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某县伏岗村，辖4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2887口人，耕地面积3056亩。主要农作物有大蒜、小麦、玉米等。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700 元。集体有25亩农民称之为的林场地（延续大集体时的称呼，现在并未种果树），因建学校筹集资金，于2006年承包给个人15年。
去年伏岗村干部向乡里提出想调整土地，他们多次召开不同类的会议，挨家挨户征求村民意见，96%的农户同意调整（指大调整，以下同）。因为调整土地不符合国家土地承包法的基本精神，更与上次调整时宣布的政策相违背，乡里回答说：“乡里啥时候都不会答应你们调整土地，如果非要调整，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但是不能引起群众上访。”我作为包村领导，从内心说我是支持调整土地的，因为我认为调整土地意义很大，但是我也怕群众上访，我的态度是暗中支持，不冷不热。因为得不到乡里明确支持，最后没有调整。我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感觉该村还确实到了必须调整土地的时候，调整土地，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建设和谐乡村，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一是调整土地有利于化解人地矛盾。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乡镇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计划生育超生罚款成为各乡镇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各乡镇普遍对超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甚至是劝农民超生，人地矛盾很突出。自1998年调整土地以来，伏岗村新增人口613人，减少人口378人，一些农户全家四五口人只有一口人的地。如8组王某，全家5口人只有一口人的地。
伏岗村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大约12年前后，由于该村卖血村民较多，导致该村许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近几年先后到了发病期，150多人因此先后死去。其中9户男死女嫁，门户已绝，他们的地大都是有其亲戚耕种，有的还是外村亲戚。一边是那么多人没有地，一边是外村人耕种自己村的地，村民意见很大。
解决人地矛盾，国家土地承包法提出的原则是“大稳定、小调整”，国家允许村组预留不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的机动地。但是在执行中，由于土地越来越少和干群矛盾紧张等原因，群众根本不允许干部留机动地。
上面给出的另一个解决人地矛盾的办法是“对树揭皮”，即增一口人先等着，什么时候去人了再添上。但这个办法我们乡几乎没有村组用，主要原因是1998年调整土地时，我们县执行的政策是“30年不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对于新增人口怎么办，说实在话，作为乡一级领导，他们一般是只顾完成上面的任务，而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当时在另一个乡当主抓农业的副乡长，我的印象是当时上面要求时间太紧，这个政策又不符合农村实际，因此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不理解和抵制，乡里以走形式应付上面。农村的实际是，在这以前村组一般都有约定几年一小调，几年一大调，有的是刚调整过土地，有的则还不到调整时间，这部分村组占绝大部分，他们都不同意调，一则是调地太麻烦，二则是刚调过的农民不愿意调。农民的实际是，农民是靠地生活的，添人添地、去人去地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上面提出的政策“30年不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他们认为根本就是“胡说”，他们也大都不相信真的会实行这个政策。由于这些原因，当时执行这个政策困难很大，乡里没办法只好走形式应付，就是土地承包书不发给农户，或者为了应付上面检查只发个别村委，有的是发后又收了回来。据我乡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农经站长说，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我乡只发了七八个村委。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还真的执行了下来，造成现在人地矛盾突出。主要原因是减人的农户依据上面的政策不同意调地，乡里怕他们告状，加上调整土地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按照原来约定该调整的村组就这样拖了下来。
