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作为相对于城市社区的特定生活空间，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进中构成的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在过去一个世纪发展进程中，村落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因为在社区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一百年来，对于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1］。目前，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村落秩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日常生活等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面临怎样的解构和重构? 村落和村民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和吸纳现代文明? 这种解构和重构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传统村落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不仅需要学者从技术层面进行研究，更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农业现代化与村落变迁的关系。
一、调查村落介绍
(一) 三元朱概况
三元朱地处昌潍大平原西部，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 590 毫米，无霜期200 天左右。南依沂山，北濒渤海，地势由南而北缓慢落坡。地表土质较为松软、肥厚，地下淡水较为丰沛，适宜农耕。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四季分明，适于粮食、蔬菜、果品、棉花等多种作物的种植。北魏时期大农学家贾思勰著就的第一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 三元朱与贾思勰故里仅 6 公里之遥，时农桑、菜蔬、种植状况两地并无差异) ，更能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89年，三元朱引进并改良冬暖式蔬菜大棚种植技术，结束了中国北方冬季除白菜、萝卜外没有新鲜蔬菜可吃的历史，被誉为“蔬菜史上的革命”。
(二)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农业历来是三元朱的根基，从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发展到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1． 传统农业阶段
在作物种植方面，三元朱的农业一直以粮食为主，到 1989 年，全村粮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65%，粮食总产量达 87 万公斤。当商品蔬菜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粮食时，粮食生产的主导地位开始被蔬菜生产所取代，粮田面积逐步缩小。截止 2005 年底，粮田面积为 601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6%［2］。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随着机械、水利的不断发展以及化肥的大量施用，耕作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年二作的模式，主要品种是小麦、玉米。这两种作物品种更新换代非常快，差不多每三五年就有新品种培育出来。
因为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自古就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说法。60 年代以前，农田用肥全部是有机的农家肥，进入70 年代，肥料工业迅速发展，水利条件不断改善，农田开始使用化学肥料。到了 2003 年，三元朱农户开始使用新一代化肥―――作物专用肥。近几年，村里又推广秸秆还田，做到废物利用，以增加土壤肥力。50 年代以前，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靠的是人工掏挖的水井，到 1980 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时，全村良田基本都能使用机井浇灌。随后由于水浇面积的迅速扩大，加之区域性干旱频发，用水量日增，使得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节水意识的形成，促使村民开始学习和掌握一些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如采用滴灌、喷灌等微灌技术，选用耐旱性作物品种，利用秸秆或薄膜覆盖减少水分蒸发等，可以保护水资源和提高水功效。
1949 年以前，三元朱一直沿用几百年不变的人力为主、畜力为辅的农田耕作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生产，双轮双铧犁、抽水机、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收割机、柴油机等相继使用。到了 1995 年，农业生产从耕种到收割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购置和使用日趋专业化，形成了一批耕、耧、收、运专业户。机械化生产既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又为农业生产由粮食为主转向蔬菜奠定了基础。
至于经济作物，三元朱历史上曾经种植过黄烟、大葱、大白菜、西瓜、花生、棉花、芝麻、油菜等，但多用于自给不出售。到了 70 年代，生产队开始大面积种植大葱和大白菜。蔬菜渐成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2． 现代农业阶段
1989 年在村支部书记王乐义的带领下，建起了17 个不用生炉子的琴弦式冬暖大棚，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种植蔬菜的方式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北方地区冬季不能生产喜温性蔬菜的历史，在全国迅速扩展，引发了农业种植的一场革命，极大丰富了国人的“菜篮子”。1995 年，研制推广了无立柱式冬暖大棚，之后又经过改进发展到“五台式”蔬菜大棚。“冬暖式大棚”的发明和不断发展，在深化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育和升级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从此，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和推广迅速展开，蔬菜档次和生产效益大大提高。
