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佩欣，女，南京农业大学长三角基层党建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集体经济。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2DJB007）
本文原刊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党政经统合”通过基层党组织治理创新引领村庄发展集体经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其既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又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研究以M村为案例，探索“党政经统合制”如何通过转置机制协调多重制度逻辑，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研究发现，M村形成了价值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与人情逻辑的协同共治结构。价值逻辑以“绿色惠民”为导向，通过政党意志实现集体经济的“共建共享”属性；科层逻辑依据权责清单与岗位职责，确保集体资产的规范化运营与管理；市场逻辑提升了资源配置效能，通过村企合作实现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人情逻辑活化了乡贤资源网络，有效激活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资本力量；而转置机制是统合型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底层逻辑。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新型集体经济；制度逻辑；资源整合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新时代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和引擎。全国各地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规模已达6.43万亿元。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集体收益入不敷出等问题仍然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资源稀少、无特色资源、组织松散、空心化的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依然艰巨。尽管国家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是真正能够用好这些资源、实现经营性收益和脱贫的村庄仍然不到全国村庄总数的一半，20%的村没有任何收益。“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上来说，早在2018年，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要求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扶持10万个左右行政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明确提出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机制，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推行村党组织书记、班子成员兼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事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党组织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亦规定：“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确保农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基础，更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说，以村党组织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对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其应该承担的重要使命。
在村级实践中，我们看到，在没有推动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历史时期，一般由村委会主任兼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在推动实现“一肩挑”以后，实际形成了村支书、村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除了极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分设，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实行“政经统合制”。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政治与经济分离似乎更符合市场规律，为什么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政经统合制”呢？
改革开放以来，村“两委”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权责边界一直是争论的理论焦点和实践难点，并逐渐形成了“政经分离”派、“政经统合”派和“中立”派的分野。“政经分离”派的依据在于：村“两委”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组织功能和角色地位；“政经不分”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具有“天然的治理缺陷”，从而产生外行领导、内部人控制、挪用集体资产、监督不力、集体资产流失、村级治理失灵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政经统合”派的立论依据在于：村“两委”负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责任，政经统合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领导，强化对集体经济的监管，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经分离”和“政经统合”的关键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其立论依据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分离”还是“统合”，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具体应当由一村一地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
