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向勇（1994-），男，四川宜宾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迎联（1967-），女，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J062）
本文原刊于《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报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确保广大中西部贫困农村实现稳定脱贫，是衡量三年脱贫攻坚战效果的重要维度。推动精准脱贫转型，理清“后扶贫时代”减贫要素格局是关键，其不仅直接影响着帮扶措施的微观运行及其治理效果，而且关乎贫困地区如何定位未来发展。以山西省Q县Y乡建档立卡贫困村为典型案例，通过调研发现，过分依赖“公资源”、“共资源”内生不足、“私资源”参与缺位等直接影响贫困治理的有效性、持续性。“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出路应优化“公资源”制度性供给，发挥“公资源”自上而下联动脱贫的核心作用；培育内生“共资源”，发挥“共资源”凝聚农村社区力量的辅助作用；调动“私资源”服务脱贫的效率优势，发挥“私资源”提升脱贫积极性的放大效应，以实现脱贫的可持续。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精准脱贫 ；中西部贫困农村；公资源 ；共资源 ；私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精准脱贫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能力的基础一环，能否实现精准脱贫的可持续不仅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质量的优劣，更关乎广大贫困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脱贫攻坚前半场的“运动式”“大会战式”扶贫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7 000万，相当于每分钟至少有26人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 2％下降到3. 1％；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减少了153个。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减贫治理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广大贫困地区原本深度贫困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扶贫事业进入了“后扶贫时代”。本研究认为，“后扶贫时代”的中国扶贫事业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后扶贫时代”中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将大范围根除，精准脱贫将由集中性减贫治理迈向精细化、具体化，直指以往脱贫工作中遗留的“硬骨头”。其二，“后扶贫时代”精准脱贫重心转向如何实现可持续脱贫发展的“新命题”，紧紧围绕贫困群体实现可持续脱贫“摘帽”、脱贫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贫困村庄实现可持续增收致富的工作重点，探求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耦合。在此背景下，如何化解贫困群体高预期脱贫指标与低脱贫质量之间的矛盾，稳步推进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带动中西部贫困地区精准脱贫转型，成为“后扶贫时代”重大而紧迫的关键议题。
目前，学界对如何实现精准脱贫持续性已有一些研究。比如向德平、陈艾认为，“减贫要从贫困人口的生计开始，最终又落脚到生计方式的改善”，提出要促进贫困人口实现生计策略的可持续以提升贫困群体可行能力。何仁伟、李光勤等认为，应对贫困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针对贫困原因增强扶贫对象的反贫困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减贫；陆汉文认为稳定脱贫是相对的，“关于是否稳定脱贫的评价重点在于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发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发展机会是否有所增加”；凌经球提出以改善贫困人口脆弱性背景作为前提条件，以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持续扩张作为重点领域，以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关键环节的可持续脱贫框架。纵观既有关于贫困治理可持续性的代表性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如何增强贫困个体可行能力的路径展开的。这一视角下，贫困户的收入状况、就业机会、健康情况、住房状况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改进策略多集中于贫困户致富增收途径、劳动技能培训、基本医疗保障（医疗救济）、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等。这些研究较为准确地把握住致贫根源，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部分甚至完全忽略了贫困地区尤其是人口空心化背景下中西部贫困农村发展转型的具体现实，缺乏对贫困人口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体性把握。鉴于此，本研究将通过对山西省Q县Y乡的调研，瞄准占全国贫困人口比重最多的中西部贫困农村，基于资源利用的视角剖析当前减贫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尝试提出推进可持续减贫的治理策略。
二、分析框架