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三元朱先后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长期聘请专家教授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1996 年试验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护墙、电动卷帘、钢架支撑、微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并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1997 年开始进行绿色食品蔬菜的大面积开发，建成了以三元朱为基点，辐射周边村庄，占地 2 000 亩的绿色食品开发园。并派人到日本、荷兰学习，先后引进了国内外 26 类 150 种名优新品种，试验推广了 20多项新技术，使大棚产量翻了一番，效益增长近一倍。该村注册了“乐义”牌蔬菜商标，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
伴随着三元朱的实践，寿光市确立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农业各支柱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为一体的“一条龙”经营机制，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全市先后建设了 30 多处各类大型专业市场，带动了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基本实现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推动了农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1997 年以后，在大棚蔬菜面临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作出了“发展绿色食品，走向二次革命”的战略决策，1998 年获得了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蔬菜名牌和证书。
二、村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 村落生产方式的变迁
1． 技术、信息与销售的变化
2010 年 7 － 9 月我们赴三元朱做实地调查，共发放 236 份问卷，回收 21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 8%。调查中首先涉及的问题是: 20 年前村民使用的生产资料。排在前三位的是: 铲锄犁占 67． 69%，牛马占50． 26% ，磨面机等占 18． 46% ; 现在使用的生产资料主要是: 卷帘机等 93． 33%，卡车、厂房 18． 94%。
“您采用最多的农业技术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栽培新品种 74． 36%，化肥 54． 87%，农药53． 85% 。与 20 年前相比，认为现在使用的农业技术在产量方面提高很多的占 72． 31%，提高比较多的25． 13% ，两者相加高达 97． 44% 。
“您获取种植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信息渠道” 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是: 示范户58． 97%，乡亲朋友 45． 13%，报纸杂志 35． 90%，收音机电视机 30． 77%，村委 介 绍 30． 26%，科 技 培 训 班29． 74% ，技术推广部门 27． 18% 。
“您采用的农产品销售方式是什么”，专业批发市场 82． 67%，专业合作协会 7． 92%，自种自销5． 94% 。与此相对应，在回答“有无农产品销售压力”时? 高达 86． 15%的村民回答没有压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1) 在生产环节，近 20 年来，村民在使用现代农业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从传统的铲、锄、犁、牛、马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需要的卷帘机、新品种、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也使得村民的生产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品牌意识、环保意识、标准化生产意识等。( 2) 在获取农业信息与决策机制方面，我们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信息传递系统分类: “一种是基于邻居互识关系的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和影响是沿着传统的、个人的和整体的渠道传递; 另一种是更加分化的社会的信息传递系统，大众传播手段具有更大的作用，组织和机构是一些比邻里关系更具有约束性的框框。”［3］调查结果显示: 村民遵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示范户的效应最具有权威，而村委会、科技培训班、农业技术推广等社会传递系统的作用式微。( 2) 在销售环节，如果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农业生产的目的仅是糊口，所以，只有生产是重要的，销售无足轻重。只有当产品出现剩余时，农民才会拿到集市上出售。而现在，购货的批发商直接来到家门口收购农产品。但无论销售渠道多么畅通，村民们普遍认为，好的质量才是最为重要的。从更为宏观的社会背景看，村落已经不是简单地作为农业产品剩余的输出单位，而是整个社会大分工体系当中独立的生产单位，并且这种生产突破了城乡商品流通的等级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在城乡二元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在向城市社会提供大量农产品的同时，也从城市社会获得了大量收入。销售网络沿着基层市场―中心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的线路发展蔓延。
2． 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
