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过度的城市化导致了一列经济后果，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本文从完善城市群规范发展机制、建立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推行城乡公共产品均衡配置机制、创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着手，以期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一、引言
城市化一般是指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 。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规模的不断扩大； 城市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普及和扩散； 非城市性地域逐步转化为高密度的、集聚的城市性地域； 人的社会关系和人格心理的转变。
从1949 年到1978 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0. 6% 提高到17.9% ，年均仅提高0. 25 个百分点； 从1978 年到1996 年，城市化率从17. 9% 提高到30. 5% ，年均提高了0. 7 个百分点； 从1996 年到2008 年，城市化率从30. 5% 快速的提高到45. 7% ，年均提高达到了1. 27 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3. 73 亿增长到6. 06 亿； 从1996 年到2008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连续12年以1. 27 个百分点高速增长，据悉超过0. 8 个百分点则属于超速增长，然而我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欧美等国家的发展速度，采用了行政手段催生城市化的进程，使其增长点连续多年超过1 个百分点［2］。目前我国已有6. 2 亿―6. 3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是美国总人口数的2 倍多、是日本总人口的近5 倍，预计规划到203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人口将新增3 亿多［3］。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使城市的人口过量增长，而人口的迅猛增加又将会给城市带来各方面的负担和压力。目前在城市化盲目扩张的发展中，各地围绕着土地资源、城市生态、城市管理服务、老城居民与新增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更好的统筹我国城乡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乡村社会贫困： 过度城市化的经济后果
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铸就了城乡居民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的特色文脉和地域文化，造田、耕作、灌溉、种植的农业文明产生于人与地之间数千年的依存与尝试之中，它是当地的农民与土地世世代代积累的生产实践与文化实践。然而，过度城市化使农村和农民的这些实践处于断层发展的状态，从而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乡村社会的贫困，它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贫困。
第一，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失衡。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大量的、持续的向城市流动，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强大的动力。
但是快速成长的城市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产业布局较为分散，优势产业的空间聚集作用没有显现出来，这导致了城市对周边农村反哺作用未得到充分的显现。同时，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农民工遭遇“同工不同酬”、农村建设用地在土地交易中的价格仅仅为城镇土地价格的三分之一。薪酬水平与价格水平反映出来的城乡要素交易的不公平、不平等。总之，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两个空间载体，城市和农村的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局面加大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艰巨性。
第二，农民身份认同危机加剧。土地对于所有务农人员来说是一种独特的财产，它寄寓了农民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价值。在城市化的推进下，农民作为被动城市化人群被迫与原来世代依赖的土地分割，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还被迫从相识的农村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身份和角色的转变。对农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割断了与土地的归属感，导致维系传统乡村社区稳定发展的制度和习俗作用的丧失，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危机。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骤然转变、从农业劳动到非农业劳动的转变，让这些失地的农民没有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再加上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排斥和歧视，更使农民陷入认同的焦虑和困惑之中。此外由于这些转变后的“市民”仍存在待遇上歧视、社会保障不力、就业困难、居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带来的心理不适应等等，会使这些居民产生相对的剥夺感和自卑感。然而心理上的障碍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和信任危机、对城市居民、对社会产生敌视心理等等，从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发生［4］。
第三，农村土地过度侵占。土地的过度城市化致使种粮的土地减少，人口的非农化使粮食问题的矛盾突显出来。
1958 年发起的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三年内有高达三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适应工业化大跃进，城市也加速了建设步伐，三年中全国增设的城市高达三十三个，县级以上的建制镇也增加了一百七十五个，这样的超速城市化导致了中国的第一次逆城市化的出现。这是由于严峻的粮食危机引发的，为了挽救此局面，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人们被动的迁离城市。这场国家操纵下的快速城市化使务农的人口大大减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粮食的严重短缺致使国家不得不在1961 年1 月份紧急的从国外进口粮食。然而目前在城市化大浪潮的推动下，农村的耕地或是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或是被进城打工的农民搁置。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戒，如此发展下去将会导致全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进而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中国作为一个有7 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会使得本国失去对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无所适从，从而引起国家的动荡。
三、西方国家对城市化的反叛
西方大部分国家工业化起步比较早，而且历经的时间也比较长，当意识到因城市化所而产生各种问题时，城市形态却已经大致定型，虽然在城市布局的更新、调整以及政策法规等等多个方面努力地探索各种挽救措施，但是对于城市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然无法避免，面对各种弊端和症结，西方许多国家的市民选择了逃离城市。
