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少说多做 就农业来讲，未来六十年中国的发展还是会注重安全稳定以及保证和谐发展，其中，首要保证的是13亿人口所需粮食的稳定供应，即所谓吃饭问题。不过，这一点已经不用担心。另一个就是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寻找竞争机遇。农业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利润率很高的，所以，未来可以通过技术提升等手段增强中国农业出口的竞争力。这两点务必引起重视。关于当下急需解决的“三农”问题，我认为应该少说多做，真正把事情落到实处，让农民得到实惠，而不是经常打口号，造舆论。只讲道德口号，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帮助，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我建议，未来最好把一切所谓关注“三农”问题的舆论、口号都停下来，降温，不说或少说，踏踏实实做出一些成绩来，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农业和农民放到一个特殊的弱势经济、弱势群体里看待，就按照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平等对待，就事论事，有一个真正公平的环境就可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城乡发展的不稳定主要来源于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比如说，由中央来倡导农民致富就是一个误区。从道德角度讲，诸如“工业反哺农业”之类的口号都不得要领，都应该停下来。农村的具体做法不去干涉，只保留一个“城乡统筹”原则，就是只做对“城”和“乡”都有利的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有一个“新型城市形态”的理念和建构。实际上，中国沿海较富裕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城市。对于已有的大城市，应该强调在现有城市基础上完善建设，而不是继续扩大规模。比如，北京就不应该提什么“发展”，建设好自己就可以了，否则，至少国务院规定的人口规模就无法完成。因此，必须制约大城市的无序扩张，转而发展若干新型城市。比如说，大城市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城建工程，对农民工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而且由此也可以达到控制城市人口的目的。建设“新型城市形态”的具体做法很复杂，但是，或许有一可行的办法。比如，可以由中央政府用行政手段划出100个建制市，按照人口密度和发展情况等因素划分。每个市的规模是400万人口，100个市就是4亿人，这样就可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4亿农民的转型。从操作来讲，中央只给编制就行，其余的问题都不用过问，放手让其自行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自然会吸引大批的资金投入。其实，这也是拉动消费和促进投入的最佳办法。如果按照这样的做法，不出20年的时间，中国一定会出现100个中、大型的城市。这不仅会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不稳定”的问题，而且还会使“三农”问题自身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