蔬菜大棚兴起后，村民从事专职的大棚劳作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推动了职业化与专业化。传统的农业，只需父母教导和直观的经验即可胜任; 而在专业化生产中，则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适应不断的创新。当问及“平时与人交往主要做什么”时，74% 的村民选择与他人讨论生产方面的问题。也正是由于不断的交流和尝试，让三元朱人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而技术层次的提升又进一步促使三元朱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用以解决和指导现实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如今，村里每年约有 150 多名技术员常年在外传播技术，指导全国各地蔬菜大棚的建设与种植。20 世纪 90 年代后，三元朱建立了国际农业科技培训中心，每年前来参观、学习、考察和调研的人络绎不绝。与外界的接触进一步丰富了三元朱人的阅历，开拓了眼界，也促进了村民职业素质的提高，可谓家家懂技术，户户是精英，由原来的纯农户→兼业户→专业户。一个群体的身份是不能选择的，而其职业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选择与改变。三元朱人已经从身份农民转化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
其次，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化肥、农药、种子、配套机械等工业产品的需求量急速增加，相关的工业企业应运而生。农民种大棚有钱了，有了钱也就有了实力投资其他的产业，而产业的兴起又带来了村民的职业分化，进一步导致阶层分化。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三元朱，原来高度同质的农民群体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村管理者、乡村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企业经营者、农民经纪人八大阶层。各个阶层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和技术地位三方面的自我评价都属于中上层( 所占比例为 97． 95%、94． 87% 与 92． 31%) ，尤其是后两个阶层早已跻身上层。在寿光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两句话是: 农民比城里人有钱; 只要勤劳，遍地都是钱。感受最深的是: 到处欣欣向荣、个个以本地人为荣。
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中完成的，而现代的大棚生产则是在“人工环境”中进行，它改变了原来一年二作的耕作制，劳动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同的工作，每项工作必须按照一系列的准则进行，如株距、株高、授粉、温度、湿度等。农业生产越来越按照经济和技术的准则来管理，而不是父辈的经验与对土地的“感觉”，更与人们的出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现代农业的组织形式和操作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社会的一系列原则，如专业、标准、守时等，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必然要对这些工业社会的原则作出反应，在改变了的时空环境中，逐渐自动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 二) 村落生活方式的变迁
1． 交往方式的变化
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及“生产中遇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通常找谁帮忙解决”时，回答“有知识技术的人”占 64． 10%，“亲戚邻居”14． 36%，“自己解决”9． 74%。“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劳力、资金方面的问题时，通常找谁帮忙解决”，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亲戚邻居 40． 51%，朋友 21． 54%，长辈 19． 49%。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 “中国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差序格局’的结构，村落中的社会关系网络遵循差序格局，即像水纹一样由近及远，由强到弱。”［4］上述调查结果显示: 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已经退缩到日常生活领域，而在职业生活领域看重的则是业缘关系。今后极有可能的发展趋势是: 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格局，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的生活。
社会交往的建立、发展和巩固表现为人们之间互动的方式和内容。在三元朱，现代农业给人们的交往建构了新的意义、方式和标准。交往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的情感交流，也可以是契约的、工具性的。对于职业生活领域，关系网络意味着工作机会与工作效率，意味着在各种情况下及时施肥和灭虫已不再靠习惯、经验而是知识，劳动者不得不求助具有业缘关系的技术员; 而对于日常生活领域，则意味着人缘，意味着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经济和人力帮助，传统的乡土社会网络依然占据一席之地。当现代农业科技进入村落后，不仅对村民的社会交往方式进行了重构，而且劳动者个体也在积极地主动建构着自身素养，即掌握一些基本的科技知识概念，能够与专业技术人员无障碍地交流，最终成为自己大棚的技术员。
2． 闲暇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种植大棚蔬菜之前，每年只有 5 月和 10 月的播种和收获属于农忙时间，累计 15 天左右，6 － 7 月为田间管理时期，其他均为农闲时间。发展现代农业后，已没有农忙与农闲的季节之分，大多数时间需要在大棚里管理、采摘蔬菜。而在属于自己仅有的闲暇时间里，休闲娱乐方式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化。
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您在闲暇时间主要干什么”的问题，答案从高到低依次为: 看电视 73． 33%，看书报纸 37． 44%，做家务 34． 87%，串门聊天 26． 15%，玩牌 24． 10%，辅导孩子 23． 08%，上网 20． 51%，参加技术培训 18． 97%，其他 0． 51%。
超过 2/3 的村民选择的是“看电视”，那么“看”的内容又成为值得深问的第二个问题。村民关注的内容依次为: 天气预报 84． 62%，新闻 60． 84%，电视剧 59． 44%，农业科技 30． 77%，娱乐节目26． 57%，体育节目 23． 78%，生活常识 20． 98%，农业法规19． 58% ，农产品价格 18． 18% ，其他 2． 80% ，随意浏览 1． 40%。