“国家一社会”分析范式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费孝通从社会分层和权力运作关系出发，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存在“双轨制”政治体系假说，既观察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制”秩序和国家力量，又考虑到了根植基层社会中的“乡土”秩序和民间力量。黄宗智通过对州县司法档案中法律运作的实践和表达研究，论证了传统中国地方社会处理纠纷中存在的正式系统（官方法律）、非正式系统（民间惯例）和中间领域（民间调停），认为中间领域就是国家与社会展开交接和互动的地方；杨国安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根据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的实证研究，将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概括为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选择性介入、部分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的有机衔接。综合观之，既有关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国家一社会”二元耦合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观测精准脱贫的重要窗口。精准扶贫作为带有高度政治任务色彩的公共政策实践，具有“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特征，实际上体现出国家正式权力向基层村庄社会的规模下沉。日本学者田原始起根据传统乡村治理的“国家一社会”范式，将“公”“共”“私”视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资源的三个不同领域，认为“公”来源于政府、“共”来源于社区、“私”来源于市场。他的这种划分借鉴了卡尔·波兰尼的观点，“公”类似于根据等级差异而对实物进行再分配的部落、城邦、专制王国；“共”则是用以保障生产和供养家庭为目的的两性组织，即家庭组织和亲族组织；“私”则是通过交易动机和市场机制而产生交换行为的市场社会。因而，本文试图将反贫困场域中三类治理要素划分为：“公资源”“共资源”和“私资源”，尝试构建反贫困治理的要素分析框架（见图1；图已省略）。
具体而言，从资产的专用性角度看，“公资源”来源于政府等公部门，代表着反贫困治理的再分配原则；“私资源”来源于市场，代表着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具有推动精准脱贫发展的效率特征；“共资源”来源于农村社区内部，体现了贫困农村社区的互惠互助原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根据科斯定理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公资源”“共资源”和“私资源”在形塑基层社会反贫困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也是各异的，在同一制度环境下可能有许多组合方式，导致不同的治理资源配置结果。具体来说，若一个村庄宗族力量强大，村庄“舆论有效”“面子有价”，原有社会网络依旧有效，社会资本具有可积累性，地方性共识容易达成，其所在农村社区内生“共资源”供给能力就愈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就越重要，那么诸如财政扶贫资金等“公资源”以及企业帮扶项目等“私资源”参与村庄反贫困治理所需要付出的交易费用就会越低。
鉴于此，本文将根据反贫困治理实践中“公资源”“共资源”和“私资源”功能作用发挥差异，理清Q县Y乡8个省级贫困村脱贫实践中资源格局的典型特征，探索如何实现减贫治理的可持续性。
三、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调研材料均来源于笔者参加“校地合作”暑期挂职项目，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相关文件等均已作匿名化处理。Y乡8个省级贫困村位于山西省中北部Q县。自2015年以来，Y乡整合山西省Q县“六位一体”等多层帮扶体系，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在贫困人口增收、特色扶贫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但是实地研究发现，Y乡8个省级贫困村在可持续脱贫攻坚中仍面临重重困难：其一，中药材种植、小杂粮种植、光伏发电等已落地扶贫产业仍处于建设初期，其吸引贫困户参与程度、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改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的推动力远没有见诸报端的那般巨大。其二，Y乡8个省级贫困村地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同时又远离晋中盆地主要交通干线的地理区位，其对优质市场要素的聚集能力较弱，吸引外部市场资本来推动贫困村扶贫产业开发的能力相对欠缺。其三，部分扶贫项目“雷声大，雨点小”，虽前期投入大量扶贫资金但由于缺乏后续配套的持续引导，致使扶贫项目难以实现预期收益，部分项目甚至出现“烂尾”现象。其四，贫困村持续的人口空心化趋势并未因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而出现改变，贫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谋生仍是当地主流的家计方式；留守群体因能力较弱、长期形成的小农心理往往无法承接各类脱贫项目，脱贫号召难以实施、部分脱贫项目落地但难以有效运行成为推进脱贫面临的现实问题。
总体而言，Y乡8个省级贫困村所面临持续减贫的诸问题与广大中西部贫困农村所遭遇的状况具有高度相似性，具备个案研究所要求的研究对象较高的代表性、较广的外推性的特征。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以Q县Y乡建档立卡贫困村为典型案例展开讨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实地研究和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挂职锻炼期间，笔者承担部分扶贫工作任务，直接接触各贫困村驻村干部、村干部等一线帮扶人员，而且有机会多次以人村帮扶检查为由调研产业扶贫项目开发情况，并细致观察、深入接触贫困农户。为期两个月的调研，为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经验材料。
