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转载本文只为提供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来电027-88386009，我们将马上删除）   贵港农民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之后，并没有出现普遍担忧的流民、土地兼并的现象 城郊农村集体土地自由买卖长达十余年，与现行法规政策明显相悖。卖地农民、土地中间商、买地盖房者、当地政府反复博弈，达成微妙的平衡。如此大规模的农地交易，动力何来？前景何在？卖掉土地后的农民，生活又是如何着落？ 围绕土地的斗争 1999年到国土局任土地监察员之后，贵港市土地监察支队副支队长罗志康已经玩了9年的“猫和老鼠”游戏。 林乙香就是罗志康众多的游戏对手之一。 这场游戏的内容，简而言之：林乙香想盖房子，罗志康不让盖。 按照现行法律，自己盖房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获得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另一种就是，在农村的宅基地上建房子，不过仅限于本村村民。 来自贵港北部山区的林乙香，想走的却是第三条路，她要和很多人――来自贵港各地、广西各地乃至湖南、贵州的人们――一样，通过私下交易，购买贵港市郊的农地，来建自己的宅子。 在城里――即便是城边上――有一个家，林乙香的这个愿望，从十多年前村里开始有人搬迁到贵港时就已经萌生。她在村里种的甘蔗运出来卖的话，要先运上船，然后坐马车，最后搬上汽车――仅这一点，就已经让林乙香抓狂。况且，到现在，村里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都搬出来了。 但是她又买不起城里的商品房。在贵港市区，即便是最便宜的商品房，一套90平米的房子也要16万元――这差不多等于乡下一位农民30年的收入。而且，即便买得起，林乙香也不会买：进城之后打工用得着的那些工具、锄头、铲子，总不能天天用电梯运上运下吧，还不让人笑话。而且，加上丈夫、孩子、父母，家里有7口人，小房子住不下。 于是，林乙香用打工赚来的3万多块钱，向城边的农民买了一块60平方米的地。又打了两三年工，林乙香赚够了盖三层楼所需的六七万元。 在罗志康看来，林乙香这是非法占用农地。 林乙香也知道，自己投入的将近10万块钱，没有任何保障。但她要进城的话，没别的选择。况且，就在自己周围，有几百户已经这么干了，还不是相安无事？她愿意赌一赌。 刚一开工，林乙香就被盯上了。罗志康和他的同事到工地上，问谁是户主。请来的工人早被林乙香教好一套说辞：“我们都是在路边被老板叫来的，不认识老板。老板每天晚上来发一次工资。” 林乙香和别的女工一样，裹着蓝色头巾，混在人群里默不做声――老乡传授给她的经验是，土地局只要找不到户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罗志康转而问村干部这块地是谁的。村干部打着哈哈：“那块地啊，好像是二队的吧。” 第二次、第三次，林乙香都成功蒙混过关。眼看着要封顶，林乙香心中窃喜――还是老乡传授的经验，只要封了顶，就不归土地局管了，归法院管，法院说拆才能拆。 罗志康和同事又适时而至。这一次，户主还不露面，他们也急了，有人爬上去开始扒房子。 人群中装作看热闹的林乙香眼看建好的房子被扒倒一片，一时愣了，反应过来后，“哇”的一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林乙香终于暴露了身份。 游戏的结局，罗志康赢了。他成功找到当事人，立了案，罚了款。 林乙香也赢了。她交了钱，房子顺利封顶。她在城里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猫”从未真正赢过 罗志康和林乙香的这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是当下广西贵港土地私下买卖中各显神通的一个缩影：数年来，“猫”似乎从未真正赢过。 1996年升格为地级市的贵港，过去的十多年中迎来了汹涌的农民进城潮。 韦宗贤10年前从龙山搬进市区时，他的大部分同乡和他怀有同样的愿望，却还无能为力。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具备了实现进城夙愿的能力。到现在，他所在的村，五十多户中搬到贵港的有十余户，邻近一个大村更是多达两百多户。在一个村中，一家或数家进城后，往往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农民进城，本亦是当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2005年，贵港市委市政府曾专门下发文件，“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与就业，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 只是，当地政府始料不及的是，与城市化一同高歌猛进的，尚有农地的私下买卖。 对于这些进城者而言，商品房太贵且不实用，他们往往和林乙香一样，在城乡接合部向农民买地建宅。恰是农民的进城潮，催生了土地私下买卖这个巨大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出现，又如催化剂般加速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罗志康和他的同事则在奋力封堵。除了日常巡查和执法，他们还在9-12月秋高气爽的建房黄金期，联合公安、建委组织两三次一百多人的联合执法行动。 被评为“贵港十大杰出青年卫士”的罗志康，甚至因为查处违法用地，有人当面出价20万购买其人头。他当时颇为不屑地回答：“20万就想买？比你出得多、排你前面的起码有一个连。”不过，罗志康事后也承认，自己当时“吹了点牛”，“20万是我听到的最高的价”。 但即便如此，罗志康亦承认，他们的努力“有一些效果”，“不可能根绝”。 