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顺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法制;刘方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法制。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林长制绩效评估与制度续造”(项目编号:24SKJD008);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课题“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ZNCJD25B01)。
原文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6期,注释已略,如需援引,请核对期刊原文。本文仅限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原文责任编辑:张昌辉。
摘要: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耕地质量提升与粮食安全保障的核心载体,其制度构建的关键前提在于实现政府、农民、参建单位三方的激励相容。目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陷入激励不相容的困境:建设数量导向的行政考核体系既诱发基层政府形式化建设,还引发“重建设、轻管护”的治理偏差;农民主体话语权缺失,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社会公共目标与农民追求收益的私人目标形成张力,进而导致农民配合意愿不足、矛盾纠纷滋生;政府对高标准农田“低价高质”的诉求,与参建单位的逐利目标直接冲突,加剧工程质量风险。如何以激励相容为根本目标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度进行法治优化?一是要以“数质并重”原则优化考核与管理制度,取消耕地禀赋不适宜地区的新增面积刚性指标,规范高标准农田占用补建流程,同时多渠道保障管护资金;二是要强化农民主体话语权,按农民实际需求优化工程优先级,保障其建设全流程参与权,同步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三是要优化政府与参建单位协作规则,推行综合评标与信用约束机制,推广“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促进各主体利益与耕地质量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目标相协同。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激励相容;耕地质量;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手,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随着我国耕地保护从“数量保障”向“数质并重”转型,耕地质量已成为推进“藏粮于地”战略落地与应对极端天气和市场风险的关键因素。作为耕地质量提升的核心载体与实践路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现耕地质量从低到高跃升的重要抓手: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耕地细碎化困境、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又能提升耕地抗灾能力、提高可持续利用水平。从国家战略层面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性已被多项顶层设计明确: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列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任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更是将其纳入耕地质量保护制度的法定体系。据报道,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并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12亿亩。然而,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影响耕地质量提升实效的问题:丘陵地区的高标准农田竣工后普遍缺乏持续的管护,其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标准执行不严、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后部分政府推进大规模土地流转损害农民权益等。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可能迥异,但究其根源,其本质均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激励不相容”。基于此,本文结合对C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地调研,在检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三类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现实问题,进而完善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度,以为我国耕地质量提升的制度完善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委托代理关系的检视
一般说来,一套优质的经济制度需满足三个核心要求,即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保障信息高效利用、达成激励相容。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且委托人难以全程观测代理人的实际执行行为,代理人易利用信息优势采取选择性执行、替换性执行、象征性执行等机会主义行为。在政策与法律执行场景中,这一问题进一步表现为“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政府作为委托人,委托相关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现代治理框架下,人民作为委托人,委托政治主体履行公共管理职责。具体到乡村治理领域,就是要求政策运行需充分考量地区差异、传统习俗、群众诉求等因素对政策激励相容的影响,在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政策时空弹性,实现因地制宜。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信息不对称