在“政经统合”论中，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室调查组，基于各地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实践，对“党建+企业”“党建+合作社”“党建+特色产业”等具体的党建引领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问题分析和经验总结。另有一批学者进行了更为严密的理论建构。比如，赵亚茹从政治引领、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利益协调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基层党建引领集体经济长远发展的路径。肖盼晴等认为，在嵌入理论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既要坚持党建引领，又要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成员共有权等产权结构。李想等采用组织同构理论，从制度同构和制度激活两个方面分析了基层党建创新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他们认为，党建共建、党建联建的实践模式打破了既有的行政治理单元，使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内生嵌入乡村发展与基层治理之中，不仅助推了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提升了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水平。在另一篇文章中，何得桂等利用组织学习和集成治理理论，探讨如何把农村基层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但是在他们的分析中并没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制度进行区分，党建引领也主要体现在其动员机制方面，强调通过党建势能增强集体经济的发展动能。何继新等利用“多维嵌入理论”，从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四个维度剖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体现出来的组织逻辑问题。
上述研究从路径、过程、机制和逻辑的角度揭示了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运作机理，对于丰富此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推广现有模式经验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的政经分离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调节违背了建立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初衷，而且可能导致农村集体资产流失，损害村民利益。第二，现有研究忽略了现实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生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作抽象化处理或者对基层党建作模糊化解释。第三，现有研究忽视了集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农村社会组织场域的现实背景，无法深刻揭示其中真实存在并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逻辑，亦无法深入探究多重制度逻辑作用之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基于统合治理理论和制度逻辑理论，建构“党政经统合-多重逻辑-转置协同”的分析框架，探讨如下问题：“党政经统合”治理模式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包含哪些制度逻辑？多重制度逻辑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协调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进而解决相互矛盾的实践行为？在此基础上，力图进一步解答当下中国农村地区较为普遍实行的“党政经统合制”是否更能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二、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一）“党政经统合”的分析框架
1.“党政经统合”治理模式的建构。
统合治理是统合型组织采用多元化治理手段开展的治理活动。黄宗智对华北和江南地区“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治理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历史总结与反思。后继学者在中国治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统合制”的概念。所谓“政治统合制”，是指党委围绕中心工作，对行政科层制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集和功能重组的一种治理模式。党委在“政治统合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也有学者们进一步界定为“政党统合”“党政统合”“村企统合”“党建统合”等不同的指称，它们都可以被纳入“统合治理”的范畴。这一模式在城市社区治理、乡村治理、项目制、风险应对、脱贫攻坚、集体经济发展等事务中被广泛应用。统合治理不仅具有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新时代以来，在村级组织场域中，逐渐形成了“党政经统合”的模式。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实践中衍生出的“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复合型治理结构即为代表之一。与这一宽泛的复合型治理结构有所不同，“党政经统合”治理模式主要是立足村级经济领域的治理，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治理对象，从组织主体角度建构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如前所述，事实上当下中国大多数农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已经形成这一复合型结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同时，也一般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即理事长；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交叉任职。第二，通过人员交叉任职，村级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复合型的组织制度场域。第三，在这一组织制度场域中，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不同的组织规则，呈现不同的制度秩序和多元的制度逻辑，共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2.“党政经统合制”下的制度秩序和制度逻辑。
