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城乡统筹原则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社会分配公平的重要方面。而在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如何正确处理实现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问题。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农地虽然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但与把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设计绝不是一回事;[1]有的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因此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就要农民以土地来换取，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的“土地换社保”的试点，[2]将新型社会保障作为对土地社会保障作用的替代;还有些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无关，应当废除集体所有制还权于农民私有。[3]因此，不解决这些认识和实践问题，就不能正确处理实现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从而直接影响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和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为此，本文拟在认识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分析农地社会保障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4]的关系，提出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完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法律制度建议。
一、对我国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认识
(一)农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
土地是土地上的万物生长和存在的首要条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的保障。农村土地直接作为农民的生存保障是土地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体现在：
1.农地是农民的食物来源。民以食为天。农民要生存首先得有饭吃。只要农民有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就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民集体为本集体成员提供了土地并保护其土地不被剥夺，在集体所有制下再穷的人都有一份土地，就可以为自己生产所需的粮食，从而解决生存的第一需要。
2.农地是农民的基本就业条件。农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基本职业，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农民拥有了土地就可以实现就业，它不需要更多的技术、资金和设备的投人。一个普通的农民，即使经济上贫穷，文化程度不高，缺少技能训练，但只要有土地就能实现就业。就业不仅是农民获得收人的途径，而且劳动本身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需要。
3.农地是农民的基本收人来源。农民不仅依靠土地解决吃饭问题，还要依靠土地收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农民不仅自己经营土地取得收人，而且可以将土地作为资产依法流转取得资产收益。例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取得转让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人股取得分红等。土地收人是农民的首要的、基本的收人来源，农民有了收人才能解决穿衣吃饭、保健疗病、文化教育等各种生活问题。
4.农地是农民养老育幼的基础。农民对子女的养育由家庭来完成，在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养老也主要是依靠家庭来完成的。子女尚未成年但从其出生一般就可以获得承包地，父母就可以利用子女的承包地的产出和收人养育子女直至其经济上完全独立。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承包的土地就可以由其子女继续经营，并以土地产出和收人维持基本生活。宅基地也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
5.农地是农民的失业保障。农民不仅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兼营或者独立经营其他事业，例如，经商、打工等。土地不仅为其从事其他职业提供了条件，而且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为农民分解其他职业风险提供了条件，是其失业的保障。例如农民在城市打工，遇到经济危机被迫返乡后就能依靠土地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不至于陷人困境。
以上各个方面都表明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认识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作用是农地生存保障功能的一个层次;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土地是人类生存的保障，任何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都是依靠土地来满足的，无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土地不仅仅是对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是对于全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土地保持在农民手中，由农民生产出满足整个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农产品，从而就保障了全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但从社会成员的不同部分来讲，土地对其生存保障的作用是不同的，至少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区分。在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下，社会成员被分为农村人(即农民)和城市人(即市民)。农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直接依靠土地的产出和收人获得生存的条件，土地直接成为其生存的保障。市民则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不直接依靠土地产出获得生存条件，而是通过其他职业获得收人再去交换生存所需的农产品，因此，土地对其生存的保障作用是间接的。[5]
(二)农地集体所有是对农民的最基本社会保障
我们强调农地对农民生存保障的重要性，这是从土地的自然属性而言的，对此没有不同的认识，但从土地保障功能的社会属性而言，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是否属于社会保障则有不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例如，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时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长就指出:“当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农民的耕地，这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6]但有学者认为:“‘土地作为生存保障手段’与把土地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绝不是一回事，而目前的‘土地福利化’思路中的确包含了后一内容。……在东部富裕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依靠土地(土地在这里更多的是资本)，而西部贫困地区土地也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土地在这里更多地成了负担)。换言之，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现实中的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论’都是难以成立的。”[7]“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从来不能解释为某个经济要素的作用。……土地、资金、技术、劳力都是生产要素，本身是不承担保障功能的。”[8]更有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农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无关，应当废除集体所有制还权农民私有。[9]对这一问题，笔者赞成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主流观点。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土地是财富之母，拥有了土地就不仅拥有了生存的资源，而且多占有土地也是获得更多财富的源泉。土地又是稀缺的资源，必然发生社会成员对土地的竞相占有并引发社会成员之间对土地占有的社会关系冲突。由此，决定了土地对人的生存保障不仅是土地自然属性的反映，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如何得到土地的保障，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不同的社会关系性质。土地对于社会成员个体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土地不应当为部分成员所垄断，而应当由社会做出安排。