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存在多层级、多维度的委托代理网络,从具体构型来看可分为三类:其一,政府条块间基于法定职能划分形成的行政职责委托关系。从纵向维度看,中央政府依据宪法与相关法规,通过行政赋权实现权责统一,将“提升耕地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目标,通过任务分解、指标下达的方式向省、市、县(区)级政府逐级派发,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作为公共目标的顶层设计者与监督者,构成基层政府履行建设职责的委托人,基层政府则作为政策执行者与任务落地者,承担代理人角色。从横向维度看,2018年机构改革明确农业农村部门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牵头负责单位后,形成“牵头部门+协同部门”的多元代理结构: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耕地数量保护与用途管制,水行政部门承担灌区配套工程建设与水资源保障,财政部门负责建设资金的审核拨付。各部门职能分工明确,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共同公共目标履行辅助职责。其二,农业农村部门与参建单位基于招标合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高标准农田建设涵盖设计、施工、监理等环节,因工程实施的专业性与事务性需求,农业农村部门通常委托其下属事业单位或国有平台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依法履行招标程序,选定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由此形成双层委托。其三,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农民与相关主体既无行政层面的职权委托,也无民事层面的合同关系,但是基于农民是耕地承包经营权人、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属性,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民土地权益的直接影响,依据“农民主体地位原则”,政府在推进建设过程中,天然负有尊重农民意愿、代表农民利益的职责。这种职责并非源于契约约定的“代理义务”,而是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定要求。从实践逻辑来看,政府需将农民诉求纳入建设决策,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避免因建设行为损害农民合法权益,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公共目标与农民的私人目标达成协同。
更为关键的是,三类委托代理关系均存在激励相容理论所指向的“信息不对称困境”: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的履职监督存在盲区,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中央政府难以严格评估基层政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努力与成效;基层政府对参建单位的履约监督受限于隐蔽工程的信息壁垒,参建单位可能通过偷工减料压缩成本;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信息断层,农民对建设方案的决策依据、资金流向、验收标准等关键信息缺乏知情权。这种多重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对称的结构,与激励相容理论以机制设计化解委托代理困境的本源目标完全契合,为理论的场景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基于主体利益分化的道德风险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三类委托代理关系的主体因角色定位、权责属性差异,形成显著的目标函数分化,导致主体行为的潜在冲突和道德风险。从主体利益诉求的分化特征来看,作为顶层公共目标设定者的中央政府,其目标在于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推动耕地质量提升,最终实现“藏粮于地”的战略目标。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农业农村部门,需优先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耕地质量等级等量化指标,同时需应对“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的考核压力,避免因任务未达标面临行政追责。政府内部的考核机制设计能够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履职,但是面对无法完成的目标和强大的激励压力,基层政府可能被迫采取共谋行为以糊弄上级政府,或通过挪用其他资源完成任务。
参建单位的目标核心是在确保工程通过验收的前提下,通过压缩成本实现盈利最大化。这类主体的盈利诉求本身具有合理性,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特性可能使其在合规验收与成本控制的平衡中,产生偏离公共目标的行为倾向。如施工单位可能通过简化工艺、使用劣质材料、压缩隐蔽工程投入控制成本;监理单位可能减少现场抽检频次弱化质量监督,甚至与施工单位合谋隐瞒质量问题。
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农民,其目标指向土地经营收益最大化,但基于经营规模的差异,不同群体的诉求重点呈现显著差异:承包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其决策逻辑是基于土地流转租金、农业经营收益的比较,在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流转土地进城务工之间动态权衡。由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小农户单块承包地的直接经营收益提升有限,其关切点更偏向土地权益稳定性而非工程质量:一方面担忧田块整合导致土地边界变动、承包经营权调整;另一方面关注建设后是否影响租金水平、流转期限。对于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规模经营主体,其经营收益与土地质量、配套设施的适配性高度绑定,因此更聚焦工程实际效果与质量,既关注建设后耕地质量提升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也重视工程设计与自身经营模式的适配性。当农民利益诉求未被充分回应时,可能采取挡工、投诉、上访等方式阻碍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甚至引发社会矛盾。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针对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框架