在“党政经统合制”下，村庄逐渐形成了自有的制度秩序。这一制度秩序以村级党组织为中心，在熟人社会中形成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包括自治组织在内的现代组织科层制度和村级基本经济制度在内的多重制度系统。多重制度系统中存在多重制度逻辑。制度逻辑作为一个元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制度、个体和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而在一个多重制度系统中，个体和组织行动者受多重社会处境影响。多重制度系统中的每一项制度秩序都是围绕基础制度而建立的，不同的制度领域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物质实践，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治理体系，构成了行动者进行建构的前提。基础制度意味着根象征和隐喻，个体和组织根据它们来感知和分类活动，并为活动注入意义和价值。同时，每一项制度秩序又由类别要素组成，它们代表了该制度秩序所特有的文化象征和物质实践。这些类别要素确定了塑造个体和组织的偏好和利益的组织原则，以及在特定秩序的影响范围内获得利益和偏好的行为组合。每一项制度秩序都有属于自身的理性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塑造了行动者的认知和行为，还在多重制度系统的交互作用中，影响着个体和组织在特定社会处境中的选择和策略。由于理性观念的差异，多重制度系统中的不同制度秩序之间会形成竞争或者互补的关系。 以社区制度秩序为例，其根隐喻建立在“共同体认同”与“邻里互助”的文化象征之上，通过非正式规范、人情网络与集体记忆维系社区内部的实践活动，强调关系互惠与情感连带，其行为组合涵盖节日庆典、公共议事等本土化实践，并影响着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互助行为和社区参与。例如，在传统农村地域，居民对土地使用的决策往往受制于宗族伦理而非产权法规，这种制度逻辑促使行动者将“关系和谐”作为首要考量。然而，当政府推行的土地确权政策遭遇社区的习俗地界观念时，行动者需要发展出双重解释框架以协调制度冲突，这印证了多重制度复杂性对认知结构的形塑作用。
每一项制度的构成要素和理性观念不同，从而拥有其不同的制度逻辑。当个体和组织行动者身处多重制度逻辑之中时，他们就会受到不同逻辑的引导。当这些制度逻辑互补时，它们对个体和组织行动者的引导呈现正向叠加效应。但是当这些制度逻辑相互冲突时，就会给个体和组织行动者带来识别和解决问题的新机会，并通过现有的象征和实践的新组合来获得支持。这一新支持的获得是通过在一个制度场域内将一项制度秩序的类别元素（文化象征和物质实践）转置到另一项制度秩序中来实现的。“转置”是指某一项制度秩序的类别元素迁移或者被转移到一个原本并不包含它的实际情境中。具体来说，“转置”主要采用三种机制：松散耦合机制、去耦机制以及隔离机制。当个体将两个不同的制度秩序中的规范进行配对时，可以通过分隔这些规范来避免认知上的冲突。当环境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期望时，组织就通过松散耦合来防御相互冲突的期望所造成的复杂性，使得组织既能够应对冲突，又能够遵循制度环境的压力来寻求合法性，同时还能够捍卫组织技术核心的高效运作。也就是说，个体和组织处理不同制度秩序冲突逻辑的一种方式，便是将他们的身份与行为松散耦合或者去耦。
制度逻辑论者认为，人类是情境化的、嵌入的、具有有限意图的行动者。这意味着当个体和组织行动者通过认同和社会化被嵌入一个特定的制度逻辑时，会更多地援用该逻辑中的知识来指导实践以达成目标。个体和组织行动者实践的产生，主要依赖三种互补机制：决策、意义构建和动员。逻辑的多样性促进了组织和制度场域中不同形式的互动和组织实践，进而导致了制度的复杂性。在中国社会中，更具影响力的通常是政党逻辑、国家逻辑、专业逻辑、市场逻辑、社区逻辑等。
为此，在“党政经统合”治理模式中，内在地产生了代表执政党意志的政党逻辑、代表农村自治组织的科层逻辑、代表乡土熟人社会的人情逻辑。同时，村级统合型组织存在于市场化环境中，因此有机融入了外部环境中的市场逻辑。因此，根据统合治理和制度逻辑理论，我们建构了“党政经统合-制度逻辑-转置协同”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党政经统合制”通过转置多重制度逻辑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在“党政经统合制”所决定的村庄制度秩序中，哪些制度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如何通过制度逻辑的互补来协调冲突的制度秩序，从而发挥“党政经统合制”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治理优势？下文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呈现这一内在机制。
（二）案例选择
M村地处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北部，交通便利。在大规模合村并居运动中，M村也合并了周围两个较小的行政村，达到现今规模：村域面积4.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 954亩，人口近4 000人，是较为典型的圩区纯农业村。改革开放以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创业，导致集体经济非常薄弱，2005年村级收入不足60万元。从治理创新视角来看，M村基层党组织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和资源利用途径。通过引入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等手段，实现了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2022年村级可分配总收入达到2 000多万元。M村的发展经验被上级政府和坊间冠之以“无中生有”的美誉。
本研究以M村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案例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第一，资源要素的相对稀缺性。M村虽然身处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地区，却处于集体经济发展的低谷，没有其他特殊的资源禀赋。周边乡村不仅把M村的劳动力、资金吸纳过去，造成M村的“空心化”；而且反过来对M村的发展形成“挤压”，加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压力。第二，产业发展的特色性。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M村始终坚持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理念，成功打造了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模式。第三，脱贫致富的代表性。M村三产融合的发展策略，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也进一步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经济薄弱村蜕变为脱贫致富典型村，先后获得“江苏省最美乡村”“江苏省首批生态宜居美丽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的第一手资料。2023年6月和11月，笔者与所在团队先后开展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其间对包括镇（街道）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普通村民在内的多位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获取了县域政府相关政策文件、村庄基本概况、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以及村党组织书记简历等关键信息。在实地调研期间，团队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和宣教展示大厅进行现场观察和产品试用品尝。调研信息以笔记、图片和文档的形式加以记录保存，整理汇总形成个案研究资料。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皆来自课题组调研所得。
三、案例研究:M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党政经统合”模式
（一）M村统合型组织及其衍生形态的建立
