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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玉 刘颀 朱佩娟 玉智华 倪昊 | 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再利用规划路径——以湖南省株洲市为例
2026-11-18 17:21:54 本文共阅读:[]


作者简介:李雅玉,工程师,政工师,株洲市规划测绘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研究分院项目负责人。刘颀,通信作者,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株洲市规划测绘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研究分院项目负责人。朱佩娟,注册城乡规划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规划设计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玉智华,硕士,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咨询工程师(投资),株洲市规划测绘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研究分院院长。倪昊,工程师,株洲市规划测绘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项目负责人。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3JJ50179)

本文原刊于《规划师》2026年第7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乡村土地集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城市湖南省株洲市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GIS空间分析与多源数据融合等方法,系统识别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类型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及多重成因机制。研究构建“规划引领-制度创新-模式重构”三维治理分析框架,以弥补既有研究在体系化治理与差异化分类施策方面的不足,提炼出4大核心治理模式;结合株洲市村庄类型与资源禀赋差异,提出“规划引领、产权导向、多元协同”的本土化实施路径,旨在为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优化乡村空间结构、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闲置宅基地;空心房;差异化退出机制;乡村振兴;村庄规划;株洲市


0 引言

农村闲置宅基地和“空心房”是中国特色国情下城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现有农村宅基地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加之宅基地缺乏规划、建设无序、布局散乱、退出不畅,造成农村大量用地闲置、利用粗放,“空心房”日益增多。“空心房”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村庄现有的风貌特征,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严重阻碍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再利用途径,活化农村闲置土地和资产,不仅能高效利用、优化配置乡村土地和耕地资源,还将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村容村貌,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成因、规模及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成因方面,艾希认为村民的攀比心理与小农思想是导致宅基地大量闲置的关键原因。在规模方面,李剑阁、魏后凯等通过实地抽样调查,估算出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比例为104%~107%。在治理模式方面,汪杨植等指出制度构建是治理的关键,宋志红则强调应通过产权配置引导闲置宅基地有序流转与退出。此外,针对盘活机制,学者们结合浙江“村庄经营”、重庆“地票”增减挂钩、天津“宅基地换房”等创新模式开展了系列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对闲置宅基地的类型划分及差异化分类治理关注较少。因此,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形成原因,揭示其时空分布特征与规律,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分类治理对策,以期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为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提供决策参考。

1 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概念界定及形成原因

1.1 闲置宅基地界定

闲置宅基地是指一定时期内未被有效利用的宅基地,包括一户拥有多处且面积超过地方标准的宅基地、批准后一定时期内未新建住宅的用地、建新未拆旧形成的宅基地,以及部分易地搬迁、人口城镇化等导致的废弃宅基地等。本文将闲置宅基地划分为3类:一是尚未开发的宅基地;二是超出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的宅基地;三是地上建(构)筑物长期空置的宅基地。

1.2 “空心房”界定

“空心房”通常表现出以下特征: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乡村社会结构发生转变,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口外流导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缺失,村庄整体布局与建筑风貌因缺乏维护而逐渐衰败;原有居住区房屋空置率持续上升,而村庄外围交通与地势条件较好的区域不断新建住房,形成“内空外扩”的空间异化现象,农村社会结构、空间形态与乡土文化亦随之变迁。本文将“空心房”界定为以下3类:①闲置房,指长期无人居住、无人管理或无合法继承人的各类房屋,包括废弃的住宅、杂屋及原企事业单位用房;②危旧房,主要指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的土坯、砖木、砖混等结构房屋及残垣断壁;③偏杂房,指建设简易、分布零散的辅助性用房。

1.3 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形成原因分析

1.3.1 外出务工“季节候鸟”导致闲置

农村房屋闲置由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成因复杂。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973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居住的有13207万人。在城乡推拉效应下,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就业定居,却仍保留原有宅基地。同时,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多在村内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建新不拆旧”,导致交通不便的山区“空心村”问题尤为突出。

