力强弱成为划分与判断恰当赋能强度的相伴要素。政府赋能与内生活力的不同，使得村庄联合发展在试错探索中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类型（图2）。
第一种类型：基于“弱内生活力—弱政府赋能”的传统衰退型。此类联合体自身禀赋弱，同时缺乏政府赋能，存在衰退的风险。如浙江JX市某地曾经探索的飞地抱团发展模式，主要是将“飞出地”的资金、人员等转移到区位条件比较好、土地资源丰富的“飞入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项目和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促进两地的发展，但是飞地双方存在横向协调难、相关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地方政府难以配套相应的干预，导致“飞地经济”内生活力有限，难以实现长效发展。
第二种类型：基于“弱内生活力—强政府赋能”的外部扶持型。这类联合体村庄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政府的政策支持使村庄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过多的政府介入限制了村庄发展活力。如浙江JH市某地曾经推行的片区联盟，即推动地域相近、产业互补的乡村形成片区联盟，以发展集群的形式促进乡村振兴。然而，强大的外部干预催生片区联盟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发展，导致乡村缺乏内生活力，同时村集体的增收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如果内生能力得不到提升，一旦离开了政府的外部赋能，其后续的发展优势将难以保存。
第三种类型：基于“强内生活力—弱政府赋能”的内生探索型。此类乡村本身具有较好的发展优势，通过城乡要素的流动，实现了乡村发展的提质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政府赋能，村庄的发展面临政策资源不足的困境。如浙江HZ市某地过去形成的多村联创发展模式，通过自发性的多个村庄抱团，有效推动多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联创发展模式的缺陷在于多点伞状发展，以至于政府难以施加有效的外部赋能手段，其面临后期乏力，无法进一步实现新增长的困境。
第四种类型：基于“强内生活力—强政府赋能”的现代互动型。此类村庄内生活力较强，同时也得到强大的政府赋能，两者相互制约和促进，村庄在两者良性互动下得到长效发展。如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其依托政府外部赋能，高效转化实现了内生活力的增长，推动联合体由传统衰退型到现代互动型的转变。随着联合体内的产业链逐渐完善、村民增收渠道逐渐拓宽，乡村的内生动力得到有效增强，同时适时调整政府赋能强度，在保证联合体正常运作下适当减弱外部干预以释放内生活力，实现了村庄自身的长效发展。
基于“政府赋能—内生活力”二维框架分析发现，理想状态的联合体是一种现代互动型的优化模式。从内涵上讲，现代互动型的联合体，不仅只是将其阐释为一种基层实践探索，还要以感知和观察到的丰富而具体的事实为依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和反思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而抽样出来。由此，现代互动型的联合体是指在党组织领导下村庄主体通过打破村镇街或部门的行政壁垒单元组团形成集体行动的乡村发展模式。它以一个或多个中心村为内核带动周边村构建联合体形成最佳规模效益，通过政府赋能激发村庄内生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平台，是强弱互助、帮带一体、组团聚合和效益最优的多个村的集合体。现代互动型的联合体具有多重优势：首先，由联合体征收乡村闲置土地，可以大幅度减少各村合作的交易成本，提高邻近村抱团发展的成功率；其次，相邻地域的各村抱团后，联合体自下而上挖掘利用本地资源，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以增加村集体与村民的经济收入，夯实内部稳定性；最后，联合体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突破口，借力政府赋能和内生活力两大要素，将城市与乡村看作有机互补的整体，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动区域共同富裕。不难看出，政府赋能强、内生活力强的联合体是促进村庄发展、乡村振兴的高效平台。
三、联合体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第一次给下姜村“把脉”，指导当地村民要优质高效、错位发展。同年6月，在习近平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此后习近平每次到下姜村都会为其“把脉开方”。下姜村牢记嘱托，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之机扎实推进发展，探索出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成功经验。2019年6月，淳安县按照浙江省委提出的“大融合、大手笔、大治理”要求，创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在不打破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探索出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现代互动型发展模式。
（一）“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的发展模式
1．政府赋能建设乡村振兴联合体
2019年联合体党委成立以来，在省、市两级的统筹谋划和指导支持下，淳安县按照“示范带动、区域融合”的思路，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下姜村为核心，坚持“地缘相邻、文化相近、产业互补”的原则，创建包含2个乡镇25个行政村的乡村振兴联合体（截至2023年10月，“大下姜”已扩容到5个乡镇63个行政村），深入推进“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推动区域联动、抱团发展。联合体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原则，充分发挥下姜村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基层联络点的政策优势，希望通过一个村带富一片村，实现由点到面的创新性发展。“大下姜”创新组织体系，有效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力和推动力，由联合体进行统一规划，成立联合体党委和理事会。在联合体党委领导下，吸纳区域内的168家市场主体及若干乡贤，设立联合体理事会。同时，编制实施《下姜村及周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和交通发展、旅游发展、产业振兴、村庄建设“1+4”发展规划，按照近期、中期、长期3个阶段，推进6大工程，有效整合配置区域内发展资源，优化拓展发展空间，全面发挥“大下姜”区域联动机制的优势。
2．党委协调加快全域发展