四、Q县Y乡贫困村持续减贫的现实困境
贫困村庄作为承接各类扶贫资源要素的最终场域，同时也是直接面向、接触、联系广大贫困群众的治理层次，是服务群众、凝聚力量的桥梁和纽带。这要求“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要摸清、摸熟、摸透限制可持续减贫的现实状况，准确回答“短板弱项在哪里”“持续减贫支撑点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以激活贫困农村持续减贫、持续发展的“一池春水”。因此，本研究结合在山西省Q县Y乡8个省级贫困村的田野调查，尝试探析Y乡贫困村反贫困治理诸要素组合配置格局并理清其所遭受困境背后的发生逻辑。
（一）集体经济衰退，“公资源”输入迫切
Y乡8个省级贫困村地处太行山脉，富有硫铁矿、大理石等矿产资源,20世纪90年代为经济富裕的矿区村。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矿权市场的日益规范，中小规模矿山开采被相继关停。矿场关停后，Y乡8个省级贫困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村民原有就业渠道遭受巨大挑战，为了满足家庭支出，大量劳动力因此外流。以温村为例，温村在20世纪90年代因持有两个大型硫铁矿场，矿场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80万人民币的固定收入，90年代温村就已经为每家每户接通了自来水并硬化了村道公路。然而，随着矿场关停，温村也由资源型村庄转变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农业型村庄，村集体经济也日渐衰弱。由于集体经济衰退、村庄发展能力不足等原因，温村等8个行政村在2014年被识别成为山西省建档立卡贫困村。
近年来，随着Q县加快“生态扶贫示范区”建设，以“一村一品一主体”为抓手、以龙头企业为引领，观光农业旅游等具体措施推动Y乡建卡贫困村扶贫开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正向发展。具体而言，Y乡贾村、府村、中村、吉村4个交通条件较好的山区村近两年休闲观光旅游发展较快，但碍于发展较晚、规划不合理，休闲观光旅游发展普遍存在知名度缺乏、特色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经济社会效益不明显。总之，原有依赖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不复存在，现有以畜牧业、种植业、农村休闲旅游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又存在诸多问题，资源转型背景下Y乡8个省级贫困村的发展状况愈加严峻。这种情况下，以政府投入为代表的“公资源”持续输入变得十分迫切，应充分发挥“公资源”在协调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再分配功能，以制度供给、政策引导、政府财政资金注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式弥补Y乡8个省级贫困村因资源转型困顿带来的初次分配不公，增强Y乡贫困山区农村经济活动的存量。
（二）典型留守型村庄，“共资源”推进乏力
理清当前我国农村在村人口的基本秩序，对于理解留守议题下的农村家庭再生产实践和经济机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据Y乡政府扶贫办摸底数据显示，2017年，Y乡8个省级贫困村户籍总人口共计5 120人，常住人口约为1 700人，其中贾村、和村、评村、温村常住人口比甚至不足30％（见表1）。调研发现，诸贫困村呈现典型的人口空心化趋势，即成为典型的留守型村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谋生，村内留居群体多为老年群体、病残弱群体以及部分小学就读儿童和陪读照料的妇女。深人访谈后，笔者发现打工经济在Y乡建卡贫困村十分普遍，丝毫未因精准脱贫在村内的相继推进而被打断，青壮年劳动力或跨省务工、年终回村，或前往Q县务工经商、季节性返乡处理农事，“半工半农、以工为主”成为贫困村农户主流的家计模式。
表1 Y乡8个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情况
─────────────────────────────────────────────────
2017年外出 离开户籍地
2017年常住
贫困村名称 家庭户数／户 户籍人口数／人 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的 常住人口比／％
人口数／人
人口／人 外来人口／人
─────────────────────────────────────────────────
贾村 83 410 292 0 118 28.78
府村 118 567 340 0 227 40.04
中村 210 780 478 0 302 38. 72
吉村 156 670 402 0 268 40.00
祥村 125 579 340 0 239 41.28
和村 140 638 480 0 158 24. 76
评村 289 806 590 0 216 26.80
温村 150 670 480 0 190 28.36
─────────────────────────────────────────────────
数据来源:Y乡扶贫办。
总的来看，Y乡8个省级贫困村“留守型村庄”特征明显，作为村庄生活主体的青壮年群体的外流让农村社区趋于事实上的解构，留守人口往往是村庄生活的边缘群体。这让村庄内生劳动力资源、社区凝聚力、社会关系网络等“共资源”显得严重不足，以“共资源”推进持续减贫显得十分乏力。具体而言，一方面，留村群体通常是被外部劳动力市场边缘排斥的结果，这类群体通常因劳动力有限、受教育水平低下等缺陷而被迫留村，并且只能从事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维系基本生存，无力承接劳动强度过大、资产投资过多的脱贫项目，这很大程度限制了产业扶贫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村庄生活主体的大量流失让Y乡8个省级贫困村异变为“无主体的熟人社会”，“面子竞争”逻辑下的村庄舆论出现失灵，部分贫困户甚至出现以贫困户、特困户身份“为荣”的负面示范，让脱贫攻坚陷入逆向选择的困境，“好吃懒做”“等靠要”和排斥脱贫产业项目等行为进而出现，持续性脱贫由此陷人僵局。