2000年M村合并了周围两个行政村，成立新的M村，合并之后的行政村内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在合并初期，为了安抚各村并安置原有的村干部，因人设岗，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及村会计分别由原各村书记、村主任担任，其余村干部经村民选举与上级考察后任职。在此后十多年时间中，村级组织涣散，领导班子松散；各村之间隔阂很深，集体荣誉感不强，向心力不足；村内资源匮乏，集体资产不清；青壮年外出务工较多，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不强。面对这种情况，乡镇政府动员外出经商的村民ZHD回村任职书记，以期能够改变M村的发展局面。ZHD书记到任后，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愈加坚信：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建立一支敢闯敢拼的村“两委”班子。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村民民主选举，ZHD兼任村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和集体经济组织主要领导之间交叉任职，产生了“党政经统合”型组织。村“两委”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引入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莎公司”），实行村企合作，成立宜兴市淳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美公司”）。在此基础上，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起人，成立了M旅游文化教育公司。两公司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派驻村干部参与管理，形成党组织引领、企业市场化运作、村民广泛参与的三级联动、多元共治的经济发展模式（见图2）。
图2 M村党组织引领村集体经济三级联动机制
（二）统合型组织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治理逻辑
M村建立了“党政经统合”型组织及其衍生的企业形态，这种统合型组织如何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呢？
1.贯彻政党意志的价值逻辑。
M村的发展实践充分展示了党建引领在集体经济发展中遵循价值逻辑的重要作用。在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M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提升公共服务等方式，不断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例如，村支书带领“两委”班子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明确了不能引入污染企业，要引入花卉种植及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方向，着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改善村内居住环境，加强村级治理，组织文化活动，为农民创造舒适生活空间；组织村民参与种植工作，提供就业机会，增强归属感。此外，M村“两委”注重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他们深刻认识到农业作为村庄的支柱产业，其生产方式对村庄的生态环境具有直接影响。因此，他们大力推广环保、可持续的农业种植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保护土壤和水资源，维护村庄生态平衡，为村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M村通过“党政经统合制”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有效地贯彻了党的意志和价值，提升了集体经济发展效率。一方面，“党政经统合”的制度创新加强了村党组织对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不仅放大了党的领导权能，而且更加有效地落实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乡村发展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在以往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乡村矛盾”和“‘两委’矛盾”也得以有效化解。这类矛盾的存在会影响农村基层的政治生态环境，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效率。在“党政经统合”的组织结构中，依靠党组织自上而下完整的组织体系结构，有效弥补了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科层逻辑和以村委会为代表的自治逻辑之间的裂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乡村”和“两委”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意见分歧。
2.追求效率和稳定的科层逻辑。
从广义上说，科层逻辑存在于任何一个正式且成熟的组织中。在“党政经统合制”及村办企业中，存在清晰的上下级组织关系，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特征。科层治理具有专业化、标准化和非人格化的特点。通过明确的职责划分、层级设置以及流程规范，有效地推动了村庄各项决策的落地执行，确保村庄治理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为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M村党组织承担着领导M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职责。ZHD党总支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法人，处于村级科层制的顶端；在此之下，设置副书记、副主任、副理事长等作为科层制的第二等级；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委员、村民小组长和理事等成为“党政经统合制”的第三等级；等等。科层制具有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每个层级都有具体的岗位职责要求。在基层协商民主平台上，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加持，村级集体决策的事项能够有效落实和推进。比如，为了更好促进淳美公司的业务发展，村“两委”开会讨论决定派驻人选，经充分协商，M村副主任和副理事长被推荐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代表M村参与公司运营。为扩大淳美公司玫瑰花种植基地，村“两委”在与公司充分协商后决定进行第二批土地流转，被选定地块的村小组长、支部书记立即做组织动员工作，村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发挥带头作用。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科层逻辑在M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运行状态。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宣传口号，“党政经”统合也不是“政经不分”“党政不分”。在价值逻辑和科层逻辑的支撑下，三方既能实现分工合作，也能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和任务落实。
3.激发活力和动力的市场逻辑。