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中心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土地资源的配置。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法权制度来安排土地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取决于社会统治者的意志，由此也决定着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性质。不同社会的土地法权制度设计无非有两种: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公有制。在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中，土地对人的生存保障是私人自我实现的，是通过土地的交易实现的，有能力占有了较多土地的成员不仅获得了生存保障，而且控制了其他成员的生存条件。由此形成部分社会成员控制土地的制度，失去土地的社会成员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只能依附于土地所有者受其剥削求得生存。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社会，不得为任何个人所有，由国家或者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由国家或者集体将土地的使用权配置给社会成员，从而将土地对成员的生存保障由个体获取的保障变为社会保障。将对农民具有生存保障作用的农村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正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政策依据。我国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目前主要采取由集体成员平等承包的方式将土地配置给集体成员的个人，使每个集体成员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取得土地的保障。因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成员生存的社会保障，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其享有或者实现社会保障的一种方式。
前述有的学者的观点区分了土地的生存保障手段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同，指出二者绝不是一回事，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其仅仅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手段，而否认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并认为这与土地是否私有无关，则有失偏颇。该论者认为在东部富裕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太依靠土地，土地更多的是资本，西部贫困地区土地更多的是农民的负担就得出土地不是农民社会保障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所谓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所要建立的社会保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是指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本集体的成员平等、公平地提供土地，确保每个集体成员，特别是弱势的成员都能拥有平等的土地权利，-依靠土地的产出和财产价值保障其生存，是集体社会提供给其成员个人的基本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讲，即使东部富裕地区的农民生存和收人来源不再主要依靠土地产出，也并不意味着东部农民都不依靠土地，土地对东部农民没有保障作用。除非东部地区完全非农化，没有了农民，或者已经有效地建立了替代土地保障的其他社会保障，否则，只要农民仍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或者遇到经济危机就要回到农业的农民，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土地保障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是农民的最终保障。只要这种保障是由社会也即集体提供而不是私人自我获取的，它就是社会保障。如果土地已经资本化、私有化，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说他失去了土地的社会保障，不能反过来说土地就不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靠土地私有享有的土地保障才是私人保障，不是社会保障。
否认集体土地所有权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是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相违背的。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农民可以流转土地，但也可能导致土地兼并和一部分农民永久失去土地，在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打击下成为破产农民。土地作为农民的生存保障条件由社会掌控，才能确保公平地分配于受保障的社会成员个人。社会保障是社会提供社会成员的保障，而不是成员自己对自己的保障。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私人所有的土地是自我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拥有土地的地主享有土地保障，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没有保障，社会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也就不能为其成员提供土地保障。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社会保障是对穷人的保障，是解决穷人的问题的。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的首要目的是为穷人提供保障，原因在于穷人无力靠自我积累获得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且容易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土地是一种‘廉价’的生产投人，在土地上生产食物要求的其他互补要素很少，少到只要一个受过有限训练的劳动力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土地作为一种保障手段对穷人更重要，因为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收人去购买现金保险，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穷人拥有了一定量的土地，至少可以为自己生产足够的食物。而且土地本身作为一种资产，可以通过土地市场带来收人。就算是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尤其是老人，也可以靠出租土地获取足够的租金(通常是实物形式)以维持基本生活。可见，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这为中国利用土地分配来实现集体保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10]土地私有基础上的自由流转必然导致穷人减少或失去土地，使土地向富人集中。因此，土地社会保障与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并不是不相干的，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是农民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获得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
(三)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局限性―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理由