（三）自然地理空间劣势，“私资源”参与受限
空间贫困对于揭示贫困形成的内在机理仍具有很大解释力。按照空间贫困理论的视角，贫困初始于自然地理的空间劣势。从地形地貌上看，Y乡8个省级贫困村地处晋东太行山山区，海拔较高（1 200米至1 700米），年均降水量较少（300毫米至510毫米），水源缺水严重，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恶劣，不利旱作农耕；干石山区多为陡坡耕地，贫瘠且易水土流失，旱作农业产能有限。调研还发现，由于Y乡8个省级贫困村曾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开采铁矿石、大理石等矿产资源，与之相伴的是持续至今不间断发生的滑坡、地面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就地理区位而言，Y乡8个省级贫困村地理区位偏狭，自西向东沿“晋东河”河谷分散嵌入太行山脉，不仅与西部汾河河谷的主要公路、铁路网络相隔离，而且远离T市和X市等山西省重要经济中心。总体而言，受地形地貌、地理区位、历史发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Y乡8个省级贫困村呈现贫困状况与恶劣自然地理条件高度重合交织的状况。
近年来，Y乡党委政府一方面充分发挥土地优势，在各建档立卡贫困村务实推进肉羊养殖、小杂粮种植等“一村一品一主体”特色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融入Q县“宜居宜业宜游”实施规划、Q县“十三五”精准扶贫的规划、Q县“美丽乡村”建设等县域脱贫发展规划，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调研发现，尽管Q县就打赢脱贫攻坚战相继出台了《Q县精准脱贫奖励办法》《Q县金融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Q县设施蔬菜项目建设及产业扶贫奖励办法》等文件鼓励、引导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私资源”参与Y乡建卡贫困村扶贫开发，但现实情况却是市场机制下“私资源”逐渐逃离贫困村。以Y乡引入台商在贾村推广种植中药材为例：按Q县金融扶贫政策，该项目落地将获得累计200万元（含）以下、期限在三年以内的贷款，并且原则上按照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息，台商投资也比较重视这部分金融优惠。然而，由于贾村地处太行山区、海拔较高、降水较少等地理资本空间缺憾，贾村的中药材种植项目仅在前期平整土地、灌溉蓄水池修建、修建田间路等方面就投入了近150万，在后期种植中又遭遇霜冻、病害的侵袭，最终台商在坚持两年后不得不撤资，贾村的中药材种植项目也因此“烂尾”至今无人接盘。总体来看，由于Y乡8个省级贫困村自然地理条件陷于空间劣势，直接导致民营企业等“私资源”自发流入成本十分高昂、自发流入意愿较弱，这使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机会欠缺的现象日益凸显，进而导致贫困状况的愈加恶化，可持续减贫无从谈起。
五、后扶贫时代可持续减贫的治理思路
通过对Y乡8个省级贫困村的调研发现，“空心化”“空壳化”趋势让农村社区实质上趋于解构，基于农村社区内生的“共资源”显得严重不足；迫于地理环境、交通状况、资源型发展地区产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较弱，导致“私资源”难以参与减贫治理。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公资源”输入显得尤为迫切，Y乡8个省级贫困村贫困治理仍是一种典型的“公资源”依赖基础上的治理逻辑。因此，本研究认为构建“公资源”主导、“私资源”和“共资源”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应是可持续脱贫的实现之道。
（一）优化“公资源”制度性供给，发挥脱贫联动作用
通过对Y乡8个省级贫困村的调研发现，尽管诸贫困村接受到了来自山西省、Q县、Y乡各层次诸多帮扶措施辐射，但脱贫产业发展缓慢、产业总量偏小、市场竞争力不足等劣势依旧十分明显；与此同时，囿于Y乡各贫困村留守劳动人口素质整体偏低、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的空间劣势等状况，Y乡诸贫困村的现代市场经济要素存量极为有限，贫困状况虽未恶化但“减贫效应”也未能明显改善。这种情形下，要求各级政府帮扶部门稳定、持续的“公资源”下沉显得十分迫切。
因此，应切实优化“公资源”的制度性供给，充分发挥“公资源”在切实改善贫困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上的基础性作用，为贫困村“益贫式”发展、贫困人口持续性减贫创造基本条件。首先，引导、建立“益贫式”市场机制是关键。贫困地区先天资源禀赋劣势导致其缺乏内生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限制了优良市场要素的流入。因此，确保实现持续稳定脱贫，“政府要引导建立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市场体系，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的机会和能力，促进贫困人口交换产品或就业而增加收入，即形成益贫式经济发展”，为贫困地区生产要素聚集创造机会。其次，建立完善瞄准贫困人口的兜底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是根本。其中，兜底保障机制瞄准的是“老、弱、病、残”等农村生理性贫困群体，这一群体完全或部分丧失就业能力，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救助、社会保障政策的“安全网”功能。与此同时，风险防范机制则是瞄准因发展能力不足而陷入贫困边缘的贫困人口，该群体通常因知识和技能不足而面临被市场排斥的就业风险，具有明显“易贫性”特征。因此，应该对该群体开展就业指导、职业教育、创业教育等就业帮扶工作，同时完善工伤、疾病、失业等相应就业保障措施。
（二）培植内生“共资源”，凝聚社区力量