为推动联合体有序运营且向好发展，联合体内部建立了层级清晰、职责明确、分工明晰的组织体系。在县委批复下，创新成立联合体党委。在组织体系上，选派一名县领导兼任党委书记，并由联合体内乡镇党委书记兼任副书记，确保每一个联合主体在建设过程中都有发言权。联合体党委主要负责“大下姜”区域统筹，先后建立11个功能性党委，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全面助推联合体发展。在联合体党委的统筹协调下，发挥下姜村龙头带动作用，提高区域联动紧密度。在单村发展模式中，各村庄处于一种竞争的氛围中，村庄之间互相争抢人才、资金、土地等资源，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联合体模式与单村发展模式截然不同，联合体内各乡村在大党委的统筹下，则“情同手足”，是一种伙伴关系。联合体有效发挥了核心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了周边村的发展，周边村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带动区域整体的发展，形成了“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发展格局。
3．凝聚合力打造区域品牌
在运行过程中，联合体创新性地采取了众多富民利民措施，有效实现政府外部赋能到村庄内生活力提升的转变。首先，通过共塑“大下姜”区域品牌，打造特色富民产业带。联合体注册“下姜村”“下姜红”等“大下姜”系列全品类商标，委托大下姜发展公司统一管理并制定使用管理办法，以品牌入股或授权的方式实现品牌价值转化。同时，建立“大下姜”区域公用品牌系列标准，整合区域内农产品、旅游产品和文化产品，建立品牌示范基地，推动产业快速发展。基于区域品牌基础，先后打造形成4大特色产业集群，大力推动联合体支柱行业发展以及百姓增收。其次，组建区域民宿发展联盟。联合体理事会根据内部民宿产业旺盛的发展现状，制定《民宿联盟发展规则》，对“大下姜”联合体区域民宿实行“五统一”运营模式，对违反运营规则的民宿实行警告、处罚及退出惩戒，确保加盟民宿的服务品质。最后，区域民宿发展联盟采取“镇村联建”方式建设服务于民宿业发展的跨区域综合项目，完善周边民宿服务配套。区域民宿发展联盟的组建，既规范了民宿业市场的运行，也大幅提高了民宿业的竞争力，助推民宿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
“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充分发挥政府赋能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政府赋能的强大支撑转化为乡村内生活力，实现由外部扶持型到现代互动型的转变。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扎实推进，乡村已由脱贫保生存转向振兴谋发展，并不断追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的成立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在提高行政效益的同时促进了村民创收。
1．提高乡村振兴执行力
面对现有的多元治理结构，如何实现多主体间的良性协同共治是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搭建了推动政府赋能和内生活力激活的平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政府赋能和内生活力的平衡互促，即在保障秩序的同时确保联合发展效能的不断提升。联合体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赋能强和内生活力强，它既不是传统单村发展的替代，也不是抱团发展探索的取代，而是一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背景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运作平台。之所以联合体能团结带领辖区内广大党员和群众参与推进共同富裕，重要原因在于联合体党委的有效统筹与协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联合体可以充分发挥联合体党委的领导力，以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层级间的关系。此外，借助平台召开日常例会，以此增强各乡镇、村庄间的协作程度，提高联合体内部的执行效率。
2．强村富民增强共同富裕感知度
以百姓日子更加红火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同时村民收入也是检验联合体在共同富裕上作用效应的重要指标。为全面响应浙江省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号召，“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深入实施县域共富行动方案，推动落实“强村富民”等4项工程。联合体党委创新组建由镇属企业和32个村共同出资的发展公司，并采取入股联营模式，鼓励村民以人口、现金、资源入股，招聘职业经理人开展专业运营，所得收益在按入股占比分红之后，还以“助村金”“扶弱金”等方式帮扶薄弱村和低收入农户。此外，通过政策宣讲和鼓励村民外出学习等方式，联合体主动引导村民转变观念，各支部以“唤醒村民‘主人翁意识’”为主题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宣讲政策方针，共商致富办法。同时，充分发挥先富群体、综合实力强劲村、驻镇部门及党员干部的作用。在建设过程中，联合体始终坚持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受益主体、建设主体和治理主体的地位不动摇，牢牢筑稳群众根基，通过切实的收入增加来引领村民作为主角参与到乡村共同富裕这场“大戏”中来。从村庄角度看，2022年联合体所辖2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2617.8万元，经营性收入1355.6万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73.8%、209.01%。从村民角度看，农村常住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6757元、19626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47.13%、87.29%，村民的获得感和共富感知度明显增强。
四、联合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
“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创造性地探索出“不变体制动机制”的跨区域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传统行政壁垒，建立了一套“先富帮后富、强村带弱村”的共富机制，更好地发挥关键少数和关键群体的作用，走出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相结合的新路径，是全国首例以现代互动型联合体模式实现区域共富的案例。那么，联合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运行机制有哪些呢？