二是由于近几年三农政策调整力度较大，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和种粮直补、种子直补政策，使本来就大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和农户利益直接相关，常常需要钱和地来解决，由于大多数村组没有集体经济，调地就成了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比如说伏岗村5组，上次调地时由于分地人员丈量出了差错，结果有4户地分的不够，再重新丈量很是麻烦，那些分到好地的农户又不同意重新丈量，当时就没有重新丈量。他们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交公粮时由全组农户分摊少地的农户，后来费改税也是这样解决的，农业税取消后，这个矛盾没法解决了。集体没有钱，向农户收钱又非常难，干部一般也不愿意收这个钱。少地的农户追着干部要钱要地，干部没办法只好拖着，答应下次调地时补地。6组也有六、七户是这个问题。
又比如说8组，上次分过地以后，组里新打了两眼井，打一眼井占地按2分地赔偿，没有取消学业税以前，赔偿有全组农户分摊，农业税取消后没了办法。农户经常找村组干部要赔偿，村组干部很是苦恼。还有一个组也是因为打井，打井是好事，群众都愿意叫打，就是都不愿意叫打到自己地里，最后组长就找了和自己关系要好的一户，把井打在了他地里，该农户虽说碍于面子没有追着组长要求赔偿，组长却说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样一年二年还行，长期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还有一个特殊问题，为关心方便艾滋病人，上面出钱在伏岗村建了一个艾滋病医院，占地一亩。当时说好是每年由医院补给农户1500元钱，医院就补了一年，后来可能是因为医院负担不起就不再给了，又说是村里出地，农户追着村支书要钱，村里没有钱，支书答应调地时解决。
类似以上这些问题还有，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可是在村组干部那里却是极其烦心的事，都成了大事，要钱没钱，唯一有的土地发包权又30年不动，他们说：“现在当干部真没意思”。
种粮直补、种子补贴都是依据耕地进行补贴的，有多少地就补贴多少，没有地的就不补，这使那些没有地的农户心里更加不平衡，因此他们要地的愿望也更加强烈。税费改革前种地负担重，有些农户就把地交了，近几年不仅取消了各种负担还搞补贴，这些农户就想把地要回来，但村里已承包出去，矛盾暂时无法解决。
三是调整土地有利于降低土地管理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井办电是伏岗村村组干部下决心调地的又一个原因。为了帮助艾滋病高发村发展经济，2006年初，上面向伏岗村派驻了工作组，说是帮助村里建设新农村。为了抓住时机得到工作组更多支持，工作组进村后不久，在我建议下，村里向工作组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四点设想：一是修路，大约4公里；二是整治村庄，建设整洁村容；三是打井办电，初步实现水利现代化；四是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这四点设想，村组干部对打井办电最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一项意义最大、最实惠。现在伏岗村群众浇地都是用对口抽井，用四轮车或三轮车作为动力，很费时、费力、费钱。这种井较浅，天气稍微旱得狠点只能出半管水，一块地好长时间浇不完，叫费时。发动机器的活通常妇女干不了，致使男劳动力不敢放心外出。这种井还很容易漏气，一漏气就不出水，常常摆弄半天才出水，浇地时还要抱着胶管在地里来回跑，叫费力。由于近几年柴油价格居高不下，还很费钱。我们算了这样一笔帐：用柴油浇地大约每亩需用柴油2.5公斤，按目前柴油价格每公斤2.5元算，浇一亩地约花费13元。如果打井办电浇地，浇一亩地大约需9度电，按目前家庭用电每度0.7元算，用电浇地每亩花费是6.3元，比用柴油浇地节省一半还多。全村3056亩耕地，普浇一遍可节省资金2万多元。全年按浇9遍算，全村全年可节省资金18万元。还有，对口抽井浇地用的胶管损坏很快，一盘新胶管一般只能用2年，每盘100多元，一家至少得2盘胶管，这又是一笔支出。浇地还必须有车，加上维修费用，更是一笔大开支。买不起车的农户，浇地时就作难，生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我给工作组的同志说，帮助艾滋病家庭，给点钱给点米面是应该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干打井办电这样的实事，人人都受益，艾滋病家庭受益更明显。
现在发展农业生产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地块过于零散，每家每户都是好几块地，管理起来很不方便。伏岗村10个组，有7个组是每家每户分4块地，有2个组是每家每户分3块地，还有一个组是每家每户分5块地。本来该村就是人多地少，再加上分那么多块地，每块面积都不大，管理起来很费劲。还拿浇地来说，本来对口抽井就不容易出水，好不容易出水了，不多长时间又得换另一块地。旱情严重时农民都是记井排队浇地，你浇完这一块地再换另一块地，大多是别人正浇着咧，再出外干活时间又太短，剩余时间就浪费掉了。由于现在农民收入渠道多了，农民对地的好坏并不是特别在意，为便于管理，一些农户就自己和邻边农户商量换地，有的甚至用自己的一等地换别人的二等地或三等地。他们说：“这样虽然吃点亏，但是管理方便了。”伏岗村这次调地就是要把地块进行合并，地块差别太大不能合并成一块地，他们打算每家每户最多分二块地，这样不仅管理方便，也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基础。这些年地长期不动，农民很是下劲改造土地，除个别地块外，地的质量已经相差不多，也为合并地块创造了条件。就是有差别，他们说也可以按粮食产量进行折算。
