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城市化》杂志专栏文章，谢绝纸质媒体转载） 2007年11月，我的农民父亲84岁了。这几年，我因为在忙着当“专家”，东奔西走，乡下的父亲难得见到我，惹得我外地工作的侄子也发邮件来“声讨”我了；父亲又笃信“七十三、八十四”的古谚；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回乡给父亲做84岁的生日。父亲生日那天，我及时赶了回去，父亲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家已经在多年前搬到小城镇，所以双耳失聪的父亲也不管别人说什么，一见到我就抱怨起他见不到“责任田”的苦恼来，我用纸笔告诉他，其实家里的田早已转包给别人了，他一脸失落的样子。望着眼前这位与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者，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写了许多关于农民的文章，今天才发现，其实我这位农民父亲也值得一写。父亲所说的“分田”――1978年的“大包干”也快三十年了，就以此文做个纪念吧。   解放前父亲管田不种田 我的父亲5岁启蒙，先读了9年塾学，而后又到“新式学堂”去“进修”了几年，在那时的农村应该算是年轻“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他结束学业后不存在“就业难”问题；他的同学要么投身共产党队伍去革命，要么投身国民党队伍去反革命，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国共两党中的高级干部；惟独我的父亲死守着家乡不走，多年后，我问及此事，父亲喃喃地说：“走了家里田谁管呢？”父亲有很重的乡土观念。 我不确切地知道那时我家有多少田，但是我知道那时家里常年有三个长工，农忙时还雇佣短工，田应该不太少，大约该是富农或小地主的档次――不知怎么搞的划成分时只给了“中农”待遇。父亲就是为了当这个“中农”而留下来的。留下来就为当时的新农村建设――蒋委员长的农村新生活运动服务了，当保、乡基层干部，就相当于现在的村、乡干部，所以当时的父亲不需要种田。 父亲虽然不种田，但他了解贫苦农民对田的渴望，并且用他的方式解读“田”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我在六安工作时，父亲跟我一起生活了5年，因为六安曾经是皖西红军的根据地，所以父子常常闲谈红军。父亲回忆说，那时贫苦农民不仅难以奢望田的所有权，就连那可怜的佃权也朝不保夕；由此，皖西就形成一种陋习，为保佃权，每到立夏，佃户们纷纷准备酒席，把田东请到家，叫当地有头脸的人做陪――父亲说他每年都要忙着扮演这个角色；开宴之前，佃户在堂屋的下首向田东磕头，感谢他的“照顾”；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贫苦农民的心情；皖西的地下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于“立夏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皖西红军诞生了――史称“立夏节起义”。父亲说，贫苦农民冒死革命就是看重，打了土豪之后可以“分田地”，共产党的革命赢在了田上。他还举例说，有一阵子，他管的辖区是国共拉锯地带，他既要当国民党的“官”，也要当共产党的“官”，国民党向他要粮，共产党也向他要粮，但要法不同；国民党要了就了，共产党要粮同时还强调“土改”――事实上没“改”起来。多年后，父亲还常常感叹说，委员长不是把天下输给共产党了，是把天下输给田了！ 80年过去了，农民们跟着共产党打了江山，又建立、建设了新中国，时至今日，还不该把田还给农民吗？等到我暮年时，我该给我的子孙讲什么样的关于田的故事呢？   解放后父亲被管而种田 解放后，父亲才成了真正的农民。解放军大举南下后，父亲因为有为共产党当“官”的经历，很自然被共产党视为“开明人士”，顺理成章地被“团结”为共产党基层政权的“官”；这样，父亲不但没有象他的一些国民党朋友那样被共产党镇压或送去劳动改造，还成了共产党队伍中的“革命干部”。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稳定政权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父亲就再顺理成章了一回――被清理了出来，因为父亲并不“罪大恶极”，且对共产党的革命似有微功――1978年后父亲曾向共产党申诉未果，所以父亲并没有象有些被清理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一样被送去坐牢，而是给了他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他家乡的革命群众监督劳动，由此父亲成了真正的农民了，当了很长时间的人民公社社员。说起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父亲的看法也很“别致”。我以为，他吃了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的亏，该有些牢骚的，其实不然。 父亲说，小元子，你不能忘本，你是人民公社保的命，文化大革命上的学。从何说起呢？父亲回忆说，解放前，我们家乡的农村地区见不到西医，只有中医土郎中，即使象我家这样较富裕家庭也请不到西医，因为只有县城里那一个西医诊所；农村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的概念，你母亲生了6个孩子，只剩下两个，那些都在婴儿时期得了白喉等病死了；解放后，共产党着手普及西医，现代医学开始下乡，到你出生时，虽然生活苦，由于依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农村医疗网建立起来了，乡里有了卫生院，看病很便宜；你是7个多月的早产儿，很难想象在解放前的话你能活下来；我问：反革命的儿子也能得到帮助吗？父亲说：当然，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父亲接着说，等你长大点后，人民公社就建起合作医疗了；那年你得了重疟疾，是合作医疗免费把你救回来了；解放前，疟疾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共产党有本事，大搞防疫，后来把疟疾消灭了。解放前，只有象我们这样富裕家庭的孩子才可能上学，知识是富人的特权，虽然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大讲平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和知识分子还主要在城里；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知识和知识分子下乡了，我们家门口建起了小学校，我去给学校交了2角钱，你就上学了，多么不容易啊！