而事实上，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几乎所有买地建房的农民，最后都成功建成――他们也许道路曲折，但前途一定“光明”。 罗志康将此归因于，法律赋予土地监察的执法权仍嫌太弱，甚至有时候查清楚明确的违法当事人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边居民往往同为买地建房者，“同仇敌忾”让调查者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人会提供任何信息。“总不能让人露宿街头”亦是罗志康的考虑因素之一。另一方面，2008年以前，罚没款是支队的惟一收入来源，2008年以后，依然还是办案经费来源。因此，拆除亦非上策。 法院也不愿意做“坏人”，监察支队去年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违法占地25宗，“但好像都没什么结果”。 买地建房者则从中获取信心。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近20户不同地域的购地建宅者，都对自己房子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么多人都买了，能怎么样”，“还从来没听说过谁建好的房子被没收的”。 罗志康视这种信心为恶性循环之源，亦是土地私下买卖购销两旺的关键因素：“盘子越大，买的人越有信心，买的人越多，盘子就越大……”   卖地的结果：一万户无证住宅 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实质性阻力的土地买卖，一路高歌猛进，在今年达到高潮。 石羊塘社区一块大约50平方米的土地见证了高潮的来临：2007年之前，它花了十年时间，让自己的身价翻了一番，从2万多元涨到4万多元；但是到了2008年，仅仅1年，它的身价就坐了火箭一般，再次翻了一番，涨到8万元。 现在属于闹市区的石羊塘，十多年前尚是一片鱼塘和荒地。时值贵港从玉林独立出来成立地级市前后，许多机关单位大量向农民买地，再花数十元一平方米“补办”国有土地证后，划成宅基地向内部职工及社会人员出售。 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当地人称他们为“地皮商”或“开发商”――看到其中的商机，也开始大量购地，但并未办理国有土地证，也划成宅基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2002年，购地办理国有土地证被叫停，但地皮商购买农民土地并转售的交易却从未停止。 11月6日，爱民路西侧的一处池塘边，挖掘机正挥舞着铁臂，掘出一道道一米多深的地基――地皮商黄迪丕正在这里，平整他刚刚从当地农民手里买下的十余亩未利用地――仅在这条路上，就有10名地皮商在“开发土地”，面积在200亩以上。 在地皮商的眼中，没有什么土地是不能买的。在爱民路旁的棉村，一块十余亩的玉米地差一点被卖掉：“价格都谈好了，最后因为资金不到位才没买成。”“不管种了什么，只要双方都愿意，就可以转让。”登龙桥居委会（亦是村委会）主任李寿桐说。 十余年来，无所顾忌卖地的结果是：积聚了数量惊人的无证住宅。 地皮商黄迪丕的估计是，已经卖出的无证地皮，已建房和未建房的都计算在内的话（很多人买下地基但尚未建房），大概在1万户以上。他10年前买下的60余亩耕地已经售完，大部分在最近一两年卖出，现在又在另一个村买下了十余亩地。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到，实际涉及户数应不少于1万户。 李寿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在该村，农民私下卖出的土地即在300亩以上。据此，按每亩划成5块宅基地算――这个面积已是颇为奢侈，登龙桥村售出土地即至少涉及1500户。而登龙桥因地块较为偏远，比不上别的卖地大户。 售地链条 地皮商是卖地的农民和盖房子的农民之间的桥梁。 他们的关键之处在于，以自己的先期巨额投入，形成了信用，放大了市场――在棉村，曾有村民“眼红”地皮商的高额利润，试图自己卖地，最终未遂。“没人来买我们的地。” 不过，地皮商生意的第一步，却不是去村里看地，而是去政府看图――打听哪些地皮不在城镇规划范围之内。“只要没规划到，怎么干都没人管。”黄迪丕说。 在与黄迪丕合伙的2人中，有一名据称供职市政府的神秘人物，持有股份，但从不出面。“做我们这一行，政府里没人肯定做不了，就是做也做不大。没有关系的，你打了地基，都给你勾上来。” 地皮商向农民买地，因一片土地往往分属若干个农民，地皮商需要与他们逐一商谈。农民也因此几十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土地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 此时，交易的对象被审慎选择。地皮商们往往私下打听，“太野蛮的就不买他的地，怕他卖了之后反悔，闹事”。 地皮商拿地时，也颇讲究兵法。黄迪丕现在一个村买了十多亩地，但他有更大的野心：“这里头那一百多亩地将来都是我的，因为路在我的地上。你不卖给我卖给谁？” 农民谈妥后，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村委会主任。他的职责是：作为中间人，代表村里对这个交易作一见证，并收取费用。 众人对这一费用的称呼不一：地皮商称之为“管理费”，村民称“保护费”，村主任则称其“扶持费”。数额也有两个版本：黄迪丕说他要给村主任每亩2000元；而村民从主任那里得到的消息是，每亩收1000元，作为村里的公共收入进账。 地皮商买定土地后，即分划成每块40至80平米不等。定价也颇有技巧地“低开高走”：往往最开始的一些地，以成本价甚至略为亏本的价格出售，待到积聚了人气后再提价。“赚的都是后来买地人的钱”。 有的地皮商通过中介或者张贴广告销售。在旧营建路的一处房屋信息部，其老板介绍说土地信息中“无证的多过有证的”；久发房屋置换信息中心提供的约170处土地信息中，约有近70处为无证土地；当地数字电视房产信息频道中，亦有大量无证土地的信息。 不过这些方法并不为大的地皮商所采用。