Y乡诸贫困村的实地调查印证，随着扶贫资源、脱贫政策等“公资源”的悉数下沉，脱贫事业发展责任在留守型村庄中实际上被毫无选择地交到各自然村内部零散的、贫弱的留守贫困人口手上。但实际上，囿于贫困地区大部分留守群体人力资源质量较低、个体资本基础薄弱等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影响，诸多帮扶资源通过留守贫困人口转化为村庄发展能力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要实现村庄和贫困农户的可持续减贫，应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如何实现对分散的留守贫困户再组织化，二是如何增强贫困村内生“造血能力”。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壮大集体经济、建立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对分散贫困个体的再组织化、增强贫困个体抵御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培植贫困村内生“共资源”、推动贫困村持续减贫的关键。具体而言，中西部贫困地区首先应着眼于地域特征，依托贫困地区在自然风光、富产资源、文化传统等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势，聚焦禀赋优势找寻脱贫出路，因地制宜开辟差别化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应根据各村具体情况，在留守型村庄中重点支持、依靠、发挥农村精英的领头羊作用，利用农村精英熟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和社会关系网络健全的优势，发挥其在调动村民致富脱贫积极性、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农村精英为主体，针对性培育经营大户、种养大户，逐步发展和完善各类合作社，增强村庄整体经营管理能力，发挥“能人效应”以帮助、带动贫困村脱贫产业的发展振兴。另外，应以引导吸纳贫困人口通过劳动出工、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集体产业发展为契机，为贫困人口创造良好、稳定的社区生计环境，以提供就业机会的方式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就近脱贫，进而推动零散的贫困个体与村庄集体经济之间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村庄凝聚力。最后，还应尝试推进贫困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存量，激发内生发展能力。
（三）完善保障体系，激发“私资源”效率优势
参与减贫治理过程中的“私资源”因能给贫困地区带来绩效而被广泛关注，但其营利性的特征对贫困村营商环境有较高要求。结合Y乡8个省级贫困村的实地调研发现，该地区自然地理空间劣势不仅直接限制了当地产业发展条件、提高了道路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而且间接导致了人才、资金等市场化要素的单向流出，让原本就处于市场竞争“马太效应”弱势地位的贫困农村贫弱状况更加凸显。
因此，应以营造中西部贫困农村优质营商环境为着力点，完善各类保障体系。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以饮水、电力、道路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建设，将星罗棋布的贫困村与区域中心市场互联互通，降低市场要素流动的成本，吸引“私资源”参与扶贫建设。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完善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区域脱贫规划等软件建设，改善中西部贫困农村的营商软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撬动“私资源”进入贫困地区。与此同时，应立足于本区域发展特性，聚焦区位、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与“私资源”精准对接。通过创新利用“私资源”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上的优势，盘活村庄发展要素，培育发展特色旅游、特色种植、特色文化等产业经济，逐步增加扶贫资源存量，发挥“私资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画龙点睛”作用。此外，还应积极引入社会主流文化要素，改造贫困主体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唯心宿命等落后思想，着重对富有劳动能力的适龄贫困人口进行实用劳动技能培训，进而营造贫困村积极“摘帽”、贫困户积极致富的社会整体氛围，提振“私资源”参与本地脱贫发展的信心。
六、结语
确保中西部贫困农村实现持续性的减贫治理是打赢三年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对衔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中西部贫困农村发展转型的具体现实，在“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反贫困治理的要素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反贫困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发生逻辑、治理思路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山西省Q县Y乡的经验研究揭示：尽管脱贫攻坚工作在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原则要求下取得了一定预期成效，但是自然地理空间的先天劣势引致的“私资源”参与受限、留守型贫困村的典型特征让内生“公资源”缺乏、村级集体经济存量不足引起贫困村对“公资源”的路径依赖，为“后扶贫时代”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持续减贫效果不佳等问题埋下了隐患。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应对准中西部贫困村而非贫困个体，针对村庄减贫治理场域中差异的致贫因子、脱贫状况，在脱贫攻坚的动态进程中实现“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三者的有机组合和系统协调，构建整体性、多维度的“大扶贫格局”，实现脱贫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