1.3.2 宗族观念“留旧建新”导致闲置

部分农民重视住房风水,将祖宅视为家族传承与子孙福祉的象征,即便老宅破败,仍倾向于择址新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宅基地常被误认为私有财产,导致“一户多宅”现象普遍。此外,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受攀比心理驱动,返乡建造大面积住房却长期闲置,加之农村宗族网络仍有影响,已城镇化居民因乡村生态优良、空间宽松而不愿退出老宅以备返乡或退休居住,进一步固化了“建新不拆旧”现象。

1.3.3 权属管理“拆除困难”导致闲置

自20世纪80年代起,农村地区“空心村”问题逐渐显现。一方面,房屋建设缺乏规划引导,布局、占地及密度均无合理安排,部分村庄要么未编制科学规划,要么规划未能有效落地;另一方面,农民自建房随意性强、管控力度不足,超占宅基地及违规建设现象频发。在权属层面,农村老宅多经分家后由多个家庭共有,还存在“杂花房”“杂花地”等复杂形态,导致权属结构混乱、边界难以清晰界定,进而使得权益分配难以达成共识、协调谈判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形成“新建易、拆除难”的困境。

1.3.4 交通差异“远端集聚”导致闲置

山区传统旧宅多依山而建,分布分散且可达性差。随着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村民多倾向于沿道路两侧新建住宅。研究表明,“空心房”集聚程度与距交通干道的距离呈显著正相关,远端宅基地的闲置率更高。

2 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再利用路径

2.1 规划引领路径:空间布局的顶层统筹

规划是盘活闲置资源的治理先导,其核心在于通过实用性村庄规划的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破解乡村建设无序、空间布局散乱的根源性问题,为后续产权盘活与模式落地奠定合规的空间基础。本文提出的规划引领路径以实用性村庄规划为核心抓手,遵循“严管治违、规纠乱象、导外优内”原则,将“空心房”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协同推进,旨在实现3大核心目标:一是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布局,明确闲置宅基地整治的范围与时序;二是统筹拆旧建新与土地整治,落实建设用地总量管控与耕地保护要求;三是预留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空间,引导乡村产业合理布局,从空间层面破解乡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2.2 制度创新路径:产权改革的体系构建

制度创新是激活宅基地资源内生动力的核心支撑,其关键在于深化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构建权属清晰、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产权制度体系,破解宅基地“退出难、流转难、盘活难”的制度障碍。本文提出的制度创新路径包含4大核心举措:一是明晰产权权能,强化村集体行使宅基地所有权的能力,厘清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标准,为流转盘活夯实产权基础;二是保障农户资格权,探索“有偿退出+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相衔接的实现形式,消除农户退地顾虑;三是放活使用权,在保障居住权益的前提下,拓展宅基地与农房使用权的经营功能及流转范围;四是完善收益分配机制,明确集体、农户、社会资本的权益边界与分配规则,既保障农户核心收益,又助力村集体经济壮大。

2.3 模式重构路径:多元化盘活的落地载体

模式重构是规划与制度落地的具体实现形式,核心在于结合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匹配差异化的盘活模式,避免“一刀切”治理。基于主导主体、治理逻辑、运行机制与适配场景的差异,本文提炼出4大核心治理模式,形成完整的模式体系。见图1。

2.3.1 集体统一经营模式

该模式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内生型治理范式。核心逻辑:村集体通过法定程序收回并整合村内分散的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统一开展改造、运营与管理工作,重点发展集体物业、便民商业、仓储配套等普惠型业态,并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运行机制上遵循“集体统筹、统一管理、收益共享”原则,经营收益按村集体章程在集体与农户间分配。该模式适用于村集体组织能力较强、具备地方政策与资金扶持、以提升公共服务和壮大集体经济为核心目标的村庄。

2.3.2 集中规划开发模式

该模式是以空间重构与功能置换为核心的规划引领型治理范式。核心逻辑:通过村庄规划引导农户向集中居民点集聚,腾退连片闲置宅基地,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与产业空间培育,重点发展农旅融合、特色农业配套、乡村民宿等业态。运行机制上强调“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功能适配、收益联动”,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协同。该模式适用于平原农耕型、产业基础较好的村庄,核心目标是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培育内生产业动能。

