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导致农村非农就业比例的提高以及农户对土地依赖性的减弱，同时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催生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些因素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1]。而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农民职业、收入及对土地的依赖性紧密相关。
目前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国内已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邓大才(2009) 、钱忠好( 2008) 、钟涨宝( 2008) 、温铁军( 2002) 等，这些研究主要从流转动因、行为困境分析、农民权益保障、农地流转阻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既有研究没有将农民养老保障、农民分化与农地流转结合起来，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
农民分化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对我国农民分化问题研究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陆学艺( 2002)，他认为农民已分化为八大阶层: 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贺振华(2006)、钱文荣( 2002)、陈美球等(2008)通过研究表明，与产权残缺相比，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可能是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农民职业分化必然导致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差异，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素也各有不同，且在土地保障功能的认知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张艳(2009) 认为，不同职业的农民由于其经济收入水平、所处的外部环境、面临的养老风险以及所能承受的养老投资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选择不同的养老保障方式和途径，从而会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影响。农民一方面追求土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情感依赖。2008年经济危机，大量农民工返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职业的稳定性与差异性对土地保障功能的需求与依赖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职业的农民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及不同土地权利结构的选择(如承包权、转让权、抵押权、继承权) 也是迥然不同的。目前很少有学者对农民分化与土地流转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是陈成文等(2008) 、詹和平等(2009) 分析了不同的农民阶层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对土地流转的意愿选择及土地流转对农民分化的影响。
但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将土地流转和流转农户都作为整体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将农村土地的产权结构进行细化，如承包权、转让权、继承权、抵押权等，也没能深入分析不同职业的农民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不同职业的农民对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差异。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372份农户问卷调查，结合农民分化与养老保障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丰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分析
遵循“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个人总是试图并且能够辨别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农民如果有选择制度的自由，必然会计算他在各种制度下的成本收益，并由此形成偏好，而其成本收益又取决于自身具有的条件。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地比例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变迁，如生育、死亡、嫁娶等，由于几乎所有农民都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农民对定期调整土地达成共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基本相同。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不断涌入到城市和其他非农行业，导致农民职业的不断分化。一些农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小农，收入也不再主要来源于农业劳作，他们对于土地的感情和价值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而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与土地保障功能认识的差异。
农民分化的主要特点就是职业的差别，职业差别进一步影响着不同阶层的收入来源，所以分化后的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出现了差异。改革之初，农业是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现在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机会多、非农收入比重大的农户可能对土地转让权最感兴趣，而非农就业机会少的农户更希望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当经济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时，转让权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此时，不完全的产权稳定性和自由的转让权结合的产权体系是值得推荐的[2]。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形成了许多亚层次，不同职业的农民有不同的养老保障需求，在构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时必然要考虑到这种差异化需求。一方面，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养老观念和养老需求。随着农民职业的分化，农民的养老观念和养老需求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纯粹依靠农业为主的农民因为受到外界影响较少，传统家庭养老观念较重，更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对未来养老风险意识不足。外出务工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以及私营企业主因为所处的环境更为开放，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较大，养老思想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未来养老。另一方面，不同收入层次对农民养老需求和缴费承受能力有直接的影响。收入较低的农民对养老保障的有效需求受到自身收入的极大限制。而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选择养老方式的余地会较大，他们可以选择自我储蓄养老，也可以适当选择其他商业养老方式。
农民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农户之间在资源禀赋(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而同样的土地流转政策对不同职业的农户可能产生不同的收入效应[3]。而土地制度的选择是一个风险分摊收益与谈判成本和效率损失之间的权衡过程。因此，目前以均地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土地制度的社会保险功能尤为突出。在没有良好运行的土地租赁或流转市场的情况下，定期调地分散了收入风险。
农民由于其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来源等阶层构成特征的不同，必然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上产生差异，具体表现在不同阶层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上，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表现为在土地流转的途径、方式等方面的行为选择上存在差异。
(二) 研究假说
假设1: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受不同职业的意识和阶层特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或者说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是一个比土地租金更为重要的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农民是否愿意流转土地不在于流转后效率有多高，而在于土地对农民的重要程度。影响土地对农民重要性因素有: 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农民的财富存量、人均土地数量。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的比例与土地流转负相关，即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越高，流转越多; 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流转正相关，即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流转越多; 人均土地面积与农业产值/工业产值二者之间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在人均耕地少的地方，农民为了更好的生活，迫不得已离开土地，发展非农产业，寻找新的出路。
假设2: 不同职业的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方面会有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的途径、方式等方面。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区位特征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反应也存在差异。