开会时我还给村组干部讲这样两个道理。一是用电浇地，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民就会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许多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动力，就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寻找其它挣钱门路。只有挣钱门路多了，农民收入才会有较大增长。现在是当农民不种好地不行，但只种好地也不行。二是在至少可预见的将来，气候变暧还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这必将导致旱情更加严重，干旱天数增加，水利条件好坏将是决定今后农业生产的关健性因素。水利建设跟不上，将来不用说过小康生活了，就是温饱可能也会成问题。这些道理，加上眼看着的实惠，村组干部对打井办电积极性很高，但是，时一步商量怎么打井时，大家犯了难。犯难不是犯钱的难，工作组答应帮助解决钱的问题，主要是犯井打在哪里的难。地都分给了群众，打在谁的地里都得赔偿，工作组有钱打井，可没有钱赔偿，就是有钱也不能赔啊！赔到什么时候呢？工作组走了咋办？开会时10个组只有2个组表示可以把井打在路边兴许能解决，其它几个组都表示井打在谁的地里不赔偿不好办。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不大调整土地，打井办电这件大好事几乎没法办。这更加坚定了村组干部调整土地的决心，他们不想丢掉工作组这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四是调整土地有利于村庄规划。“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建设”，这没有错，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新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脏乱泥泞的村庄无论如何不能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村建设难免要通路扒一些房子，无论扒谁的房子，最低条件是村里得给人家划一处新的宅基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整治空心村，中央在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可惜它的阳光还没有照到我乡和伏岗村。村组干部说，解决空心村问题，县乡不下大的决心，没有统一行动，光靠村里的力量根本不行，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要整治，必然涉及县乡干部和在外工作人员，叫他们交出宅基地，村干部没有这个胆量。
就是没有新村建设这个任务，宅基地问题在伏岗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有些农户没有宅基地，有的宅基地的路不通。空心村没有力量整治，地也不能调，他们经常找村组干部，村组干部对此是束手无策。特别是那些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有宅基地的农户反映更强烈。到了结婚年龄怎么还没有宅基地呢？原因是伏岗村，1995年搞过一次村庄规划，因为通路扒一些房子占一些农户的宅基地，村里答应将来调地时予以解决，这些年一直没有调地，这事就搁了下来。这样的农户共6户。伏岗村约定成俗的规定是一个男孩一处宅基地，二个男孩二处宅基地，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如何解决，他们的宅基地问题也逐渐提到了村组干部面前。这样的农户目前伏岗村共有76 户。
对于伏岗村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村里因为艾滋病问题名声不好，小孩找媳妇本来就难，再没有一处好的宅基地，他们说才不好找媳妇呢？
五是调整土地有利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30年不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对这个政策当时上面有个说法，说是这样有利于调整农业结构，地长期不动，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调整农业结构了。我认为这是不懂农村农民实际的空理论，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至少在我所及的乡村和农户也并没有出现这个效果。实际情况是，农民要搞农业结构调整，要种新鲜东西，必须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管理，否则会被别人偷光，而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又必须种到一定规模，否则根本不划算。种到一定规模与目前地块过于零散存在很大矛盾，自己与别的农户调换地又存在很多麻烦事。面对困难，农民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调整。伏岗村8组农民王国富种植黑木耳，因为自己没有足够大的一块地，为达到一定规模，他只好租邻边农户的地，地租是每年2000斤粮食，麦秋两季各1000斤。4组农民朱心年想种菜，为获得一块足够大的地，他连续两年与邻边农户商量租地都达不成协议，最后只好作罢。全组农民王小法是个兽医，一直想养猪，也是因为调换地达不成协议，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愿望。村支书建了个占地9亩、容量1000多吨的冷库，自己的地调换完了还不够，又用亲戚的地与其它农户调换，他说，不是当支书，光调换地这一项恁 难冷库也建不成。这些例子说呢，不是地长期不动，而调整土地、适当合并地块很有利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农民的普遍看法是，三年五年一调整确实有点频繁，但是三十年不动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说：“这净是胡扯”。