2.3.3 增减挂钩指标流转模式

该模式是以政府统筹与土地价值跨区域显化为核心的政策驱动型治理范式。核心逻辑: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偏远地区闲置宅基地、“空心房”拆除复垦为合格耕地,形成的建设用地节余指标在县域或市域范围内流转交易,实现土地资源价值的跨区域显化。运行机制上遵循“政府统筹、复垦验收、指标管控、收益返还”原则,指标交易收益全额反哺乡村建设与农户补偿安置。该模式适用于山区丘陵型、区位偏远、“空心化”严重、本地产业支撑不足的村庄,是破解区域发展空间约束的核心路径。

2.3.4 市场化投资开发模式

该模式是以社会资本与专业运营为核心的市场驱动型治理范式。核心逻辑:企业或社会资本通过长期租赁、使用权入股、整村流转等合法方式获得宅基地与农房使用权,依托村庄特色资源开发精品民宿、乡村文旅、康养度假、文化创意等市场化业态。运行机制上强调“资本投入、专业运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利益联结机制。该模式适用于都市融合型、特色资源禀赋突出、临近消费市场的村庄,核心目标是实现资源资产化、产业高端化、收益多元化。

4大模式并非相互割裂,可根据村庄实际情况组合形成混合协同治理范式,最终实现闲置资源的高效活化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3 株洲市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治理的实证研究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成员,城乡结构呈现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其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问题在中部城市群周边乡村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依托上述三维治理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株洲市的本土化治理实践,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

3.1 研究区域概况与现状特征

3.1.1 现状特征与空间分布

株洲市耕地面积为2088万hm2,常住人口为383.78万,城镇化率达73.76%。受人均用地与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影响,人地矛盾较为突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加剧,宅基地利用粗放、“空心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具体呈现以下3大特征:

一是宅基地利用粗放,结构性闲置问题突出。2009—2024年,市辖区农村宅基地面积减少2 450 hm2,但人均宅基地面积却从398 m2增至548 m2;全市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宅基地面积达252.16 m2,远超国家标准,宅基地利用效率持续走低。

二是“空心房”存量较大,安全与风貌问题突出。据初步统计,全市“空心房”共42145户、96189栋(间),总.2建筑面积为34927万m,建筑占地面.2积为4202万m,其中闲置房15986户、废旧棚房25147户、残垣断壁1518户。大量危旧房不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还对村庄整体风貌造成了破坏。

三是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显著。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可知,株洲市“空心房”主要集中在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等下辖县及渌口区南部等偏远区域,城区周边村庄“空心化”问题相对较轻;“空心房”的集聚程度与距交通干道的距离、地形起伏度呈显著正相关。

3.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株洲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实地调研数据及株洲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运营数据,研究过程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多源数据融合与案例分析等方法。

3.2 规划引领的空间治理实践

株洲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实用性村庄规划为核心法定抓手,将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整治深度融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全过程,通过全域统筹、弹性管控、产业适配、人居提升4大规划举措,构建起覆盖空间布局、实施管控、功能培育的系统性空间治理路径。这一路径有效缓解了乡村建设无序、空间布局散乱、用地错配低效等突出问题,推动零散闲置资源向系统性空间资产转化,为后续产权制度改革与多元模式落地筑牢空间基础。

3.2.1 全域空间统筹布局

依托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作用,打破传统村域碎片化整治局限,对全市闲置农房、低效建设用地、边角地块开展全面摸底与整体谋划,并依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实施差异化空间引导:城区及近郊闲置资源重点承接城市功能外溢需求,规划布局文创休闲、近郊康养等城市配套业态;远郊乡村坚守农业生产基底,突出乡土特色,预留休闲农业与乡村民宿发展空间,减少同质化开发风险,实现空间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