为应对前述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可能引发的风险,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一个旨在规范各方行为、保障公共目标实现的制度框架。该框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对不同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约束:其一,针对纵向行政委托的考核激励制度。中央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指标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为核心,将建设目标通过量化考核向省级政府传导,省级再逐级分解至市县政府;基层政府的考核结果直接与行政问责、资源分配挂钩。这种制度的构建以政府内部的合作与共识为基础,既需实现不同层级间的纵向协调,也需要实现各职能部门与不同领域间的横向协调。其二,针对横向合同委托的工程质量与资金管控制度。在工程质量层面,国家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建立起从施工到验收的全流程管控规则,四川省和甘肃省出台了专门的高标准农田管理条例,各地还普遍出台了高标准农田的管护办法,但总体而言尚缺乏因地制宜的建设标准细则,项目建成后高标准农田也没有单独的管理规则,而是按照一般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二分标准进行管理。在资金管控层面,《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中央补助资金的拨付流程、使用范围及执行监督等内容。其三,针对农民权益的原则性规定。对于政府与农民之间最为关键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确立了“农民主体地位”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原则,但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规范,实践中主要依赖乡镇政府、村委会通过协商调解推进。这种非制度化协商易受基层组织行政意志影响,实践中以农民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导致政府“提升耕地质量”的目标与农民“土地权益稳定”的诉求难以协同。这是当前制度体系中与激励相容要求差距最大的环节。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实梗阻的具体形态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民利益诉求存在张力
从理论层面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提升耕地质量,旨在降低农民耕作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本质是一项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惠农工程。依据公共物品供给逻辑,此类由政府主导、旨在增进农民福祉的项目本应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然而,调研情况表明,政策初衷与微观主体感知之间常存在偏差,农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政府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政策任务之间可能产生张力,致使部分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农户配合意愿低、实施阻力大等现实梗阻。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土地流转收益,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对于以土地流转为收益来源的进城务工农户而言,其利益诉求在于流转关系的稳定性与收益可持续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施工周期会直接中断既有的流转契约,导致短期收益损失;而耕作层剥离与回填造成的地力短期下降,可能使建成后3~5年内的流转价格低于建设前水平,加剧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例如,C市某村原本以600元/亩*年流转的耕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后,即使租金降至400元/亩*年也无法找到新的承包人,村民收益受损后要求政府补足。第二,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对建设内容的诉求差异,进一步放大了政府与农民的激励不相容。尽管通水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两类主体的共同诉求,但在土地平整这一重要建设环节上,双方因生产经营模式差异存在对立。C市丘陵山区的地理特征加剧了这种矛盾:土地平整虽能破解“鸡窝田”“巴掌田”的碎片化困境,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但也必然打破原有田块边界,甚至因坡度调整导致耕地实际面积缩减。对小农户而言,田块边界是其产权认知的物质载体,面积缩减又抵消了单位产量提升的收益;对规模经营主体而言,土地平整化改造却能显著降低生产与管理成本。这种分化本质上是小农户“生存保障型”与规模经营主体“效率导向型”生产逻辑的冲突,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陷入满足一方则损害另一方的政策困境。C市某区县前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顺应了种粮大户需求进行田块小改大,但是后期由于种粮大户补贴取消,种粮大户纷纷缩小了土地流转规模,而打破原本边界、耕地面积减少的新田块无法归还给原本农户,最终导致耕地撂荒和社会纠纷。第三,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流程难以实现对工程质量的严格监管,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质量问题。尽管C市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四方验收、区县竣工验收、省级抽查”三级验收体系,以期实现对工程质量的闭环管理,但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调研发现,部分项目在通过所有验收程序后,依然存在明显的工程质量缺陷:田坎的保水性能不足,田间道路承载力不达标,灌溉设施无法正常运转等。这些缺陷直接侵蚀了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核心目标,不仅导致国家投资效率低下,更使农民担忧建成后的耕地是否真能带来可持续的收益,其参与和支持项目的初始意愿便会大幅降低。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部门壁垒下的效能损耗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涉及规划、建设、管护、监督全周期的系统工程,理想状态是形成由农业农村部门主导,自然资源、水利、财政等多部门协同配合的治理格局。然而,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这种协同机制在实践中面临挑战。政府部门间的权责壁垒、信息隔阂与激励分化,导致政策链条出现断层,使得高标准农田从建设到管护的全过程均产生显著的效能损耗,制约了其可持续性。