在所有的选项中让我们非常好奇的是对于“上网”这一高科技休闲方式的选择。村民关注的内容依次为: 聊天 57． 50%，农产品价格 32． 50%，农业科技 27． 50%，天 气 和 生 活 常 识 25． 00%，浏 览17． 50% ，电视电影和娱乐节目各占 15． 00% ，农业法规 12． 50%，其他 10． 00%，体育 7． 50%。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农业科技、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法规即便是在闲暇时间也是村民重点关注的内容; 天气预报、新闻等间接与现代农业相关的信息也吸引着村民的眼球，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本地之外的技术与行情变化信息; 而乡村传统的串门聊天、打牌打麻将、做家务等闲暇方式已经渐行渐远。从闲暇方式与闲暇内容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种地养家的农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与见识，后者越来越跳出传统村落的范围。
3． 消费方式的变化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选项中，来自“种植蔬菜”的比例高达 96． 92%，而在别处占据主导地位的种粮与外出务工，在三元朱仅占 6． 15% 和 2． 05%。在“家庭支出”的选项中，日常开支占 64． 62%，农业投资 41． 54%，购买保险 26． 67%，买汽车 22． 56%，教育投资 22． 05%，盖房 20． 51%，做生意 6． 15%，娶亲 5． 64%，旅游和存银行各占 5． 13%，投资股票0． 51% 。可以看出: 村民的消费水平日渐提高，一些高档耐用消费品开始全面进入农民家庭。村民的消费结构日趋合理，用于“面子”竞争( 如盖房) 的比例下滑趋势明显，而用于农业再生产的比例显著提高;用于人生中长期规划的教育投资与旅游的选项也入围了; 在遭遇过大风暴雪等自然灾害后，农业保险开始被村民接受。村民的消费观也伴随生活阅历的丰富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了改变。如年三十，合家包饺子吃团圆饭已被外出聚餐替代，并且像城里一样出现了酒店一席难订的景象。
衣。建国初期，不只三元朱村民穿的差，全国形势都差不多，穿的铺的盖的全都是手工纺织的粗布织物。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开始注重衣服的款式和质地，几乎看不见穿自制鞋袜或打补丁衣服的村民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衣着的消费观有了明显的变化，已从经济实用转到服装的档次和品牌上来。从我们在三元朱看到的实际情况来说，村民的衣着都比较讲究，与城里人平日的着装差不多。村民告诉我们他们穿的还不算好，真正讲究的是那些专职技术员、管理者、企业上班族、做生意的且经常与外界打交道的人员，他们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早已和城里人没有分别，甚至吃穿得更好。
食。长期以来村民追求的是“吃饱”，这从村民日常见面用语“吃了吗”可以看出。80 年代初期，三元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今，小饭馆和超市都有现成的饭菜出售，村里有馒头房、火烧铺、煎饼房，主食一般都不再自己蒸做，现买现吃，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手不抓面”。在食品消费方面，选择“基本上不种粮、不养家禽畜，都在市场上买”的比例高达 71． 28%; “平日哪类食品消费较多”，答案依次为: 营养品 37． 44%，肉食 29． 23%，水果 22． 56%，蔬菜 9． 74%，粮食 9． 23%。可见，村民更加注重食品的营养搭配和营养价值; 衣食基本上都实现了商品化，大大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时间。
住。20 年前，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村民吃穿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攒钱盖房，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土坯房( 48． 45%) ，部分富裕点的村民可以住上砖瓦房( 46． 39%) ，一座宅院数辈同住的现象非常普遍。80年代后，村庄实行总体规划，房屋的结构和造价也不断升级，村民纷纷盖起了砖瓦房，通常是四间或五间正房。因为有“紫气东来”的说法，加之东面的屋子冬暖夏凉，所以村民都会将位置比较好的两间东屋留给老人住。2000 年，村里开始出现约 300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另有 6． 15% 的村民开始在城里买房居住。2005 年，81 户别墅式二层小楼开始修建。至今，已有半数以上的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超薄数字电视机、组合沙发、大理石茶几、电饭煲、电磁炉、电冰箱、壁挂式空调、电脑、电话等家居用品应有尽有，条件好的还拥有小汽车。而在 20 年前，村民只有非常简单的生活物品，排在前三位的是: 大衣柜 78． 46%，自行车 57． 95%，电视机 17． 44%。而现在，排在前三位的是: 电视机 100%，电冰箱83． 08%，固定电话 68． 21%。
(三) 村民价值观念的变化
1． 婚恋观的变化
“您的婚姻由谁决定”，主要由自己做主、父母意见仅作 参 考 的 占 55． 38%，完 全 自 己 做 主 的占27． 18%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占 17． 44% 。在访谈中了解到，目前村里四五十岁的人普遍认为自己不会干涉子女的婚恋自由。原来在银行工作的王女士说，以前村民都希望子女找个离家近点的婆家，一般长辈意见也比较重要，子女在找对象的时候也都很重视这点。现在的话，虽然也想子女离自己近点，但是不会过多干涉女儿恋爱，只要他们幸福就可以。38 岁的王技术员告诉我们，其他村庄的姑娘都希望嫁到三元朱，甚至有一个姑娘嫁过来都会介绍她的亲戚朋友再嫁过来，都很喜欢这个村庄。并且告诉我们其他村子都会有一些光棍汉，而三元朱的小伙都是很抢手的，年轻的小伙不愁媳妇。字里行间透露出村民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知足和满意，并深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稳定、富裕的村庄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您家里，诸如耕地、播种、买化肥、收割、学习技术等生产性事务主要由谁做决定”，“诸如投资、贷款、买房、盖房、上学、工作、结婚等决策性事务通常由谁做决定”，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选择了“夫妻共同协商”。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基调，现代技术的导入带来了家庭角色的重新分配，丈夫的作用在悄悄减退，妻子作为共同经营者的作用逐渐加强。在性别地位方面，纵向的亲子关系为轴心开始转向注重感情的、平等的横向夫妻关系。
2． 养老观的变化