（一）党建统合：重构乡村发展的上下互动秩序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要求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党建统合是推进共同富裕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联合体依托于党委，打破常规行政系统的“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体系的“各自为政”，有效实现组织体系的纵向跨层级协同与横向跨部门协作。相较于传统的纵向治理结构，党委具有更明显的灵活性和更突出的执行力。联合体参与推进乡村共同富裕，首先是“联合”，通过党委有效统合主体，破除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避免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囿于各级横向部门的行政任务，在发展村庄经济中形成统一步调。其次，功能性党委的建立实际上是创新党建的工作方式，既减轻了党委的工作压力，也提高了各成员村的合作效率，其内部“分工”明确保障了“联合”可持续。最后，通过入股联营的方式，吸纳各行政村参与联合体建设，让各成员村均有所发展。党建对行政与自治的双向统合，有助于两者实现均衡互促的态势，进而推动乡村重构，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
从外部来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得以建立，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千万工程”经验中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现实写照。同时，村级党支部的协调配合“纵向到底”，保障上级的指示要求完全有效落实到基层治理单元，推动农民由乡村发展的“配合者”转向“建设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党群共治。从内部来看，联合体内部建立了层级清晰、职责明确、分工明晰的组织体系。“大下姜”逐步形成了统筹推进、攻坚落实的工作体系，实现组织引领从“横向对接”“松散配合”向“高位推动”“紧密联合”转变。联合体党委和乡村党组织分工负责，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各自职能，保障党建对乡村工作的双向统合，进一步保障了联合体的运行，提升乡村联合发展效能。
（二）外部赋能：加快要素流入的多元支持体系
快速推动乡村资源要素融入市场，加快农村与城市的双向沟通交流，是有效搭建乡村发展多元支持体系的重要举措。“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指引，实现了由山区乡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型。乡村如果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乡村资源得不到开发，不仅不能保存乡土性，还会进一步加剧乡村衰退。如果面临旅游旺季、大项目落地等情况，单村承载能力有限，就会落入“有项目无处落地”的困境。乡村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标是要实现强村富民。得益于政府赋能，现代农业园区、农产品展销馆和民宿集群等外部市场资源快速融入联合体，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联合体的建立使外部资源有效进入乡村成为可能，构筑起以党建为引领，政府赋能监管为保障，村民群众为基础，专业人员为指导，市场主体为动力的全方位可持续营运机制，加快了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乡村振兴脚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乡村发展重要的是村庄善于经营，而村庄营运制度的创新安排首先需要政府的支持。乡村联合发展过程中，应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构建全域资源要素的配置平台和协调机制。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农民需要广泛参与关乎自己家乡和自身利益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外部资源要素流入不只是机械地输入，吸纳资本需要政府、村庄和村民的协调配合，从而建构多元支持体系。同时，在联合体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战略全局方向，增强策划先行意识，借助“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三）内在创生：打造乡村本位的资源互补机制
内在创生既要内部政策优化也要人的活力迸发。政策在乡土社会落地的过程，就是国家和政府深入乡土社会影响农村发展的过程。区别于行政系统的上传下达，政策在乡土社会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民群体，对于农民来说政策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在于是否改善了生活。做好政策变现既是提升公共政策效能的有效方式，也是激发基层内生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充分利用政府赋能进行转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政策的完成情况，更要关注政策实施的持续性。政策能否长效惠及乡村大地，能否实现乡村内驱动力的提升是检验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村集体作为联合体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必须时刻把握自身特征，挖掘特色发展优势，实现区域间的资源互补，扩大乡村发展的空间，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激活乡村社会的内驱力，在于政府主动介入以及村集体与村民全程参与。一方面要打破乡村藩篱，破除行政边界走出去，另一方面要促成以乡村文化为联结的参与式重建。回归村庄场域，单村发展是无法改变乡村衰退本质的，以联合体探索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不失为一种有效形式。联合体可以充分激发各村发挥自身特色，从而凝聚合力以参与市场竞争。在此基础上，依托联合体平台，通过全域力量积极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并鼓励村民以家庭农场、村民合作社等形式做好转化，将外部赋能转化为扎根村庄的稳定收入来源。此外，不断探索新产业，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长足发展的可能。在内生政策创生的同时，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定期邀请专家到村庄开展专业培训。乡村内生动力的提升离不开乡贤、返乡农民和有志青年等人才的参与。要进一步推进人才链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从而全方位提升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农业发展专业化水平。