党建引领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价值逻辑和科层逻辑的有效运行，还实现了与市场逻辑的紧密结合。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市场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确保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M村在党建引领下，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将党建引领与市场逻辑有机结合的新路径。如前文所述，M村通过流转土地、实行村企合作、发展面向市场的玫瑰花产业，形成了以玫瑰花产业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发起组建旅游文化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通过股份分红的方式让村集体、外来资金和技术、村民等参与方共同分享企业收益。这些发展集体经济的举措，无论从企业经营理念还是从集体经济发展组织载体以及分配方式来说，都是典型的市场化方式，遵循了市场逻辑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了资源最佳配置和高效利用。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M村通过统合型组织，不仅完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运作，保证了发展活力和效率，而且通过党建引领和派驻村干部，在企业股权设置、分红比例、集体控股、保障村民就业、监督企业经营等方面，均有效发挥了村“两委”价值引领和政治保障功能，从而降低了市场失灵带给村民和村集体经济的影响。M村的实践创新，正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原则。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了村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村民在参与集体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引入的企业也为村集体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集体经济的持续增长。
4.充满感性与乡情的人情逻辑。
人情逻辑在M村党建引领集体经济过程中也不可忽视。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村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巧妙利用并强化了这种人情逻辑。村里两位乡贤选择将所占公司58%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幅提升了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使M村的股份占比从原先的10%跃升至68%，从而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企合作企业中控股，保障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增加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村民分红。两位乡贤的无私奉献实质体现了他们对家乡的浓浓乡情以及熟人社会的温情属性。他们的行为也激发了村民对村集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为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广义上来说，人情、乡情是乡村社会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不仅要调动有形资本也要调动无形资本。因此，统合型组织深处乡土社会，更需发挥村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通过情感纽带，实施柔性管理，推动集体行动和经济发展。人情逻辑固然重要，但也需要与其他治理逻辑相结合，避免出现任人唯亲、权力寻租等不良现象。M村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表明，将人情逻辑与科层逻辑、市场逻辑等有效结合，可以形成更加全面、均衡的乡村治理模式，从而推动集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统合型组织中多重制度逻辑间的转置机制
在探究M村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过程中，我们揭示了价值、科层、市场与人情等多重制度逻辑的运行状况。这些逻辑在价值追求和实际运行中并非始终保持一致，其间不乏冲突与张力。那么，在农村基层的特定场域中，这些逻辑何以能够缓和冲突、协同发力，共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呢？根据前文建构的理论框架，我们得知这背后蕴含着一个核心机制——转置机制。转置机制，是指在多重制度逻辑并存的统合型组织中，通过特定策略与方式调和各不相同的逻辑，促使其形成协同效应的一种运作机制。
（一）隔离机制：构建制度逻辑的边界墙
在制度逻辑理论中，“隔离”指组织或个体在面对多元且可能冲突的制度逻辑时，通过策略性区隔（如结构、实践或认知上的分离）来维持不同逻辑的共存，避免直接冲突的行为机制。在“党政经统合”型组织中，M村实行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安排，在其之下，三类组织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的村办企业、村企合作公司，人员交叉任职。这也意味着多重制度逻辑在村域中共存。如何避免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干扰呢？方式之一即为隔离机制。
M村党组织经过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职责划分，党的领导、村民自治、集体经济运营等不同方面由不同的人员或团队具体负责，明确了各自领域的边界和职能属性。从具体方式来说，有空间隔离、时间隔离和功能隔离。就空间隔离来说，可以将不同的逻辑限制在组织的不同物理空间或部门之中。比如，在淳美公司中，更遵循市场逻辑。就功能隔离来说，意味着将不同的逻辑限制在组织的不同功能或者任务中。比如，在M村“党政经统合”型组织中，党总支遵循价值逻辑，村委会遵循科层逻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注重社区责任。就时间隔离来说，在集体经济项目启动期，党组织通过科层逻辑强化资源统筹；在市场化运营阶段，则更多依托市场逻辑优化分工协作。这种“弹性统合”既避免了过度行政化，又防止了市场逐利性对公共价值的侵蚀。
通过隔离机制，“党政经统合”组织能够避免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直接冲突，维持农村基层组织内部的稳定性，使组织在不同领域和范围内应对不同的制度逻辑而不被单一逻辑所束缚，使不同逻辑能够共存于农村基层场域中，从而使“党政经统合”型组织在农村基层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实现多目标的平衡。
（二）松散耦合：建立联系又独立的组织关系