他们从不在媒介上出现，销售靠的是关系。“都是老乡带老乡来买，一来好几个，甚至十来个。老乡住在一起也更方便。”黄迪丕说。 也正因为此，地皮商的黄金搭档是：一人是贵港本地人，熟悉买地；一人来自贵港农村，有卖地客户，另一人则负责看规划、找关系。“能熬过来的，没有不赚钱的。”黄迪丕说。黄迪丕当初以每亩6万元拿到的地，现在分块卖，可以卖到三十多万元。 买卖之后 除了“存款多了一些，心里更踏实一些”，棉村的覃乙碓并未感觉出售土地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覃去年卖出八分地，分得四万多元，尚余三亩地。 和地皮商签合同之前，覃和家人、兄弟、父母商议了很久：这块地到底卖得卖不得？ 地皮商当时开出的价格是五万多元一亩。这对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只有大约不到1000元。覃所在的村4年前租给一个厂的四十余亩地，也是每年1000元。卖一亩地，相当于50年的收入。“谁知道50年后这块地还是不是我的？”商量很久，覃最后决定：卖。不过，他今年就后悔了。今年的地价，已经涨到十五六万元一亩，相当于150年的收入。 不过，面对“诱惑”，覃对土地依然审慎。因为拥有的地分属各处，而地皮商看中的地往往集中在路两侧，所以失去所有土地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即便有可能全部卖掉，覃说他也不会全部卖掉，那些会全部卖掉的都是会做生意的人，而他不会。“万一粮食价格涨了怎么办？”2006年以来粮油肉蛋价格的一路上扬，让覃印象深刻。 和覃相比，登龙桥村的卢澄隆对失地的体会可能更为深刻。卢澄隆的6亩地是在10年前的一次征地中全部失去的。和覃一样，卢的地也是被征去盖房子；和覃不一样的是，覃是自己和地皮商讨价还价每亩地卖多少钱，而卢是被通知每亩地可以领到1.6万元补偿款。 卢澄隆用补偿款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几年后拖拉机被禁止上路，卢只好将其以3万元贱卖到农村。“现在，这三万元也吃完了”。事实上，土地私下买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尚未完全显现，其下游产业――盖房子，支撑着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在登龙桥村口不远的大圩路口，每天都有一百多人骑着车，带着一把铲、一把锄、两个竹篮、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个饭盒，等着需要零工――多是装修、盖房子――的人来雇自己干活。因为土地买卖的持续与繁荣，这个产业链亦得以维系和勃兴。一位包工头告诉记者，他现在同时有三个工地在开工。一旦这个产业链断裂，很多人的生活或将改变。 陆志寿的看法却和卢不同。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南方周末记者数次探访登龙桥村遇到的惟一一名年轻男性。陆原本在广东打工，一年收入大约两三万元，前两天刚刚“回来休假”。陆的家中尚有9分地，但不在他的人生规划之中。“干一个月，等于种地一年，还种地干什么？” 陆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广东中山安了家，他的理想是：“有可能的话，也在那边安定下来。” 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在贵港的土地私下买卖，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有悖于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而土地的私下买卖、建宅，虽然其总量并不太大，且局限于城区周围，但罗志康看来，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限于自身，而在它的示范效应：相关法律法规被视为儿戏。 这一效应在当前经济低迷的大形势下更为危险，18亿亩红线作为中央层面的政策目标，可能更加难守。国土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有地方政府开会，要求国土部门“解放思想”。 在此事上，相关管理者可能亦是两难：若狠下杀手，维系法律权威，因涉及者多，或危及稳定；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信心更旺，私下土地交易盘子更大，管理者更加骑虎难下，同时将自己推向一个不知何日爆发的火山口。 贵港市迅达房地产公司陶夏富则更关心此事对未来土地供应的影响。虽然买卖土地者并非商品房的销售对象，对当下房地产市场并无影响，但其占用的城市周边的土地将影响供应。 不过，对于关注土地的人们来说，贵港土地私下交易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在当地基层组织的默许甚而支持下，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处置权利。这为探究农民在此情况下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样本。 或是因为地下进行的原因，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些交易中并未发现公权力的介入。地皮商们必须跟每块地的主人逐一谈判。这些农民们也数十年来第一次对自己手中的土地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并取得土地的全部收益。 在这些一对一的谈判中，农民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的力量，而非含义模糊的“公共利益”或者“集体利益”。 （文中除李寿桐、罗志康、陆志寿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