（一）郊区化的兴起
在工业革命的带领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致从18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它带来了各方面的集聚效应，但是由于此阶段人口城市化的空前发展，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弊端，致使城市各个方面都趋近极限、难以持续： 如城市中心环境的恶化、住宅和交通的拥挤、治安状况的下降等等。这些问题的日趋严重，驱使社会的中产阶级首先开始向中心城市周边的郊区迁移，郊区化运动便于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郊区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土地稀缺低价昂贵、交通堵塞拥挤、居住人口密集、环境质量恶化，致使市中心区人口和企业、公司外迁到郊区，使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低于郊区的现象。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 在这个新的工业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城市社会环境里，生命的确处于危险之中，而最起码的慎重的忠告是劝你赶快逃离―――倾家而逃……如果人们不能征服城市，人们至少可以逃离城市，郊区至少是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抗议［5］。人们怀着一种躲避城市灾难的心态转移到郊区。这种迁移是为解决大城市的混乱和沮丧做出的一种努力，也是对城市问题无法解决后选择的一种逃避方式。1965－ 1990 年间，十九个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发达国家城市中，就有十五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例如1950 － 199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总量减少了20 % （ 见表一） ，而郊区人口从1960 年的31% 上升到1980 年的45%。1971 年－ 1981 年英国二十个主要大都市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39. 9% 下降到了37. 2% ，这些都说明了人们迫切的想要远离城市，反城市化趋势已然势不可挡［6］。（表1 略）
郊区便利的交通、广阔的土地以及廉价的地价优势，促使工业、服务业等随着人口向外围集聚而逐渐迁入郊区，然而，大型的购物中心、停车场、低密度的办公组团、散落的别墅、高速公路的延伸和拓展、汽车的普及等等，使建筑各异、规模散乱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限制地蔓延； 居住、工作、休闲、购物等区块巨大的尺度和单一的功能，使此地的居民对此难以形成归属感、亲切感和认同感。同时，由于居住和就业模式等向郊区的转移，更加恶化了城市中心区的问题： 例如城市中心的产业结构单一化、中心城市税基流失到郊区、社会贫富阶层的区域分离、犯罪率的提升、对城市的投入成本减少等。此外单调、冷酷、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空间使公共活动、邻里关系日益衰竭，人口的不断流失使城市的凝聚力和复杂的文化层次消失，人际关系逐渐淡漠。中心区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各种问题的变化，使城市中心迅速陷入败落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对场所的情感依赖重新陷入到深深的危机中。
（二）逆城市化的显现
城市中大批的人口和产业向郊区的集结，致使住宅和工业所侵蚀的土地面积迅速蔓延扩张，巨大的道路网建设使郊区曾经吸引市民的众多因素受到威胁，例如被侵占的地区土地价格上涨： 交通越来越方便，地价越来越高，郊区范围扩展的也越来越大，当城市气氛悄悄地接近郊区时，那么郊区宁静宜人的环境特色也就消失了。随着城市人口在郊区的大规模集聚，郊区的土地性质从乡村用地迅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郊区逐步被城市吞并，变为了城市的一部分，郊区失去了曾吸引他们的魅力，而人们为了进一步逃离城市，于是又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逆城市化是指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向大都市区外围的小城镇甚至乡村地区或远方的小城市分散的一种过程。它同郊区化不同的是，人口与产业迁移的目的地是大都市区外围的小城镇、乡村地区或是距离大都市更远的小城。这一过程最先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早期的美国。根据人口统计表明，美国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区，特别是中心区域，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迁出现象，人口或迁往郊区以外较小的聚落，或迁往发展较为缓慢的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此后其他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分散过程。如英国在1981 年的人口普查中证实了大都市人口的减少以及中等规模的小城镇、南英格兰人口的迅速增长。目前英格兰迁入乡村的人数比迁出者多出35 万人以上，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英国每年有11. 5 万人从城市迁往农村，农村的人口增长了13. 7%。生活在美丽的乡村成为许多英国人的理想，这一过程的发生证明了人们对城市逃避的心理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7］。
城市的推力和乡村的拉力加速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出现，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向城市外围迁移的现象，正是因为城市化引发的严重后果。这种对城市化做出的反叛和逃避，是一种折衷的生活法则和对生活方式的重新选择。然而，如果当初对城市化政策进行周密和长远的规划，合理的协调城市自身的问题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势必将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的出现。
四、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政策建议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技术影响、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对最大利润的驱动机制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多样化的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目前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却也曾经历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这样持久艰难的反叛历程。通过上述分析证明，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实则并不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我们应避免继续以西方的城市化理念为特定模板来全面的控制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应避免继续重蹈西方的覆辙。我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的统筹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布局与发展模式，做好长远的规划。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将城市和乡村切割成了不平等的两个独立的部分，城乡居民的差距体现在经济利益、社会权益、公共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城荣乡枯的现实状况导致农村众多的人口涌入城市，这在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等各方面都给城市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其让千疮百孔的城市拖着沉重的负担，不如积极的去改善农村的现实状况，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农村服务城市，充分的发挥城市和农村各自的优势，使劳动力、技术、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其范围内发挥最大的作用，进而将城市和农村建设成为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统一体，从而实现城带乡、乡促城、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一体化城乡体系。