在制度理论与组织研究中，“松散耦合”（Loose Coupling）是一个关键概念，用于描述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既保持一定关联性又具备相对独立性的关系状态。它与“隔离”（隔离是更彻底的分离）和“紧密耦合”（完全整合）形成对比，强调一种灵活、动态的连接方式，从而为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提供空间，促进各类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建引领下，M村积极探索与市场、企业等外部主体的合作方式，松散耦合的形式既维护了村庄共同利益又促进了企业发展。M村在与乡贤以及村民的关系中亦建立了松散耦合机制，既充分发挥乡贤对家乡发展的建设作用，又避免乡贤过多干预村庄公共事务；既保障村民权益，又避免村民过分追求个人利益而影响企业和村庄公共治理。究其根源，皆为科层逻辑与人情逻辑、企业逻辑与人情逻辑、价值逻辑与企业逻辑等制度逻辑之间建立了松散耦合的机制。松散耦合机制还使M村在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策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紧跟市场步伐，才能抓住发展机遇。M村通过松散耦合的合作模式，与外部企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沟通机制，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需求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和产品结构，确保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松散耦合机制让统合型组织的党政经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统合型组织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外部市场之间、企业与村民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关系，这种灵活且非紧密的关系，使上述不同制度逻辑在组织内部共存并自主发挥作用。
（三）去耦机制：寻求制度逻辑的最大效用
制度逻辑转置中的“去耦”（Decoupling）机制是指组织在应对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时，通过将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分离，以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灵活应对不同逻辑的要求。去耦机制的核心在于：组织在形式上遵守外部制度环境或者自身逻辑的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采取与之不一致的行为。
在M村统合型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耦机制充分体现在淳美公司和全资旅游文化公司的运营中。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两个公司的运营必须以市场逻辑为主导，采用股份制企业的运营模式。而实际运营中，公司却采取了一系列更为灵活的举措。比如，两位乡贤捐献股份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这一举动就突破了一般企业市场化运作的规范。比如，在企业用工方面，并没有完全按照一般企业用人标准进行严格的招聘流程，而是优先安排村民就业，特别是生活较为困难的村民。在淳美公司管理层中，虽然引入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是村“两委”同时也派出两名村干部加入企业管理层，防范外来资本的资源掠夺并保证企业发展的政治方向。去耦机制也同样体现在科层逻辑中。虽然村级统合型组织从结构上看是一个科层制组织，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并不严格按照上下级秩序传达指令或传输信息。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使村民有问题可以直接反映、迅速解决，从而突破科层制的某些准则要求。体现政党意志的价值逻辑，并不只有前文中所提到的绿色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而是涉及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村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同时也被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的措施。从“党政经统合”型组织自身来说，其“一肩挑”的制度设计就是去耦机制策略性选择行为的最集中体现。如果说隔离机制确保了不同制度逻辑的共存及效用发挥，那么，去耦机制则保证了组织合法性和效率的平衡，从而减少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直接冲突，使不同制度逻辑的效用可以叠加从而产生协同效用。
M村在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隔离、松散耦合和去耦等转置机制的有效运用，实现了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和谐共生和效用叠加。M村的实践表明，转置机制是“党政经统合”型组织成功的内在逻辑，也是其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研究结论及进一步思考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M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深入调查与分析，本文揭示了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治理逻辑。第一，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在“党政经统合”的基层组织创新基础之上，并以价值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人情逻辑作为重要支撑。不难发现，M村的统合治理延续了中国政治体系中自古以来的简约治理传统。简约治理强调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国家政策任务的轻重缓急以及乡村治理事务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差异性，灵活调整组织结构、调配治理资源，并选择相应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时机。税费改革以后，面对农村基层财政约束以及人员岗位编制约束，由财政负担的村级正式工作人员数量有所缩减，而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各项事务繁杂多样，产生了人-财-事严重不匹配的现实。“党政经统合制”不仅有利于整合基层工作力量，也有利于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以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更好更快推动包括集体经济发展在内的各项村庄治理事务。第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是统合型组织的灵魂。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兼任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其三位一体的组织角色决定了其在统合型组织中的关键作用。农村场域中不同组织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之所以能形成动态弹性的组织边界和松散耦合的关系，在隔离机制和去耦机制的作用下保持组织形态的相对完整性和功能健全性，皆源于统合型组织金字塔顶端的“一肩挑”岗位及其负责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一制度设计有效减少各类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尤其是节约统合型组织与市场、村“两委”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和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有效发挥统合型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三，转置机制是统合型组织发挥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统合型组织之所以能更好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在于其能够更好实现党组织引领作用，还在于转置机制实现了统合型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之间隔离、去耦和松散耦合关系的建立，从而保证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能发挥主导作用，价值逻辑、科层逻辑和人情逻辑等发挥引领和辅助作用。所以，转置机制是统合型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底层逻辑。