第一,高标准农田项目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在“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下,C市通过乡镇、村集体签订管护协议的方式在形式上落实了管护责任,但村集体作为名义上的管护主体,既缺乏专项资金支撑,又缺乏专业技术能力,更关键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无法为村集体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管护责任实为行政任务的摊派,导致其缺乏履职热情。例如,C市H区行政区划内共建设了76.42万亩高标准农田,但年均仅获市级管护资金20万元,亩均投入仅0.26元,设施损毁后只能通过“村委会—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层层报告审批,申请往年项目结余资金进行维修,动辄数月的时效滞后使得农田管护陷入被动。第二,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占用审批与补建监管之间存在制度空转。当建设项目需占用高标准农田时,自然资源部门的审批重心在于所占耕地是否为永久基本农田以及占地方能否完成耕地数量补偿,当项目占用一般耕地且满足“占一补一”的量化要求即可放行,而对被占耕地是否为高标准农田缺乏针对性审查。然而,当上级部门在后期图斑核验中发现高标准农田用于非农建设后,便会以“划定不实”为由向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建要求。一方面,自然资源与农业农村部门之间缺乏动态信息共享机制,项目占用无需同步告知农业农村部门,导致补建工作陷入被动;另一方面,尽管“占优补优”原则已经确立,但自然资源部门对高标准农田占用后的补充耕地未设置与原地块匹配的刚性质量标准,使得补建往往沦为数量达标而质量缩水的形式化操作。第三,项目选址偏离实际,资源错配加剧建设成效内耗。部分地区为完成考核任务形成两类典型的形式化工程:在偏远抛荒地块强行推进建设,但受限于投资规模,建成后仍无法解决通水通路等基础问题,最终延续撂荒状态,C市某区县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抛荒率高达30%。在不适宜粮食种植的地块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最终因生产条件限制转为林地或园地,背离高标准农田的功能定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先天耕作条件优越的地块因建设时序较早,面临配套设施老化、升级资金短缺的困境,却因指标总量控制无法重新纳入建设项目库。
(三)成本控制与利润追求下的建设质量风险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政府与参建单位之间存在着根植于各自目标函数的激励不相容。对于企业而言,其核心诉求是在符合合同条款的前提下,通过压缩建设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符合其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然而,政府的核心目标则是以有限的公共财政投入,换取具备长期实效、能够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质量工程,其行为逻辑源于公共项目的属性与预算硬约束。这种内在的目标偏离,使得二者的合作自始便潜藏着张力:政府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可能侵蚀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进而诱发其在投标、施工、监理等环节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最终的工程质量埋下隐患。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招标环节存在筛选机制失灵问题。尽管招标程序在形式上符合规范,但由于缺乏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专用资质评价体系,招标工作只能套用“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程”等通用资质标准。这种资质要求的错位,导致中标单位的核心能力与项目的实际需求不匹配,中标方可能擅长常规土建施工,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个复合性工程,涉及水利灌溉、田间道路、土地平整、农业设施配套等多领域技术需求。其结果是中标单位缺乏实际施工经验和能力成为常见现象,如出现灌溉设施与田间布局不契合、田面平整度不达标影响机械作业等具体问题,从项目起点就埋下了质量隐患。第二,在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施工过程存在失控现象。其一,违法分包、转包行为依然存在,尤以外地企业中标后违规将工程转包给本地小型施工队为甚。这一行为导致专业技术与管理要求在执行层面被大幅稀释,项目管理链条断裂,质量责任难以落实。其二,施工单位在低价中标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下,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策略来维持利润,要么通过设计变更申请追加投资制造二次博弈,要么以降低隐蔽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盈利无望即弃标跑路的履约风险。这些行为不仅直接损害工程实体质量,还造成工期延误、成本失控等问题,削弱了项目的整体实效。第三,作为工程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监理机制在实践中大多未能发挥应有的监督制衡作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因施工范围广、多班组并行作业的特殊性,监理单位难以派驻数量充足的监理人员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现场监督。实践中,监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局限于文件审查和程序性签字,而无法对施工材料、关键工序、隐蔽工程等质量要点进行实质性管控。这种“监而不理”的状况,使得过程质量监管环节出现巨大漏洞,无法在施工过程中及时发现和纠正质量问题,最终导致工程质量缺陷在竣工验收时甚至投入使用后才暴露出来。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法治难题的原因阐释
(一)政府与农民:政策契约的失衡与权利保障的缺位
1.验收环节的隐性合谋与农户话语权缺失
基层政府与参建单位在验收环节的隐性利益勾连,构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激励不相容困境,其核心表现为验收程序形式化。实践中高标准农田出现质量问题的成因具有复杂性,既包括工程预算刚性约束下的投入不足、施工技术标准与地域适配性的落差等客观因素,但其深层逻辑在于,基层政府与参建单位在快速竣工这一目标上形成了隐性合谋,导致质量标准让位于效率诉求。