假设3: 由于职业分化，收入不同的农民各阶层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影响土地的流转。收入水平较低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能更加看中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而收入水平较高或主要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可能会采取社会养老或商业养老的方式，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依赖性比较低。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用的数据源于2007 年3―4 月与2008 年1 月份在江苏省南京市所做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加等距抽样的方法对样本地区共发放问卷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372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3%。在选择样本点时，充分考虑了两点: 一是所选择地区农地流转较多; 二是当地农民职业多样化。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养老保障方式、对土地产权及农村土地流转的认知情况。
(二) 模型选择
分析农民对土地流转时，将观点中立和不知道的样本舍去，将因变量转化成二分变量( 同意或不同意)，可以选择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因变量为p，自变量为xi，i表示自变量编号，建立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之间的Bi-nary Logistic 模型:（公式略）
在回归分析时，通常进行Logit 变换，得到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线性模型（公式略）:
模型(2)中，因变量代表农民是否选择土地流转。若选择流转，因变量取值为1; 若不选择流转，则因变量取值为0。自变量为农民阶层特征、土地产权类型和养老保障方式，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长期承包权、转让权、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商业养老等为随机误差项。
(三) 变量设定
各自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略)。
四、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运行
本文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样本的相关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同时，用发生比OR(Odds Ratio)解释模型中的变量，即Exp(B)，它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或者相对于参照类而言，发生概率的变化。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
以上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本回归模型拟合度良好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
(二) 结果分析
1. 农民自身特征变量的影响。从描述农民自身特征的变量来看，文化程度与职业类型都对农民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有着重要影响，且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尽管年龄变量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这主要是年龄较大农民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将土地作为养老的保障，不会轻易将土地流转出去。文化程度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这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见识阅历越丰富，能更好地了解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同时，也会在非农技能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职业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从事的职业越偏离纯农业，进行土地流转的倾向越明显，越注重土地的转让权。
2.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非农收入比重和农业劳动力人数这两个变量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但从回归系数来看，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农民更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 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越大，农民越不倾向于流转土地，更注重稳定的土地承包权。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变量通过了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具有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意向明显高于不具备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民，且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是不具备非农就业技能农民的1.725 倍。
3. 家庭保障变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养老和商业养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较为显著，分别通过了1%和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家庭养老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越是依靠家庭养老(包括子女和土地养老) 的农民，越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这主要因为尽管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受传统影响，大部分农民还主要依靠家庭养老，但当前的家庭结构导致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没有非农收入的农民只能更多地依靠土地养老; 而主要依靠商业养老的农民，则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主要是他们有较高的非农收入或非农就业技能。社会养老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也是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更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
4. 农地流转与产权认知相关变量的影响。从描述农民对农地流转与产权认知情况的变量来看，是否具有抵押权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方向可以看出，认为具有抵押权的农民更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是否具有转让权和地权稳定性对产权偏好、土地流转有重要影响，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认为具有转让权的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是认为不具有转让权的农民的1.354倍，此外，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愿意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增加53.6%。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在农民职业分化背景下，在众多影响土地流转决策的因素中，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养老、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和地权稳定性( 不经常被调整)这七个因素对土地流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与土地流转呈正相关，即文化程度越高、从事职业越偏离纯农业、具有非农技能、依靠商业养老、认为拥有转让权和较安全的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则农民的土地流转倾向就越明显; 而家庭养老则与土地流转呈负相关，即越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越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更加注重长期稳定的土地产权。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满足不同阶层农民追求产业收入最大化和不同职业兴趣目标，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与职业技术素质，培育不同阶层农民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为农民选择不同职业提供技术素质保障，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流转。
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分阶段、分步骤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由政府财政投入统一提供社会保障，减少农民后顾之忧。
第四，积极宣传有关农村土地流转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基本政策，从观念上加强农民对新政策的认识与理解，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项目来源: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研究”( 编号: 09YJC63016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扩展与农地资源利用管理: 代价性消耗与过度性消耗假说及其验证”(编号: 706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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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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