（二）进一步思考
根据前文研究，在统合治理模式中，M村基层党组织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多方借力，盘活村庄土地和人力资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其发展经验值得类似资源禀赋的村庄学习借鉴。同时，在M村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如何在统合型组织内部明晰组织边界及其职能？在统合型组织中，组织场域与制度场域的交叉叠合往往导致组织边界模糊和职能冲突，那么在农村基层复杂的组织网络关系中，如何明晰组织边界和组织职能呢？本研究认为，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指导文件，鼓励农村基层组织建立权责分配机制和弹性协调机制。一方面，提供权责清单制定的参考模板，明确不同部门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职责权限。比如，可以根据集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来划定横向边界。通过制定权责清单对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协作部门进行差异化分工，明确各方在集体资产运营、资源开发、产业培育等方面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重叠冲突，提升集体经济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加强对弹性协调机制建立和运行的培训与指导，帮助农村基层组织更好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组织边界，提高集体经济治理效率。统合型组织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跨层级、跨领域调配资源，这就要求边界具有灵活性。建立弹性协调机制，依据集体经济发展阶段需求、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边界，确保资源向集体经济关键领域有效配置，保障集体经济发展目标顺利达成。
第二，关于松散耦合的松散程度该如何把握？这需要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调整。在松散耦合理论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这种松散性要求组织具有一定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统合治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治理主体之间需保持一定松散耦合关系，以便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市场环境、政策调整以及村民需求变化时能够迅速响应和调整。然而，过度松散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治理效率低下或合作不稳定，影响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因此，把握松散耦合的松散程度需综合考虑农村治理环境、集体经济发展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以及治理实践中的具体情况，通过不断优化调整治理机制、合作模式等，实现最佳的集体经济治理效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主体间松散耦合程度的评估体系，定期对各治理主体的合作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合作模式和治理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确保松散耦合程度适中，既能保持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又能提高集体经济治理效率和稳定性。
第三，去耦机制的运作如何避免决策者背离统合型组织发展的目标？去耦机制使得统合型组织在面对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时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相分离，从而使组织及其行为兼具合法性和灵活性。那么，如何保证“实际运作”不过分偏离组织目标呢？就案例村中的全资旅游文化教育公司和村企合办的淳美公司，从组织形态来说，都是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其往往并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运转，而要兼顾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那么，如何让这种“兼顾”不损害市场效率呢？或者允许其“损害”到何种程度呢？类似这样的问题需要去耦机制来解决。而真正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一个统筹帷幄、权衡利弊的决策中心。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活动中，这个决策中心无疑是统合型组织的核心决策层，即村级党组织。因此，要加强对统合型组织核心决策层的监督和约束，建立健全决策评估和问责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多元化的决策参与主体，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偏差，避免决策者背离统合型组织发展的目标。
第四，如何保障村级统合型组织决策的科学性？“党政经”一肩挑的村干部是统合型组织的灵魂人物。但是人是有限理性的，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统合型组织不仅承担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任，而且面临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公平和效率等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矛盾冲突的任务。这客观上要求在统合型组织内部、村庄内外，坚决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应加大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对村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明确各环节的程序和规范，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够真正参与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进而提高村级统合型组织决策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