3.2.2 弹性管控动态实施

在规划编制与实施中,采用“刚性底线管控+弹性空间预留”方法,在严守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与建设用地总量三条刚性底线的前提下,预留不低于村庄建设用地总量5%的弹性空间,以应对乡村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推行“规划定框架、项目做填充”的动态实施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与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动态优化项目布局,如仙庾岭旅游度假区规划结合市场反馈,适时引入度假庄园、亲子研学等业态,有效提升了规划的可操作性与适应性。

3.2.3 产业空间精准适配

结合村庄规划中的产业空间布局,紧扣“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闲置宅基地整治与产业培育同步谋划:通过闲置宅基地拆旧复垦、低效用地腾退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精准匹配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文旅等产业用地需求。例如:天元区幸福屋场通过规划整治闲置用地,培育形成月福村蔬菜、胜塘村龙虾、铁篱村贡柚等特色农业品牌;荷塘区仙庾镇利用规划预留的闲置房屋与宅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车间,推动特色种植向全产业链延伸。

3.2.4 人居环境协同提升

通过规划引导农户适度集中居住,针对平原农耕型村庄科学布局集中居民点,统筹推进闲置房屋整治、老旧建筑风貌修缮、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与乡土文化保护。例如:天元区的南江村利用规划保留的闲置房屋建成村史馆与记忆馆,月福村则完成近50栋老旧房屋的风貌改造;石峰区的茅太新村通过规划设计,将废弃知青点改造为集生态餐饮、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知青小院”,并配套建设农民公园与农副产品加工车间,形成“美食体验—文化游览—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机统一。

3.3 产权导向的制度创新实践

株洲市作为全国首批、湖南省首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体推进试点城市,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核心,构建起“分类退出为核心、权益保障为基础、收益共享为支撑”的全链条制度体系,为相关模式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自2020年11月株洲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正式运营以来,累计完成交易项目480宗,交易金额达5.33亿元,流转土地总面积22.1万亩(1亩≈666.67 m2),形成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株洲样本”。目前已探索出指标交易、出租、入股合作、联合经营4种基础盘活形式,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及市场化盘活提供了规范化的制度平台与交易渠道。

3.3.1 差异化分类退出整治模式

株洲市的分类退出模式并非单一的土地整理,而是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综合考量村庄地形地势、产业发展、资源分布及区位条件,将农村区域划分为5种基本类型,并据此设计差异化的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退出整治路径。见图2。

(1)平原农耕型村庄,整治核心在于服务农业生产。通过拆除闲置房屋、推动土地复垦与集中居住,实现建设用地指标的县域统筹与耕地资源的整合提质,匹配集中规划开发模式。典型区域如芦淞区宋家湾村。

(2)产业发展型村庄,这类村庄通常具备较好的乡镇工业或特色产业基础,整治核心侧重于为产业扩容提供空间支撑。通过规划建设新型集中居住社区保障农户居住权益,灵活运用宅基地入股、租赁等市场化方式引导自愿退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和出租村内闲置宅基地,腾挪出的土地优先用于产业集聚发展,匹配集中规划开发+市场化投资开发模式。典型区域如醴陵东富村。

(3)山区丘陵型村庄,受地形限制,这类村庄的居民点布局零散,整治核心强调“点状集聚与指标置换”。借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如“地票”“宅基地换房”等模式),推动偏远零散宅基地退出并复垦,在条件适宜的区位规划集中建设点,同时探索节余指标异地流转,以突破本地发展空间束缚,匹配增减挂钩指标流转模式。典型区域如炎陵县官仓下村。

(4)都市融合型村庄,这类村庄位于城郊融合地带,具有显著的城镇化过渡特征,整治核心是“空间置换与功能转型”。通过宅基地置换引导农民进城入镇集中居住,释放出的土地资源用于满足城市延伸功能或培育休闲养老、近郊商业等新业态,匹配市场化投资开发模式。典型区域如渌口区松西子社区。