你知道父亲解放前上西式学堂的代价吗？一个学期3担米，可度贫苦农民一家一年的命了。父亲还能说出人民公社的许多好来，比如，人民公社搞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等等，等等。 留意了一下父亲所说的人民公社的种种好处，我这个当“专家”的儿子忽然发现，他所说的这些“好”都可概括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再细一想，1990年代，之所以农村搞出些“民怨”，还被人借机渲染出个《中国农民调查》来，农民负担重恐怕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或重要原因是我党在公共产品政策上有重大失误，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严重亏欠农民了；再看一看，这两年党在农村大搞“民生”工程，农民就自然而然地把怨声换成笑声了。如此来看，今后农村政策应有的基本导向也就清楚了。   父亲的“分田理论” 我的家乡舒城县和“包产到户”发源地肥西县相邻，1978年，肥西县得到万里同志支持搞起包产到户――也就是农民说的“分田”；当时的舒城县委思想左倾，抵制肥西的“分田单干风”，全县的宣传工具都动员起来，整天批判肥西的“错误路线”。但是，春色关不住，红杏出墙来，舒城的农民们还是瞒上不瞒下，偷偷搞单干。因为父亲是农民眼中的“先生”――农民是不跟你讲什么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的，所以父亲就又顺理成章了一回，成了生产队偷偷分田单干的策划人。可以想见，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父亲，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一旦东窗事发，会是什么后果，但父亲还是冒险干了；好在舒城县的“革命形势”不久就发生了逆转，父亲平安无事！ 父亲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革命精神”呢？既然您说人民公社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还要冒险“分田”呢？对这个问题，父亲也有他的“分田理论”作答。 父亲说，之所以农民闹着要“分田”，并不是象后来他听到的宣传那样――人民公社让农民吃不饱饭，在我的家乡，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60年代初因政策失误确实没有饭吃之外，后来一直都有饭吃，并且也不比城镇居民吃的差很多――因为当时城镇居民吃的也不太好，不象现在城乡差距这样大；真实情况是农民有饭吃，但很没有钱；农民认为，一旦分田单干了，就能挣更多的钱，就有钱花了，就不“受穷”了。 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能使农民有钱花呢？人民公社不是按劳分配，也是搞分红的吗？父亲的解释是，人民公社的分红是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并不完全按劳动多少分，所以多劳的得不了什么钱，少劳的就更没有钱；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农民天天出工，而人民公社却要求农民天天出工，没有事情干就搞学习，不允许农民有自由劳动的时间，不让农民搞自己的其他经营活动，因此，农民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农民最现实的想法是，分田单干后，他的劳动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能用较短的时间安排农业生产，剩余的时间搞其他经营，这样他就可以多挣钱了。 学习了父亲的“分田理论”后，我的“专家理论”显得苍白，原来问题如此简单，农民“分田”其实分的是“自由”。由此，我更坚信，党的农村政策光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重点是要“放活”；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扫除农民“挣钱”的一切体制障碍是最重要的事情。   父亲不喜欢市场经济 我的哥哥是第一批从土地上“自由”出来的农民，分田单干后他利用农闲搞小商小贩，有了一定积累后，他就在离家不远的小镇上买房做生意，生意做大就又把街对面的房子买了，这样我们家就在2000年彻底“城镇化”了。但是，父亲对这些并不看好。哥哥要做生意，他说“无商不奸”，我家“城镇化”了，他却不愿意被“城镇化”，他每天早上从原先的老屋溜达到镇上，下午就回归老屋去享受“田园牧歌”了，后来他太老，终于被“城镇化”了。父亲的主要爱好是读书看报，所以他对国家形势基本清楚，知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名词。但是，他不喜欢市场经济，虽然他已经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 父亲不喜欢市场经济的理由之一是，市场经济太“不公道”；在他身体尚好的时候，他的重要工作就是充当“土律师”，为外出打工者“讨公道”，2004年他的身体突然跨下来，干不了了。但是，每年春节后，他站在家门前看外出打工者蜂拥上车时，总是要说：市场经济人都能卖了，还卖不出好价钱，太不公道了！ 父亲不喜欢市场经济的理由之二是，市场经济“把人心搞坏了”，他经常埋怨“世风日下”。他感觉到，现在家乡的乡亲们不再把他这个“老知识分子”、老长辈放在眼里，不象以前那样对他尊敬了，乡亲们更尊敬有钱人，不管这个有钱人有没有知识，是不是长辈。 看来，父亲才是真正的“专家”，市场经济的两大弊端正是产生“不公道”和容易“把人心搞坏了”。我想，我父亲能懂得的道理，我党更应该懂得，该知道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去做什么了。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那天与父亲分手时，我以纸笔跟父亲道别。我对父亲说，回合肥后就要去湖南开会，飞机票订过了。父亲吃惊地说，你太腐败了，你怎么能坐飞机呢，那得多少钱。我告诉他，机票钱是由邀请方出的。父亲还是不以为然，他说，邀请方的钱就不是钱吗？父亲没错，农民坐破汽车，被农民养活的三农“专家”坐飞机，不公道；自称为人民服务，却贪图享受，不惜民财，我的“人心”也坏了！对不起您，父亲！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