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具有重要性―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但也具有局限性，仅仅依靠集体土地解决不了农民的全部社会保障问题。集体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局限性体现在：
I.受农业生产风险的局限。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一般农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集体所有的土地仅仅保障农民获得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但土地本身并不等于农业生产的效果，农民在承包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各种风险。农业生产本身就是面临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弱势产业，农民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市场变化就可能陷人穷困，在其又没有资金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社会救助的保障对农民就十分必要。
2.受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效益比较低的局限。农业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力作用的自然生产过程，其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都很强，即使农民愿意在土地上投人更多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但地力有限，农民要取得更多的收人就要扩大土地规模，而受人多地少的制约和土地均等分配的影响，个人不可能占有更多的土地。因此，从事农业的农民是低收人者，在正常年景，可以解决其温饱，但不可能富裕，不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或资金，以备养老、治病等。一旦遇到重大疾病、伤残就会陷人困境。因此，即使土地能够保障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其他社会生活风险问题。
3.受农民自身劳动力丧失的局限。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民拥有土地，必须与其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财富，而农民年老失去劳动能力这是自然规律，如果农民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土地也不能当然地为其提供生活保障。虽然他也可以出租土地获得租金收入，但微薄的租金往往不足以养老。
4.受承包地分配的局限。农民集体土地以承包方式分配给集体成员后，在一轮承包有效期间内，本集体的新增人口不能取得承包地，也就享受不到集体的土地保障。
5.受农民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局限。农民集体成员以承包方式取得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也可能因自然灾害或者因国家征收土地等原因致使农民失去承包地，从而也就失去了土地的社会保障。
因此，我们务必将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特定含义与社会法上所谓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以区分，不要因为土地保障不同于社会法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承认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也不要因为农民集体土地对集体成员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就认为建立农民社会保障没有必要。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设立其上的农户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个人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剥夺农民的土地，即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也必须补偿被征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承包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最为直接的就是保障农民的就业条件，因此，国家征收土地致使农民失地也就意味着农民失业，必须建立失地农民的失业社会保险。集体土地对于农民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代替社会法上农民的社会保障。即使农民集体为农民集体成员提供了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也应当按照城乡一体的原则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例如，养老社会保险、合作医疗社会保险、困难救助等等，以弥补土地保障的不足。
二、农民土地保障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配套
农民的土地保障虽然也是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但它不同于社会法上所指的农民社会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许多制度都从无到有，得以建立和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处于在探索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的阶段，许多方面还没有经验，因此，法律制度在基本法层面尚处于空白，社会救助法和社会保险法都还处草案讨论阶段。在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建立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的土地保障的配套问题。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过去一直讲农村养老靠土地、子女和集体，现在有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传统的有效方式仍要发挥作用。这不单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实行新农保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包括老年人的土地承包关系，也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老年人的承包地可以自己经营、可以给子女经营，如子女外出务工、老年人自己无力经营的，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对农村老年人也是一份稳定的财产性收人。”[11]总理的这段话是针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土地保障的关系而言的，但实际上对于正确认识土地社会保障与新型的社会法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在未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失去土地则失去社会保障，因此，针对失地农民，人们呼吁尽快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近年来随着建立农民社会保障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日益成熟，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事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于2008年8月前在全国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已经在2009实现了对全国农业人口的全覆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2009年试点面已经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旗),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就没有意义，而需要研究的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土地保障与新型社会保障的配套，在此基础上如何对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待地农民和失去承包地的失地农民的特殊问题做出安排。
(一)对享有土地社会保障的农民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