三元朱是全国文明新村建设的样板，经常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和谐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创评活动，将评选结果公示并对获奖者表彰，使尊老爱幼、团结和睦蔚然成风。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好转，老人们统一住进了敬老院( 村中最好的位置) ，而且每月都有 155 元养老金( 市里发 55，村里发 100) ，改变了以往家庭养老的模式，基本实现了养老的社会化，既减少了家庭纷争又让老人生活得快乐自在。调查中几乎没有听到哪位老人说自己的子女不孝顺。年轻人都把孝敬长辈视为一种义务和美德。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三、结论与讨论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 “改进技术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5］这从三元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的解体、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农民的分化等方面得到了验证。
(一) 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
一般来讲，作为一项新技术必然具备一定的异质性，异质技术要被村民普遍接受需要经过认同―接受―消化―吸纳―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效益的刺激会对村民的接受起到较大的作用，但对于大多数较为保守、不愿承担风险的村民来说，乡村精英身上所表现出的工商精神、经济意识和非凡的、令人钦佩的勇气就会在关键时点显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三元朱并不富裕，村落封闭不流动，对外界信息和事物了解甚少，缺乏冒险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但从 80 年代后期起，在村支部书记王乐义的带领下，率先试验成功了日光温室蔬菜种植生产技术，并顶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带领与鼓励村民试验试种，在取得初步成效后，又适时地扩大生产规模与改进技术，最终将三元朱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经济村。随之“乐义”品牌效应开始在市场上蔓延，即使村民生产的蔬菜比其他地方的同样菜价偏高，批发商也愿意花高价购买，村民只怕种不出而不怕卖不出。每户平均承包两个大棚，年均纯收入 5 ～6 万元。三元朱从此打开致富之门，走向自发的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二) 农民的现代化
过去，每个农民都知道怎样种植小麦、玉米、大葱和白菜，他们是从小看着父亲和邻居务农长大的，生产中他们需要的只是农忙时的帮工而不是技术。但是，当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大棚蔬菜进入村落后，村民需要重新学习种植技术，并且要小心翼翼地遵循技术人员的告诫。在调查中村民们说: 如果宣传出现了新品种，一般不会盲目地大面积种植，而是先留出少部分空地用于新品种的试种，待作物成熟后，通过与老品种的比较以及成本上的考虑，才会接纳新品种，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步提高收益。
在现代社会，农民同时扮演着生产者、生产资料持有者和“企业家”的混合角色。大棚技术的发明使得传统耕作系统趋于解体，村民接受的培训和获得的信息使得他们逐渐懂得和理解现代经济的基本机制，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行事和做出预测。如果说以往的村民总是沿着熟悉的父辈踏出的道路前进，那么现在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他们更像是充满理性精神的“创造者”。
(三) 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变
一个社会的变迁常常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纵观三元朱几十年来的变迁史实，我们认为，农业技术的现代化是村落变迁的核心脉络。随着大棚技术的导入、推广与不断升级换代，村民的职业出现分化，有的从事大棚种植，有的成为专职技术员，有的成为农民经纪人，有的成为专职翻土工，有的把眼光投向大棚建设所需的工业产品上，如，村里先后建立了乐义卷帘机厂、育苗厂、乐义化肥、乐义管业等涉农企业，还有部分村民从事娱乐、餐饮等个体商业服务性工作。村民的职业走向多元化，带来了收入水平的高低差异，同质性的群体发生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上的分化; 原来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典型的小农经济结构，发展成为农、工、商三业并举的结构形式。
现在的三元朱以传统的村落空间为基础，但打破了传统乡村生活各自孤立的状态，面向市场、边界开放，与现代组织结构原则相契合。这一变迁历程不单是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也是村民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和主动建构的进程。如，在过去，村民行事往往采取特殊的―关系取向，而现在，普遍的―成就取向成为村民行动逻辑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村民在理性、利益、创业、风险、时间等思想观念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是一个渐进的、主动的变迁过程，其发展动力来自村落内部，发展的主体是村落内部的村民。
(四) 以内需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村落孕育了农业、家庭手工业等多种产业。但是总体来讲，农业虽然也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却从来没有从空间上离开村落与土地。从三元朱 30年的变迁来看，以现代农业和全球化为背景，以市场化与城市化为动力，以劳动分工、生产关系、阶层分化为机制，带动了现代村落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农业也跳出了传统村落的圈子与土地的束缚。基于此，我们认为，适时创立大范围的现代农业，完善并强化国内大农业市场，从而实现以内需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系已为时不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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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费孝通．江村经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