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亩良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经被喻为农民的一种理想生活。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在西部大省甘肃,这个“理想”正在逐渐失去人心。
据记者调查发现,现在在甘肃的一些地区,曾经被“热恋”的土地也饱受“冷落”,随着农村大量农民的涌入城市,有的土地被无偿或收取少量的粮食出租给别人耕种,有的土地甚至已被荒置。
种还是不种?每至秋收忙完后,这个问题刘成都会仔细的盘算一遍。
但刘成也只是盘算一下,每年土地照种不误。刘成的举动每每会遭到好心邻里的劝阻,“你种地划不来吧!”
其实刘成也认为“划不来”,但对土地的感情使得他难以舍弃,2000年后,刘成就在甘肃省天水市务工,主要承接一些房屋拆迁和搬家之类的活计,每月收入在千元以上。农忙时节,他才回家照看庄稼。家中主要的开销基本依靠在市里的劳务收入为主。
在刘成所在的天水市秦州区汪川镇闫集村,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比重已逐渐缩小。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热火朝天的开荒、一门心思的种地不同,现在更多人开始离开土地,在外务工赚钱。“以前看谁种地是能手,现在看谁赚钱是能手。”更多的村民认为,想赚钱就得离开土地。其实,在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劳务产业已是当地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然而,对世代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在他们质朴的道德观念里,“弃地而去”是一种“罪过”,离开土地的农民也不愿让自己的土地荒弃。按以往的惯例,把地让别人耕种可换取一定的粮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闲地越来越多,这显然已不可取。把地让别人无偿耕种的人已为数不少,于是也出现了一些大量无偿种别人的地的人,刘军便是其中一位。他告诉记者,他今年多种了近10亩土地。“年龄大了出不去,要不才不种哩。”
与种地相比,农村人更愿意外出打工,在这种潮流之下,土地让给别人耕种者显得更有能力。当记者问及刘军种地的收益时,刘军含糊地告诉记者,多种的10亩地也就能收入2000元左右。
“反正税费取消了,能多收入一点算一点。”虽然今年多种了10亩地,刘军还是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刘军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不会种地。”
受自然条件限制,西北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土地收益很低。面对贫瘠的土地,农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显然收益比种地高出很多。
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数据表明,2007年甘肃省劳务输转规模达到587.16万人次,劳务收入达到200.11亿元。其实,在2000年之后,西部部分地区政府和农民就已开始倾心劳务产业,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土地逐渐已不再是西部农民唯一的“重心”。
从“热恋”到“遗弃”,土地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汪川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农民种地困难太多,而相关配套服务薄弱,不少地方都存在着机耕、排灌、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再加上各级服务不规范,一家一户难以形成有效的耕种方式,使农民种地困难更大。
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了过去的耕作模式,虽然近两年来,国家大力号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但农民对“该种什么,种什么赚钱”依然心中没底,特别是对近两年来部分农副产品积压现象产生了畏惧感,不少农民开始担心种田风险太大。
同时,在甘肃省部分县市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使村庄出现了“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的现象。他们走后,留在家中的老人便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角,因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农业比较效益低――种田没有积极性――土地粗放经营――土地抛荒――比较效益更低”,土地粗放经营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农村留守老人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没有技术,普遍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结构效益意识,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市场价格低,除了生产成本所剩无几,自然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另外由于留守老人年老体弱,既要管孩子,又要管生产,种田只能以化肥为主,因此又导致了“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化肥需求成癖”的现象。
如何改变现实,激活已日渐沉寂的土地?
2008年8月,甘肃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省农牧厅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甘肃省土地流转有转让、转包、租赁等形式,宁县农民以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了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土地流转生金,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是土地流转方式的有益探索。
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就被各界寄予厚望。“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通过土地流转,将一些农地交给种植能手或者企业经营,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还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可以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兰州市农办主任李向军对媒体表示,土地流转的基础是公平自愿,旨在通过经济组织、能人带动并培育产业,旨在助推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只有土地流转更加合理、合法化以后,一些大户、组织、企业才能长期租赁(或其他方式),才敢于大量投入,带动产业发展。土地流转合理合法化以后,还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永久性产业的培育。同时,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将更加合理、合法,而此举将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体制,更有助于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