第一，完善城市群规范发展机制。“城市群是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不同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8］。完善城市群规范发展机制，应着眼于通过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来发展城市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的反哺作用； 积极改善城市群内部结构，促进城市内部结构由低端向高级化的转变。通过市场化手段破除横亘在“规划群”之间的藩篱，改变城市群仍处于离散的“规划群”状态，使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到改善，使城乡之间的空间通道顺畅，从而将城市与农村发展成为紧密互助的有机统一体。同时，积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三大产业，重点聚集优势产业，形成聚集与规模效应，强化城市对周边农村腹地的支持作用。
第二，建立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城乡的差距体现在两者生产要素间的非自由流动状态。要消除此状态，首先要加快户籍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调节力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摆脱体制性的障碍，从而使其公平的参与竞争； 其次要对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资源的交易机制进行完善，高效的土地规划以及不同功能的划分有利于土地的集约使用和资源配置。依照节约的原则，开放农村土地的交易市场，并积极的对农村集产社区股份制的改造策略、宅基地的有偿流转以及土地的承包制度进行探索和尝试，进而使土地资源发挥最优配置，从而使土地资源平等、有偿的流转； 再次为农村的发展注入资金动力，一方面应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大力改革，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对农村进行各种财政补贴； 最后改善城乡信息的流通与扩散，通过建立信息网络，加强城乡之间技术、人才和市场信息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改变城市与乡村之间信息非均衡的现状［9］。
第三，施行城乡公共产品均衡的分配机制。城市偏向型的分配制度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出现较大的差距，因此面对目前这种城乡显著的非均衡的问题，在发展政策的调整下，应该适当的向农村倾斜，重点在于改善农村的问题。首要的是平等的对待城市与农村的互补关系，调整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逐渐的改变城市偏向型的分配格局，从而建立城乡优势互补的长效分配机制。从农村的角度上来说，应该积极的建设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通过村民民主代表大会等形式，重新对各自地区内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进行民主的决策，从而使农村曾经以当地官员的喜好选择为标准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逐步转化成以普通农民的偏好为基准的供给方式； 其次应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努力完善供给决策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对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切实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加强科学性的论证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分析，从而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此外，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转移支付制度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加强对农村资金及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10］。
第四，创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努力调整城乡收入不均的分配形式，构建财政反哺农业的制度，努力打造多元化、开放性的、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机制。通过各种有利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相关机制的建立，以提高向农村投入资金运作的稳定性，增加资金投入的可靠性。政府应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各种补贴的规模与质量。如对农民进行的粮食生产补贴、农机具购买补贴、良种补贴等。构建对农村和农业长期有效的、多元化的补贴机制，同时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和多样化的监督渠道，提高农业补贴和支农资金运作程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机制，对于强制性以及低价的征收、征用农民耕地的问题坚决的抵制，保证用合理的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坚持公开和透明的操作制度，提高社会的公平性［11］。
参考文献：
［1］王明浩： 《城市科学小百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2 页。
［2］段瑞君： 《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城市》，2008 年第10 期，第54 － 57 页。
［3］周一星： 《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科学决策》，2005年第8 期，第30 － 33 页。
［4］仇保兴： 《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 续） 》，《城市规划》，2004 年第5 期，第8 － 19 页。
［5］［美］刘易斯。 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504 页
［6］谢守红：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与趋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12 期，第75 － 81 页。
［7］黄小花：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启示》，《城市问题》，1997 年第6 期，第8 － 9 页。
［8］刘士林： 《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4 期，第164 页。
［9］杨荣南、张雪莲： 《城乡一体化若干问题初探》，《热带地理》，1998 年第1 期，第12 － 17 页。
［10］曾福生、吴雄周： 《论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形式―――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年第1 期，第21 － 25 页。
［11］姜作培： 《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上海农村经济》，2006 年第2 期，第21 － 23 页。
（中国农地法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