一方面,从委托—代理关系看,基层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其核心诉求是按时完成建设指标以满足考核要求,避免因工程返工导致的资金收回或考核问责;参建单位作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其利益焦点是缩短工期以降低成本并兑现利润。二者在验收环节的利益耦合,使得本应具有监督制衡功能的验收程序异化为“共同过关”的协作过程。这种隐性合谋直接背离了中央政府“保障工程质量以提升耕地效能”的根本目标,形成典型的激励不相容。另一方面,农户在验收环节的话语权缺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合谋的稳定性。在现行机制中,农户仅在项目前期承担签字许可的象征性参与角色,而在决定工程质量的验收环节被完全排除在外。这种参与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基层政府与参建单位无需回应农户对灌溉设施的实用性、田坎的保水性等实际诉求,仅需满足行政考核的量化标准即可。当工程质量的评价权完全掌握在存在利益共谋的委托—代理双方手中时,农民作为最终受益主体的诉求被边缘化,最终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数量达标”与“质量实效”产生较大张力。
2.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授益性”与“管控性”失衡
从政策设计的底层逻辑看,国家通过财政投入提升耕地质量,旨在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农户则相应承担农田管护与粮食生产义务,理论上构成一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政策契约。然而在实践中,政策的“授益”效果未能充分显现,而附着于其上的管控性义务却十分刚性,导致农民在利益权衡中配合意愿降低。
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以项目化方式统一实施,其工程内容与地块规划具有较强刚性,难以适配高度分化的农民诉求。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对建设内容各有侧重,且其经营决策随市场、政策等因素动态调整。然而项目一次性投入所固化的土地边界和地块形态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加之农民在项目决策中话语权缺失,致使政策的实际收益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形成有效的参与约束。另一方面,政策所附带的强制性义务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认同感。首要冲突来源于种植用途管制。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可执行性层面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但这种政策导向已形成对农业经营主体的隐性约束。从农民理性选择视角看,其抵触情绪源于双重考量:一是经济收益差异,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差距显著,限制种植选择意味着潜在收益受损;二是自然条件适配性,如C市某区县7月地表温度过高,这客观上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刚性种植用途要求与地域农业禀赋形成矛盾。
土地发展权的限制构成更深层矛盾。农民对土地的价值预期不仅包括耕作收益还涵盖土地被征收开发的潜在收益,尤其在城市周边区域,耕地的建设开发价值往往高于农业生产价值。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优先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政策衔接,实际上锁定了土地用途,使其丧失转为建设用地的可能性,这直接冲击了农民对土地发展权的收益预期。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处分权能的约束,而现行制度未对这种权利让渡提供充分补偿,当农民意识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意味着永久失去土地开发机会时,其配合意愿自然下降。
(二)政府条块之间:权责割裂与协同缺位
1.权责错配导致管护责任虚置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建设与管护环节的权责错配,是导致各方主体在管护责任上集体失灵的主要原因。农业农村部门作为建设主导方,其考核激励高度集中于短期可见的工程竣工验收与指标完成度,而需长期投入、成效隐性的管护工作既非法定职责,亦无考核约束,因而其理性选择必然是“重建设、轻管护”。正如C市某领导所述,“农业农村部门更类似施工队的角色”,这种定位使其天然倾向于将资源集中于可见的建设环节,缺乏主动介入管护的动力。进一步地,管护责任通过“谁受益、谁管护”原则被下压至村集体与农户,但未匹配相应资源与能力,造成责任与激励的实质性脱节。村集体缺乏专项资金与专业能力,履行管护责任纯属行政摊派,缺乏正向激励;而普通农户因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承担管护成本。这种责任下放与激励缺位并存的制度安排,使得管护工作陷入激励不相容困境,反向消解了建设的效能。
2.占用审批与补建监管的跨部门协同断层
农业农村和自然资源两部门在职能定位、考核导向与权力配置上的差异是导致高标准农田补建环节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自然资源部门的核心职责是通过“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其审批权行使与耕地数量目标直接绑定。只要补充的耕地面积达标,其核心考核指标即告完成,而补充耕地的质量是否达到高标准并非其考核重点,因而缺乏追求“占优补优”的内在激励。农业农村部门的核心职责在于维护高标准农田的质量与功能。然而,在占用补建流程中,它却处于有责无权的地位:对自然资源部门的占用审批决策缺乏前置知情权,只能在事后被动接受需要补建的任务。在这样的权责配置之下,自然资源部门在作出占用决策时,无需考虑其对高标准农田质量造成的负外部性。占用优质农田的便利与发展收益主要由建设方获得,而补充耕地质量不达标所带来的效能损失和风险,却完全由农业农村部门承担。这种权责错配的体制安排,使得“占优补优”政策在实施中必然陷入部门间激励不相容的困境,造成高标准农田质量在行政流程中被隐性侵蚀。
3.刚性的建设面积考核导致形式化建设
自上而下的刚性面积考核与基层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形式化建设的主要原因。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持续多年推进,部分地区易于建设的优质耕地资源已近枯竭,未建地块多为坡度超过25度的坡耕地、位置偏远的撂荒地等先天不足的边际土地,本不适宜再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部分乡镇因种植用途管控严格、地块将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等原因,对新增申报持抵触情绪,新增建设项目的难度在逐年上升。然而,上级下达的年度建设面积指标往往保持刚性,并未因上述现实约束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在这种激励结构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在耕地资源禀赋与指标压力之间进行妥协,将项目资源投向易于立项,而非真正适宜的地块,甚至在不具备条件的地块进行形式化建设。这种激励结构的系统性扭曲,是导致“该建的没指标、不该建的硬上马”这一逆向选择现象的根本原因。它使得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基层执行中偏离了提升粮食产能的初衷,演变为以完成面积指标为优先任务的数字工程,系统性地削弱了政策实效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三)政府与参建单位:机制设计缺陷与行为异化