按照我国以往的制度安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农民集体成员享有的社会保障，农民就不再享有社会法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市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市民就享有社会保障。这就形成社会保障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现在我们提出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把农民的土地拿掉，给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有的地方在做法上也推出了让农民以“土地换社保的方案”并试点。有的学者认为:“土地换保障是实现从‘人人有其田’向‘个个有保障’历史性跨越的重要举措，是实行一次置换、多换多得、分期受益、终身保障、减负增效的有效手段，是确保失地农民这一群体‘少有所育、中有所为、老有所养’的根本保证。”[12]以上认识和做法都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但“土地换社保”这种概念似乎使人感到从前不给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因为农民有土地，现在给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农民就要用土地来换取，否则农民既享有土地权利，又享有社会保障就会与市民之间形成不公平。笔者认为土地换社保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对的。从前我们没有给农民建立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并不是因为农民有土地就不需要社会保障。从各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路径看，“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演变上都经历了一个从城市开始逐渐发展覆盖农村的过程”。[13]我国目前已经进人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具备了逐步以工业剩余反哺农业的条件，所以才提出逐步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里的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是由国家为主导的将工业剩余反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自国家。当然个人也要交费，但不同于个人购买商业保险。因此，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就不能要求农民以土地换取。农村的土地是属于农民集体的财产，由农民集体提供给自己的成员，是集体社会给其成员提供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国家给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不能因为农民有土地保障，就不给农民建立社会法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也不得要求农民以土地换取社保，更不能因为给农民建立了新型社会保障以后就可以任意剥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新型社会保障不可代替的。既然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农民享有土地保障而市民没有土地是否就不公平呢?对此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农民享有的土地保障不仅仅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而且在实质意义上是全社会的保障。
对农民而言，只有在集体土地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与土地保障相配套的新型社会保障才能实现实质公平。土地保障与新型社会保障的配套体现在:1.应当以土地保障所能提供给农民的基本收人水平作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对应当由农民个人负担的合作医疗基金的交费、养老保险基金的交费部分应当依据土地收人水平确定，农民的个人交费应当以大多数人都能交得起为原则，对收人水平过低的困难户应当给予减免。2.对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其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继续承包，其承包经营权的行使不受影响。
(二)对没有取得承包地经营权的待地农民提供新型社会保障
待地农民是在土地统一发包时没有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间又没有条件为其调整承包地，因而其承包本集体土地的权利处于期待状态的农民。在实行土地承包制的条件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成员享有的他物权性质的财产权，也是其从集体土地上享有的基本社会保障。成员不能取得承包地就失去了土地的社会保障，这不仅在集体成员之间造成不公平，违背集体所有权的本质，也导致没有承包地的集体成员的生活困难。在建立了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普遍的新型养老保险的条件下，集体成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参加和享受这些新型的社会保障，待地农民在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即使参加了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保险，也代替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作用。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未成年人来讲，他失去的是承包地收益的生活费;对于成年人来讲，他失去的是从事农业的基本劳动条件，从而相当于失业的农民。因此，对于待地期间的农民理应给予相应的替代性社会保障。可以考虑的方案有两个:一是由集体按照不超过当地的平均农业承包地租金的标准，按其应取得的承包地数额给予补偿。补偿费的来源，集体有收人的从集体收人中列支;集体没有收人的，由承包土地的成员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每年确定数额后分摊。由于土地保障是集体提供给成员的社会保障，因此由集体给予未取得承包地的成员相应的补偿具有合理性。另一方案，则是由国家参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在承包经营期间没有条件取得承包地的农民给予救助性补偿。对于待地农民的补偿是因为其没有取得承包地，集体没有条件为其分配承包地的利益补偿，当集体有条件为其调整承包地的，其取得承包地后则不再享有待地补偿;如果集体能够为其分配承包地，其无理拒绝接受的，不得再享受待地补偿。
(三)对失地农民提供新型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主要是指因企业建设、或者国家建设征占土地而失地的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是永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按理说就不再是农民，称其为农民是因为他曾经是农民，现在还没有成为市民。在失地农民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失地农民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居民，这主要是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种情况的失地农民是在农村的失地农民，主要是县乡的工业园区建设，国家大型水库建设，铁路、高速路、机场建设、开矿等征占土地形成的失地农民。对于土地征收，我们呼吁提高补偿标准和给予安置，如果能办到，可能对未来的被征地农民有些意义，但现在最为严重的是已经被征地的农民，他们曾经获得的一次性补偿都很低，多少年过去后钱已经花完了，生活就没有了保障。[14]