(5)特色资源型村庄,这类村庄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或文化遗产,但开发利用尚不充分,整治核心需以“保护性开发”为主线。在保障生态与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引导居民适度集中,并将闲置房屋适应性改造为精品民宿、文化体验馆等经营性场所,使资源禀赋直接转化为发展动能,匹配市场化投资开发模式。典型区域如炎陵县水西村。

3.3.2 配套制度保障

在分类退出的基础上,株洲市同步健全4大配套制度:一是确权登记与资格权保障,依据“一户一宅、面积法定”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二是多元化退出补偿,建立货币补偿、宅基地置换、社保衔接等补偿方式,确保农户“离宅不离权、退地不减收”;三是收益共享分配,通过宅基地有偿选位、经营收益分红等机制,规范收益分配流程;四是强化村集体权能,明确村集体在宅基地统筹、对外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3.4 多元协同模式的落地实践

结合三维治理框架的“模式重构路径”,株洲市立足本土实际,探索形成4大可复制的落地模式,并明确了各类模式的适用场景与实践路径。见图3。

3.4.1 集体统一经营模式实践

针对组织能力较强的村集体,株洲市通过统一整合村内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重点发展集体物业、公共服务配套、便民商业等业态,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公共服务提升。例如,芦淞区白关村、荷塘区蝶屏村由村集体组建专门机构,对本村宅基地资源进行整合利用,统一改造为集体仓储、养老服务设施、便民超市等,并实行统一运营管理。这些资产既可对外出租或合作开发,也能依托村集体自身发展能力培育本村产业,农户则通过租金、集体收益分红等方式获得稳定收益。

3.4.2 集中规划开发模式实践

株洲市平原农耕型村庄通过规划引导农户集中居住,腾退闲置宅基地用于人居环境提升与产业培育。例如:芦淞区宋家湾村拆除闲置“空心房”后,规划建设村内集中居民点,并对闲置宅基地进行复垦,实现了建设用地指标村内平衡与耕地资源提质;天元区幸福屋场、石峰区茅太新村通过集中规划建设,完成老旧房屋风貌改造并植入特色产业,达成了土地集约利用、人居环境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目标。

3.4.3 增减挂钩指标流转模式实践

株洲市远郊山区村庄依托增减挂钩政策,实现土地资源价值的跨区域显化。例如,攸县皇图岭镇笔和村、兴联村在政府牵头下开展闲置宅基地复垦,形成的建设用地节余指标可在县域内统筹使用或进入交易平台流转,指标交易收益全额反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与产业发展。尽管该模式存在农民参与积极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行政监管力度较弱等问题,但有效破解了偏远村庄发展空间不足、资金匮乏的瓶颈。

3.4.4 市场化投资开发模式实践

株洲市都市融合型、特色资源型村庄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民宿、文旅、康养等业态,形成了多元化落地形式:一是农户自主出租,如荷塘区桐梓坪村、戴家岭村的农户直接将闲置房屋出租给企业或个人,用于发展旅游接待、文化创意等产业;二是村集体+企业合作开发,依托村集体整合资源,引入企业合作发展民宿康养、乡村旅游等业态;三是多主体协同开发,如天元区响水村、荷塘区仙庾岭村、渌口区松西子社区等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政府”四方协同的利益共同体,农户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分红,企业负责资金投入与运营管理,村集体负责协调统筹,政府负责政策引导与监管,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4 结束语

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宅基地差异化退出与再利用机制,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湖南省株洲市为研究案例,系统探讨了农村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成因、分类特征,以及差异化退出与再利用的具体路径。研究表明,闲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形成,是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外流、宗族观念延续、权属管理复杂及交通条件差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株洲市实地数据显示,宅基地利用粗放、“空心化”现象突出,已成为制约乡村土地集约利用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要瓶颈。

本文构建了“规划引领—制度创新—模式重构”三维治理分析框架,并结合株洲市不同村庄的类型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了“规划引领、产权导向、多元协同”的本土化实施路径。通过验证这一三维治理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提炼出4大核心治理模式,实现了理论框架与地方实践的精准对接,为高效盘活宅基地资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鼓励地方创新、保障农民权益,以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乡村产业活力提升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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