1.高标准农田招标筛选机制与专业需求错配
一方面,农业农村部门的核心诉求是保障工程质量与实施效率,因此倾向于选择资质等级较高、经验较丰富的承建方。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缺乏专属资质体系,致使通用标准无法有效筛选出具备农业工程经验的施工单位。这一制度漏洞扭曲了市场竞争,使参建方的核心目标从“提升专业能力”异化为“获取合同机会”。其结果是,缺乏实际施工能力的单位中标后,往往通过分包转包或降低施工质量来维持利润,直接埋下了工程质量隐患。另一方面,从农业农村部门的行政理性出发,倾向于选择本地有过合作经验的施工单位,因为此类主体更熟悉本地耕地禀赋、协作流程,能降低沟通成本与实施风险。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域偏好的刚性约束,使得这种行政偏好无法转化为招标规则。
2.成本约束与合理利润的结构性矛盾
政府与参建单位之间的矛盾核心,是政府的成本控制目标与参建单位的盈利诉求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低价中标模式本质上是政府以成本最小化为核心目标的制度设计,但该机制直接触发参建单位的“内卷式”竞争,导致实际中标价格普遍低于政府预算40%~50%,远低于工程质量保障所需的合理成本区间。此外,该机制还催生了财政资金的制度性背离,低价中标带来的大量年度资金结余,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资金长期短缺形成矛盾,导致财政资源在闲置结余与必要投入之间出现错配。另一方面,过程管控的要求升级与费用配置的刚性约束形成张力。但现行制度对设计、监理等二类费用设置了不超过工程总费用3%的刚性上限,且未考虑工程特殊性进行差异化调整。近年来上级政府对过程管控的要求持续升级,进一步推高了监理单位的履职成本。管控强度递增与费用比例固化的叠加效应,严重压缩了监理单位的合理利润空间。从激励逻辑看,监理单位作为工程质量的第三方监督主体,其履职积极性依赖于管控要求与可得收益的匹配,而当前制度设计既未因管控升级同步放宽费用限制,也未建立与高标准农田工程特性适配的费用核算体系,最终导致监理单位陷入要么缩减履职投入、要么承担亏损的两难境地,间接削弱了过程管控对工程质量的保障作用。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制度优化路径
(一)确立数量管控与质量提升并重的制度优化思路
在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原则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的多元主体嵌入在政府科层制的纵向链条中,因此,纵向政府间如何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考核监督和权责分配是制度构造的首要问题。作为典型的耕地质量提升项目,高标准农田的考核体系仍以建设面积为核心指标,隐含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数量越多耕地质量就越高”的惯性认知。因此,需以数质并重为核心优化制度框架,通过资源配置、专项管理、管护权责的三维优化,破解重数量轻质量的治理偏差。
1.以实际需求与质量目标优化资金拨付与建设任务体系
现行按建设面积拨款、下达任务的模式,是导致基层政府资源错配的直接诱因。尤其对耕地禀赋一般的地区,强制要求年度新增面积易引发不适宜地块强行上马的问题。需打破数量绑定的资源配置逻辑,建立以实际工程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对耕地禀赋有限、优质地块已基本改造完成的地区,宜逐步取消年度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的刚性指标,转而以现有高标准农田提质需求为核心,通过实地摸排统计已建工程的配套设施缺陷、适宜粮食生产但未改造的普通耕地需求,制定高标准农田二轮提质改造清单,将资金拨付与提质任务完成质量直接挂钩,避免形式化建设倾向;对耕地禀赋较好、仍有新增空间的地区,需同步考核新增面积与质量达标率,新增项目需同步明确土壤质量、灌溉保障等核心建设要求,资金按进度和质量分阶段拨付,从源头抑制重数量、轻质量的短期行为。
2.构建高标准农田专项管理制度,强化质量全周期管控
现行高标准农田管理缺乏专属规范,面临占用审批与补建监管脱节的系统性漏洞。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43条第4款规定“依法占用高标准农田的,应当予以补建”,但未建立相应的质量确认程序。由此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缺少验收环节,所谓的补建很可能在质量、配套设施上远低于原有被占用的高标准农田;二是如果不将补建地块重新纳入高标准农田数据库,就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已占用或损毁的农田可能仍未从数据库中核减,新补建的农田又未被录入,这必然导致全国高标准农田总面积数据失真,给监管和考核带来巨大困难。因此,在未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必要逐步建立高标准农田依法占用或者损毁后的恢复验收流程,将其重新纳入高标准农田进行管理维护。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31条、第42条的联动,确立自然资源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验收机制,确保补建耕地在地力等级、基础设施、产出能力等方面真正达到被占用高标准农田的同等水平。建立数据库动态更新机制,及时核销已占用或损毁的农田数据,将验收合格的补建地块纳入统计范围。
3.以权责统一为核心落实高标准农田管护责任