调整土地适当合并地块，打井办电初步实现水利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成立起来资金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就能推动伏岗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来。这是我的想法。
六是调整土地有利于解决耕地乱栽树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2006年曾到我乡作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他住的村与伏岗村仅一村之隔。贺教授找了很多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他临别时对我说，干部群众对耕地里乱栽树反映很大，村干部也很头疼此事，你们乡里是如何解决此事的呢？我说，我主管林业，说实活乡里对这个事情也很不好办。地是农民的他有经营权，乡里不好干预，群众不告到乡里，乡里一般不管。就是告到乡里，我们也只能作说服教育工作，作协调工作，农民不听我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曾在报上看到一个材料，意思是说，《民法》里有一条讲，在耕地里栽种其它东西要以不影响邻边农户的收益为界限，否则就可以视为侵害了别人权益，农户可以依法上告。我在会上把这个知识讲了，要求村干部以此为依据处理此类纠纷，看来收效也不大。问题的关键是，开始时由于没有引起重视，现在已经漫延开来，再解决不好解决，有农户栽了，你就不能不让邻边的农户栽，因为他种庄稼种不成，你怎么不叫他栽？至于说依法上告更是不好办。
农民在耕地里乱栽树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近几年速生杨树价格上涨，栽树虽然比不上种庄稼效益高，但省事；二是常年出外打工者没有时间经营土地，他们就种上树了事；三是土块过于零散，对于质量较差的地块农民懒得管理，就种上了树，四是个别农户种地较多，主要是种外出打工和死去亲人的，他们管理不过来，把一些地种上树，逼使邻边农户也种树，连锁反应，面积越种越大。综合分析以上原因，我们认为通过调整土地平均土地、适当合并地块，打井办电实现水利现代化，很有利于解决耕地乱栽树问题，至少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条件。
七是调整土地有利于农民实行新的合作。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即农民必须走合作之路。如何合作呢？走回头路搞大集体不可能，新的合作只能建立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我的想法是调地时除适当合并地块外，还要向农民广泛宣传合作的好处，并建议关系要好的农户抓一个阄，使他们地块相邻。随着浇地初步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农民就会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加上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关系要好、相互信任的农户就可能把地合在一起，由此带动劳动力和资金的合作，农民由此就可能走上一条新的合作之路。只有走上新的合作之路，农民才有希望，农村才有希望。
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复杂问题一定要着眼于事物的大本大原。土地问题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三农的大本大原，因此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本大原。生产责任制的潜力已发挥殆进，在有些地方甚至已成为三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走回头路又不可能，怎么办呢？就我们这里来看，我认为办法就是对生产责任制进行改良。具体说来就是整治土地、调整土地、合并地块，并以调整土地为契机，规划村庄，打井办电，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引导农民围绕农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可能突破生产责任制的障碍。只有农业机械化发展了，二、三产业发展了，土地的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很小，土地才可能收归集体耕种，生产责任制才能寿终正寝。这显然还需要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