（四）内外共促：培育包容参与的共同情感纽带
乡村内生发展的实现其实是不断满足村民多样性需求的过程，通过外部超地方因素和内部地方性因素的协调，从参与到认同是有效实现外部赋能与内生活力共生的关键过程。习近平指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村民作为乡村的主要建设者，其参与程度决定了乡村发展的水平，同时也是检验乡村内生活力的重要标准。联合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也是治理共同体，关键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培育基于共同利益的乡村公共性。在联合体、村庄以及村民的利益互动中，尽量照顾多方主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凝聚共同情感，并逐步演化为共同价值，推动联合体长效发展。
联合体凝聚合力的关键是村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收入的增加离不开村民的主动参与。通过支部推动、党员带动、党群互动的工作模式，唤醒村民乡村振兴参与意识，形成全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氛围，达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效果。村民主体在参与过程中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在维护联合体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激发共同情感来增强联合体内部的凝聚力。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利益联结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可能会产生个体利益的极端化。因此，培育共同情感是保障联合体内部稳定的重要因素。共同情感的产生来源于村民深层的参与，随着情感的不断积累，在互动的过程中促进正向共同价值的确立，形成稳固的联结纽带。因此，在联合体复杂的内部结构中，只有将村民的主动参与和情感认同作为重要的联结纽带，才能不断提升联合体的内生活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乡村振兴联合体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政府赋能—内生活力”框架出发，通过把握政府赋能与乡村内生活力之间的关系对联合体的实践与经验展开了研究。首先，基于四种典型联合体的比较，以“政府赋能—内生活力”框架对不同联合体的特质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以“大下姜”为代表的联合体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平台。其次，通过案例来梳理两大要素在联合体中的体现，并依据行政效益和村民收入等考察了联合体的作用效应。最后，提出了乡村振兴联合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即围绕党建统合、外部赋能、内在创生和内外共促的有机统一。总体来看，有以下结论与讨论：
第一，乡村发展实现共富需要内生活力的提升，也离不开外部的赋能支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政府赋能使乡村内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需要依托政府的高位推动加快乡村与外部的交流，推进乡村良性发展。其次，要始终保持农村原有风貌，避免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从资源整合、产业发展、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创新以提升乡村内生活力。同时，平台的打造至关重要，由“单村”走向“共同体”发展是形势所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的成功实践为山区县乃至全国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最后，要重视广大的农民群体，不让任何一个乡村“主角”掉队，真正实现农民从乡村的守望者向乡村的建设者转变。
第二，乡村发展模式应将传统行政过度干预的同质化模式转变为“政府搭台、多方协同”，尤其是“村庄联合、内生为主”的创新模式。政府给予村庄发展的自主性，鼓励乡村挖掘自身优势，发挥自身特色；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机制，为乡村构建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优化配置社会资源，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去，形成“政府搭台，资本唱戏”的新局面。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优化空间布局、统筹项目资金为抓手的现代互动型联合体发展方式是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型共富平台。要注意的是，联合体的建立离不开政府的推动，通过建立全域的资源配置机构与平台，能在保证公平、普惠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乡村发展由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转向良性合作竞争，逐步形成区域公共品牌及配套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加强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三，联合体的类型并非固定的，随着政府赋能支持的加强与乡村内生活力的激活，联合体的类型是动态演变的，而且要实现转化升级才能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内生活力的强弱可以影响政府赋能的强弱，政府赋能也反作用于内生活力，双向互动促使联合体持续演化。联合体的演变趋势主要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趋向现代互动型，适当强度的政府赋能驱动对联合体的发展起着正向推动作用，助力一部分具有自身禀赋和优势的联合体演变成为现代互动型联合体；二是趋于传统衰退型，此类与第一种类型恰恰相反，由于不恰当的政府赋能，联合体内生活力不断被损耗，最终被时代淘汰。恰当的政府赋能转化为乡村的内生活力，形成内外共生的现代互动型联合体才能引领乡村走向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结合实践来看，乡村共同富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位推动，获得外部支持的同时也需要做好内部转化，增强村庄自身活力。推动乡村振兴联合体的发展机制从“经验型”向“制度化”转变，有利于进一步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乡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