因此，对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尤为突出。最为突出的就是对就业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他们处在失业的状况下又不能享有失业保险。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人直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范围，同时为其建立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保险等新型社会保障。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应纳人城市社会保障范围，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农村的失地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且应考虑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纳人城市社会保障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所需资金，由个人、征占或者使用被征土地的企业和国家负担。为失地农民提供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保险所需的资金由个人、有条件的集体、征占土地的企业或者使用被征土地的企业和国家负担。在这里提出由征占土地的企业或者使用被征土地的企业负担一定的失地农民的社保资金的合理性在于，他们征占或使用农民土地的结果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保障，他们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首先对这些失地农民直接负有社会责任。由国家负担的合理性在于国家本来就是社会保障的义务主体，对于失地农民来讲是国家征收了农民的土地，取得了土地出让金，而对农民的补偿过低，致使农民成为失地农民，失去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因此国家有责任首先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三、促进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立法完善在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是对农地保障的补。充，但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为了促进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应当对相关立法作出完善。
(一)应当依法明确农民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属性
对农民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属性在全社会已经是基本的共识，但是我国目前有关农民集体土地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对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属性做出明确的规定。《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都只是把农村的土地看作财产，看作农业生产资料;规定由农民集体享有所有权，规定了集体成员对于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对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权利，并没有明确规定集体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的属性。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如下问题:一是在一轮承包地发包结束后，对新增加的集体成员没有分配承包地，也不进行承包地调整，从而剥夺了这些集体成员的土地社会保障。二是政府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剥夺集体成员的土地保障。三是政府在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补偿仅仅是财产补偿，而没有对被征地农民给予社会保障利益的补偿;其财产补偿过低，不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四是在土地进人非农建设用地的制度设计上由国家垄断土地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民土地只能转为国有土地才能进人建设用地市场，而不允许农民参与建设用地的开发，致使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保障。五是在农民集体所有权丧失或者遭受侵害时，对集体成员的救济或者集体所有权的救济，只是单纯的财产利益的救济，而不能全面给予社会保障利益的救济。六是一些人极力主张土地私有化，认为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无关，将农村土地让农民私有，农民就会增加投人从而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私有以后农民能够自由流转土地就能形成规模效益。这种私有化的主张是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相违背的。因此，为了发挥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对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利益，抵制土地私有化的危害，就应当在《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是本集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财产权属性和社会保障属性的双重属性。
(二)在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设计上注重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和保护
从立法上对农民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属性做出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有了合法的依据。与此同时，要依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属性在集体所有权的制度设计上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制度。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完善:
1.完善承包制下的集体对承包地的收回和调整制度，保障集体成员平等地取得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功能必然要求集体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的土地需求。在我国农村实行农地承包经营制的模式下，集体对于集体成员的土地保障就是承包经营权的保障。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集体在统一组织发包时，本集体成员的大多数尚能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但问题是一轮承包结束后本集体的新增人口则不一定能够取得承包地。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8条规定，对于新增集体成员的承包地主要依靠集体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依法开垦的新增土地和其他集体成员自愿交回的土地解决。但如果集体的机动地全部用完，又没有可开垦的土地，也没有集体成员自愿交回的土地时，(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其根本利益，谁愿放弃?)新增集体成员的承包地就无法解决，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因此就导致了大量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农民。
在这些无地人口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妇女。《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虽然有这条法律规定，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非但不能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使妇女处于更不利的境地。例如有的村集体为了避免妇女出嫁后不得收回承包地就直接在发包时不允许未婚待嫁的妇女承包土地，一个在娘家未取得承包地的妇女加人夫家所在集体后，该集体因为嫁出的姑娘的承包地不能收回，嫁进来的媳妇也不能取得承包地，所以她仍然不能取得承包地。即使一个在娘家已经取得了承包地的妇女，在加人夫家所在集体后不能取得承包地，可以保留娘家所在集体的承包地，但其实际承包权益也统统归其娘家的家庭成员享有，嫁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她是不能得到任何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地人口，特别是妇女的土地社会保障就被剥夺了。因此，从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出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承包地收回和调整制度应当作出适当的完善。诚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在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和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也是为了稳定承包经营权，实现其保障功能，但如果过于绝对，就会适得其反。既然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首要的是要公平地实现对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那么当一些已经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不再需要土地保障，而其他未取得承包地的成员又急需土地保障的情况下，由集体对承包地收回和调整就是正当的。
那么，哪些情况下已经取得承包地的人被认为不再需要集体土地保障呢?主要有以下情况:
