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推进的“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作为经济改革先行者的农村改革也经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以及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而进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历史和现实情况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点仍然在“三农”问题,“三农”发展仍然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实现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中，转变农村治理模式与加快城镇化步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根本问题，也是起点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三农”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农村，在国民党政治强控和经济盘剥下，民怨深重、破败凋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的革命。“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从来就是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关系具有剥削性”。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依托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苦正是农民革命性坚定的政治经济基础。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农民大国，这是一个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农民从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过去国家与农民阶级压迫的关系彻底改变，但是，“农业落后，农民贫穷”的现实仍未改变，短期内这一基本国情仍将继续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瓶颈”。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情况时说过：“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新中国的历史也说明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联系60年来我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可以得出两个事实判断：其一，革命容易，建设困难；改革容易，完善困难；增长容易，发展困难。其二，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地，是中国发展的集散地，首先和重点解决农村问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首先解决“三农”问题，以农村改革开启和拉动城市改革，进而推进全面改革的路线，实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自我完善，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研究中国国情和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几年后他又指出:“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接着明白而平实地解释了我国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这一根本性问题。他说：“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就能成功。他认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他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深刻地说明，“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首先解决“三农”问题，以农村改革开启和拉动城市改革，进而推进全面改革的路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推进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自我完善，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走科学发展道路，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路径。
三、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三农”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首要问题。
2006年，温家宝指出:“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考察农村改革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它是以经济基础改革引发进而推动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变革。30年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农民的发明”走过了“由下至上”得到肯定并成为政策的演进路径，而随后引发了90年代的村民自治政治改革。而90年代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乡镇机构改革，以及农村综合改革所引发的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改革，则由村庄社会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营体制改革跃迁为国家（政府）--社会（农村）经济方式的转变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如果说，前者具有农民自发性，国家顺应农民的需求并使之“政策化”，后者则符合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国家发起并主导，进行机制和体制创新。
农村改革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一致，先是解决农民生产自主权，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接着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解决温饱问题，是发展的第一步，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就是深化改革的问题，将更艰巨也更复杂。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邓垦谈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是硬道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而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也同样只能靠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与解决“三农”问题息息相关；中国的一切发展，都与推进“三农”发展紧紧相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年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存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现实；当下，“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甚至有论者认为，现实中“三农”问题变成了“四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问题，不仅没有根本解决，而且比以前更为复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四、转变农村治理模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转变“三农”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也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着力点和立足点。
转变“三农”发展方式是农村改革的全方位深化，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其一体两翼。无论是社会条件、政策环境还是农村内部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的中国农村，特别需要一种‘治理’理念来指导农村工作，农村社会发展需要治理范式的转换”。要紧紧把握农村实际和中国国情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保证、促进“三农”发展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坚持“统一、效能、结合、互动、统筹、同步、协调”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形成统一完善的“三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二，转变农村治理模式，坚持农村基层治理与经济建设、民生事业有机结合，通过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
第三，加强和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大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提高农村政治效能，转变乡镇职能，实现由“管理型”向“治理型”、“统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深化农村政治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第四，统筹城乡发展。“三农”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建立国家与农村社会上下互动的良性关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第五，“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一个“三农”发展的新思路。遵循这样的思路，农村治理模式转变与加快转变“三农”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同步推进。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原则，全面统筹考虑和设计国家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战略。
第六，坚持科学发展，根本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不高的问题，将转换农村治理模式与转变“三农”发展方式协调起来，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起来，走中国特色的“三农”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