管护缺失是导致高标准农田建成即闲置、质量滑坡的关键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4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合理保障管护经费”,这就需要从资金保障与责任约束双向发力,构建投入有渠道、责任有主体、失职有追责的管护闭环。在管护经费方面,需要突破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单一模式,探索多渠道筹资路径:一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中计提管护准备金,按建设总费用的1%计提,由县级财政统筹管理,专项用于后期管护;二是授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收益中按比例计提,从每亩流转租金中提取5%~10%,纳入村集体管护资金专户;三是试点耕地质量保证金制度,对规模经营主体收取一定额度保证金,若因掠夺式经营引发耕地质量下降,则扣除部分保证金用于土壤改良与设施修缮;四是探索高标准农田质量保险,对自然灾害或意外损坏导致的质量问题,由保险赔付资金用于修复。在责任约束方面,建立高标准农田动态退出与责任追究机制:现行制度下,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无退出路径,导致管护失效但仍保留资格的不合理现状,需构建质量导向的动态退出机制。当高标准农田因疏于管护、抛荒超过1年,或经检测质量已降至高标准农田最低标准以下、无法满足粮食生产需求时,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评估,确认符合退出条件的,调出高标准农田数据库。同时明确责任追究,若因管护主体未履行管护义务导致质量下降,责令其限期补建或修缮;对于故意破坏高标准农田致使资格退出的,应当直接认定为损害后果严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68条之规定对责任人施加惩罚性赔偿,实现对耕地侵权行为的“最优威慑”。
(二)提升农民主体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话语权
农民的行动逻辑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而政府的行动逻辑围绕收益最大化和问题最小化展开,在不同阶段侧重经济、社会、制度理性推进制度改革,二者需选择与各自行动逻辑适配的策略以实现利益平衡。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农民与政府的激励不相容,核心制度根源在于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因此,需从权利保障等方面建立农民参与机制,让农民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1.完善农民在建设全流程的权利保障,畅通意见反馈渠道
进一步保障农民施工前的同意权,增加验收话语权,畅通建设问题反馈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39条规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当“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的意见,保障其合法权益”,此处的“听取意见”既包含是否同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更应当包含如何修建高标准农田的意见。一方面,为切实保障经营主体的意见权,在设计阶段应邀请村民代表、种粮大户等参与,由专家向代表详细解读工程措施,并根据其意见修改设计,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3D建模、数字农田等直观方式,向农民演示建设后的田块形态与生产便利度,让农民清晰感知建设效果。另一方面,当前农民对建设的核心诉求集中在通水通路,对土地平整工程的争议则相对突出。考虑到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有限,难以通过大而全的模式确保所有工程高质量落地,应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将通水通路作为工程重点,优先解决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需求,在土地流转关系稳定、有规模化农业生产基础的地区,再推进田块小改大等土地整合工程,避免因工程与农民需求脱节引发抵触。
验收阶段需赋予农民实质性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41条仅规定“验收时应当邀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参加”,但并未进一步赋予其现场评议、意见采纳、签字确认及异议救济等具体权利,可能导致参与易流于形式,难以对建设单位形成有效约束。为保障上述程序性权利的有效落实,需要构建清晰的法律救济路径,形成权利保障的闭环。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决策、实施或验收环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相关农民集体或经营主体有权寻求法律救济:项目启动前未依法组织意见征求或违反法定程序的;对农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或承包户提出的合理意见未予采纳且未作出合理解释的;竣工验收时未依法邀请相关方参与或未对其就工程质量提出的实质性异议进行处理和反馈的。农民集体或经营主体可以向作出决策的农业农村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要求责令改正。
2.建立种植用途管控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入的补偿机制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种植用途管控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需要,但两项约束客观上对农民权益造成影响:一方面压缩经营选择空间,使农民无法通过种植高收益经济作物提升收入;另一方面削弱土地发展权益,阻断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潜在收益路径。对此,有必要尽快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0条“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58条“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补偿制度”的规定落实。在补偿范围上,可涵盖永久基本农田存续补偿和粮食生产补偿两种,补偿主体层面则可以划分为以耕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为补偿对象的纵向耕地保护补偿、以耕地保护区为补偿对象的横向耕地保护补偿、以实施耕地保护行为的主体为补偿对象的市场化耕地保护补偿。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于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目标密切相关,两者在法理基础和事实依据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例如,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也部分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理念建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58条亦将“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率高”列为耕地保护补偿的考量因素。因此,在两种补偿制度并行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清晰界定其适用范围、避免补偿标准重复核算或遗漏,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三)完善政府与参建单位的激励相容协作规则