(1)已经死亡的成员;(2)承包人无理由地荒芜土地;(3)承包人已经固定的非农职业化，例如，成为国家公务员，军官，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全家迁人设区的市，享有市民的社会保障;(5)成为外集体成员并取得了承包地;(6)承包人自愿交回承包地。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承包人明显地不再需要土地作为其享有的社会保障，对其承包地应当收回。((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只规定了承包期内承包方举家迁人设区的市发包方可以收回由其承包的耕地或草地，以及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接受，对其他情况下的收回并未规定，而且依照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的规定被一概禁止了。在上述情况下集体也不得收回承包地，也就不能对未取得承包地的成员调整承包地，从而使其土地保障权益不能实现。完善承包地的收回和调整制度就是在坚持承包期内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的原则下，依法规定对承包经营权可以适当调整的事由，将不得收回和调整的原则性与可以适当收回和调整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集体土地对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
2.强化集体所有权对集体土地的支配权能，充分实现集体所有权的财产权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是人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其利用效率，创造更多财富的资源。财富的增加就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在土地承包经营的体制下，集体完成了土地发包后，随着承包合同的生效，农民个人取得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集体所有权的权能则处于受定限的状态，集体也不能收取承包费，因此，集体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功能经过发包活动以承包权实现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基本上失去作用。但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保障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当集体成员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生活困难时，仅仅靠承包的土地保障就难以度过难关。
这时就需要集体提供更为充分的保障。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农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都要求发挥集体的作用。例如，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那么如何使得集体“有条件”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从法律制度而言就是要强化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支配权能，从经济上最大化地实现集体积累，从而使集体能够有条件为农民个人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多的支持。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反思和改进:一是就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而言是否只能采取承包经营，其他经营制度是否就没有法律依据。例如((物权法》第124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那么实行其他经营体制行不行呢?法律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也没有提供依据。事实上全国虽然基本实行承包经营机制但也有许多村庄采取了其他经营机制，甚至还有保留原生产队机制的，而且还取得了成功。最为典型的像河南漂河市的南街村，江苏江阴市的华西村等，不仅为集体成员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而且提供了较高的集体福利。因此，对于农村集体采取怎样的经营模式，不必强求全国的统一，只要能够为集体成员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更高的集体福利，集体所选择的经营形式都应当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承认。二是在实行土地承包经营的体制下，集体还能否有所作为?到底能有什么作为?本来土地承包制是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只规定了承包层次的经营而没有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的层次，而且为了强化对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极力限制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使得集体统一经营几乎无法进行。例如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5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对维护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是必要的，但如果并非假借而是真正地多数决定集体进行对成员有利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而少数不服从时也就无法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还规定本法实施以后不得再留机动地，集体经营事业也就没有条件。如果集体的统一经营无法进行，也就不能为成员提供社会保障。
因此，从充分实现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出发，应当对集体的统一经营做出规范。主要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改进:一是集体经本集体成员2/3以上多数决定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需要形成规模经营的，在不损害承包人权益的前提下，有权对承包地进行合理调整。二是集体举办集体企业利用集体土地，在遵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前提下应当给予扶持。集体企业是集体出资举办或集体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联办的企业，集体从集体企业的盈利中取得的分配资金可用于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正因为农民集体企业担负着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应当对集体企业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以使集体企业能够在实质上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竞争。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允许集体经营本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从而由国家垄断了建设用地市场，即使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农民集体土地也必须由国家征收为国有土地，农民集体不得直接将其建设用地进行出让，从而失去土地，失去土地收益，失去社会保障。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允许城市规划以外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人市场。[15]从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有些地方的农民集体将本集体土地以作股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把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有长期保证的收益，以股息方式返回集体作为集体成员专门的社保资金。有的集体将本集体土地以租赁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把回收的租金用于建立本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实现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好形式。对此法律上都应当作出明确允许的规定。