合作治理项目中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由合作博弈走向激励相容,其中两个要素必不可少:一是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清晰界定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任务分工和责任归属;二是与贡献率相符的合作利益分配方式。依据贡献率的合作得益分配机制能够为私营部门的合作行动提供内在驱动力。因此,应当从评标机制和合作模式入手,破解政府与参建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
1.建立以多维评价为核心的评标机制
现行评标机制的单一性与准入标准的片面性,是导致参建单位以价换质、能力错配的直接诱因,需通过三重制度调整实现精准筛选与有效约束:其一,重构评标指标体系,摒弃价格单一导向模式。采用综合评标规则,将招标价格权重控制在30%~40%,同步纳入施工方案适配性、农业工程技术配置等指标,同时设定合理价格下限,明确中标价不得低于项目预算的80%,通过保障参建单位基础利润空间,避免恶性竞争引发的质量压缩行为,从源头缓解低价倒逼低质现象。其二,优化参建单位准入标准,突破以资质论资格的片面限制,在招标环节增设“农田建设专项经验”审查,要求投标企业提供近3年内至少2个同类项目的履约证明,重点核查其在田间工程等农业专属环节的实施能力;对仅具备市政、水利通用资质但缺乏农田建设经验的企业,需参加农业技术机构开展的专项培训与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投标。其三,建立跨部门协同的动态信用约束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42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从业机构信用评价”,搭建高标准农田参建单位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履约全流程信息,包括是否存在偷工减料、违法分包、监理失职等行为,对累计2次及以上存在违规行为的失信主体,实施3~5年行业禁入,禁止其参与各级高标准农田项目投标。
2.探索一体化合作模式
施工与运营分离是导致参建单位仅关注短期验收达标,忽视工程长期实效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第39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为此,可以推广“施工+运营”“种粮大户承建”等一体化模式,将参建单位利益与高标准农田后期效益深度绑定,从根本上抑制施工环节机会主义行为。结合C市试点经验,需重点关注三方面风险防控与规则设计:其一,强化投标单位农业经营能力审查。在一体化模式招标中,除核查施工资质与经验外,需增设农业经营能力评估环节,避免因经营能力不足导致项目建成后出现亏损、违约撂荒等问题,确保参建单位既能建设好工程,也能经营好耕地。其二,完善合同权责与保证金约束机制。在招标合同中明确政府与参建单位的权责边界,参建单位需承担施工质量与经营维护双重责任,建立经营保证金制度,由参建单位按一定标准缴纳保证金,政府根据年度经营情况逐年返还,若出现违约撂荒、掠夺式经营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等情形,按比例扣除保证金用于耕地修复,明确违约后保证金不予返还的具体情形,强化约束刚性。其三,因地制宜设定经营期限与流转规模。结合区域农业禀赋差异确定耕地流转规模,在山地丘陵地区,考虑到地形限制导致规模化生产效益提升有限,避免约定过长经营期限与过大流转规模,降低参建单位经营压力,也避免因规模与能力错配引发的经营风险,保障一体化模式的可持续性。
五、结语
激励相容理论应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必要性源于其中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利益分化:中央政府关注耕地质量和粮食安全的宏观目标,地方政府追求政策考核达标,参建单位注重利润最大化,农户则关心土地权益与经营收益。这种多元分化的目标诉求导致传统行政命令模式难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而激励相容理论能够将耕地质量提升的公共目标转化为各主体的自利选择,形成统一的激励传导链条,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非生产性损失,提高政策落地的精准性与实效性。
从实践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构建全过程的激励相容制度:一是在项目储备阶段,应当摒弃单纯追求数量指标的考核导向,转而建立质量优先的评价体系,根据区域耕地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科学确定建设任务,避免在耕作条件恶劣区域强行推进建设。二是项目招标环节,需创新评标机制,如采用综合评标法将参建单位的农业工程经验、技术方案可行性和履约信用等纳入评价维度,通过设置合理的价格下限和资质门槛,防止“内卷式”竞争导致的质量风险。三是在设计施工阶段,要重点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农户需求表达和采纳机制,通过村民议事会、设计方案公示等途径确保工程内容与农业生产需求相匹配。四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验收环节,应当构建多元参与的验收体系,在专业验收基础上赋予土地经营者实质性评价权,有效制约基层政府与施工单位的合谋行为。五是在建成后的管护阶段,需要通过财政补助、村集体提留等多渠道筹措管护资金,明确村集体、土地经营者的管护责任与权利。此外,在管理制度层面,要重点规范高标准农田的占用审批和补建程序,建立农业农村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合审批机制,严格执行“占优补优”原则,落实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归口自然资源部门、检查验收归口农业农村部门的规定,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确保补建耕地的质量不低于被占用的高标准农田。
面向“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宏伟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需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既要立足区域耕地禀赋差异与建设阶段特征,避免“一刀切”式推进;更需将理论逻辑与地方实践智慧深度融合,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化解政府、参建单位、农民间的目标冲突,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切实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基础,夯实“藏粮于地”这一核心国家战略要求。
编辑审核:孙聪聪 申江华 陈凯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