3.强化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实现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承担着对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就保护了集体成员基本的社会保障条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损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对集体土地的严重毁损。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失去土地，则集体成员失去土地社会保障，这时对于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只能代之以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对集体土地的强行征收。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人，发展地方经济，与商人联合实行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强行剥夺，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给商人，对农民的补偿过低无法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对此，虽然我国《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都已经规定了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必须限于公共利益目的，但是，由于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的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与商人联手假借公共利益征收农民土地，致使农民失去土地保障的情况严重存在，弱势的农民面对强强联合的政府和商人难以维护其土地所有权。[16]对此，当前急需完善土地征收法制，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公权力之间架起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铜墙铁壁，减少政府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剥夺。即使政府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目的征收农民土地，也必须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不得低价征收。应当不仅补偿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利益，而且必须补偿集体土地对集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利益。对于这些问题在认识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因此，急需制定土地征收法，并切实执行之。
总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本质上是对集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其社会保障功能极为重要，又有很大的局限，为了更好地实现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应当建立与农地社会保障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并对有关立法予以完善，以促进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充分实现。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此为韩松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集体所有权的性质、管理和保护机制研究,.(oan>}coos)和陈小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05JZD0005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参见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以刃3年版，第50-52页。
[2]有关土地换社保的观点，参见赵亚主编:《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必小雄:《土地换保障化解农村社保困局》，《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7月29日。
[3]参见于成玉:《驳温铁军、李昌平和曹锦清的一个谬论》，www. chinaelections. org/Newslnfo. asp? NewsID = 135554,2010年5月10日最后访Ira
[4]本文所称农地社会保障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的确保集体成员平等地享有土地权利，依靠土地的产出和财产价值保障其生存的功能，是集体社会提供给成员个人的最基本保障;后者是指社会法上，以国家财政补贴为主，个人级费、集体补助相结合建立的农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救助等社会保障措施，主要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社会保障。
[5]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表示:“我们每年要生产1万亿斤粮食，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按照目前粮食亩产660斤的单产水平，需要大概16亿亩的耕地。另外，7.5亿亩是要去生产蔬莱、水果、油料等农副产品的。事实上现在23.5亿亩的耕地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因为耕地紧缺，我们每年要进口大1的农产品;2008年进口380()万吨大豆相当于2.5亿亩耕地，进口813万叱油脂相当于2亿亩耕地，进口的棉花相当于，001〕万亩……这简单一算，我们需要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人口。”(参见《改革内参》“时讯快递”栏目，2009年第25期。)而现在总理呼吁要守住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耕地。可见.土地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作用是多么明显和重要。
[6]转引自刘书鹤、刘广新:《农村老年保障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6页。
[7]同前注[1]，秦晖书，第50一52页。
[8]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h即://epaper. nddaily. com/A/html/2008 - 10/08/content-591848. htm, 2010年5月
10日最后访问。
[9]同前注[3]，于成玉文。
[10]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年版，第109- 110页。
[11]温家宝:《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GB/1026/10006852. html, 2010年5月10日最后访问。
[12]同前注②，赵曼主编书，第169页。
[13]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中国时代出版社zoos年版，第143页。
[14]如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在“两会”提交的议案中所说:“失地农民补偿费用偏低，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里办法，土地补偿和安里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的1.s倍。而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转引自田雨露:《关注失地农民的新动向》，《改革内参》2009年第18期。
[15]浙江省从2010年元旦起，在全省推广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并逐步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参见《改革内参》“时讯快递”栏目，2009年第35期。
[16]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40家发展商于2003年至2009年上半年问所获得住宅土地中，目前在售和售完的仅占43%，还有57%的土地闲里。”(参见《改革内参》“时讯快递”栏目，2009年第25期.)SOHO中国黄事长潘石屹研究称:“上市公司的囤地现象非常惊人。按2008年这些公司的建筑面积计算，其囤地规模最少也在20年以上，最多的超过100年，有一家的土地贮备规模甚至达到151年。”(参见《改革内参)“时讯快递”栏目，2009年第31期。)国土资源部长徐绍史指出:“当前要注意一种倾向，农村缺钱、城市缺地，两者一拍即合，大贵农村土地继续流向城市。同时更要注意，在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权力、资本、种族、宗教强势甚至黑恶势力强取牵夺，损害农民的权益。”(参见《改革内参》“时讯快递”栏目，2009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