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前后，征地体现的经济关系存在重大区别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的补偿费用不高，但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由国家予以安置。具体措施，一是“农转非”，农业户籍转为城市户籍;二是把农业劳动力安排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成为职工。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转变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由挣工分变为挣工资，退休也有了保障;由自己种口粮变为吃商品粮;由合作医疗变为公费医疗;子女由在农村上学变为可以到城市上学;运气好的，还可以享受单位分配的住房，等等。这种转变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是失地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土地转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加之有这样一套利益分享机制，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普遍、尖锐，多数农民还欢迎甚至盼望国家征地，把征地当作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安置难以实施了。一是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大量涌现，对这些企业，国家不可能做人员方面的安置。二是国营企事业单位逐步改制成为独立法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终身制”等，国家也难以安置了。即使安置，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有长久甚至终身的保障了，对农民而言，这样的安置已毫无意义。于是，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国家不再安置，改为提高安置补偿费标准。也就是说，凡国家征地，不管对部分失地还是完全失地的农民，一律实行货币补偿。但所谓货币补偿，却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即由国家规定补偿标准。补偿费用的具体构成是：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构筑物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补助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按农业年产值的若干倍估算，大体属于农地的地价。就是说，农地改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民不能分享了;安置补助费也是按农业年产值的倍数来估算的，考虑的也只是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但事实上，农民一旦完全失地就不可能务农，而在农业之外就业，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期间的生活成本会大大提高，靠农业劳动力的补偿费用，难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过去土地补偿费主要由集体统一支配使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的地方把部分乃至全部土地补偿费分给农户，即便如此，也维持不了几年生计。这样一来，因征地而引起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了。
比较一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和现在的征地，不难看出其体现的经济关系有根本性的差异。前者是既要地也要人，体现的经济关系是让失地农民参与到城市化之中，分享土地改变用途产生的增值收益;后者则是只要地不要人，农民即使完全失去土地，也不能参与城市化，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广大农民把后者的做法概括为“一脚踢”，可谓形象生动、一语中的。
做上述对比分析的目的，并不是主张回归计划经济，而是从历史经验中，发现现实问题的症结，以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今后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使被征地农民顺利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出这一进程之外。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我国现在的发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源粗放利用，低效、浪费，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吃子孙饭”，透支未来，难以持续，孕育危机;三是发展成果不能共享，利益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这些问题，都与现行制征地制度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第一，土地利用粗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主要依托于土地的外延扩张。据土地资源战略课题组研究，1996年至2008年，城镇用地增长了52.21%，增加的土地主要来自于农村。据刘守英对相关统计数据的研究，2000-2007年间，全国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为6.44%，而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速仅为4.55%，土地城市化速度比人口城市化速度快出两个百分点。[1]我国的统计指标，将大量常驻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加上“市管县”、“县改区”，使许多农业人口“被城市化”，因此有关城市化的统计有很大的“水分”。就是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两个百分点。
城市土地扩张了很多，人却没有增加那么多，人均占地就多了。我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2000年为117平方米，2008年增加为134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82平方米的水平。外延扩张的结果是土地利用浪费、粗放。一方面，城市存量土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我国土地利用最集约的上海，2006年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产出约为20亿美元，而香港10年前即1996年的工业用地的产出是每平方公里30亿美元。近些年上海的工业用地的产出提高到每平方公里约80亿美元，而香港已达300亿美元，日本东京2001年已达每平方公里523亿美元。我国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低的只有0.3%，高的也只有0.6%，而国际平均水平为1%。因此，我国城市土地的工业用地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为20～30%甚至更高，而国际平均在15%以下。[2]
城市快速扩张，不仅导致耕地资源流失，还产生水资源稀缺、能源压力、环境污染以及挤占生态用地等问题，对土地生态安全也构成威胁。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城市土地外延扩张、利用粗放，与现行征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很低，大大降低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成本。相比而言，利用城市存量土地，拆迁、改造的成本要高得多。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热衷于征地，而不愿意利用存量土地。严格保护耕地早已成为国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口号也提出多年了，但耕地保护不住，城市土地粗放浪费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透支未来。
透支未来的主要表现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土地财政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出让金，及与土地有关的税收，这些税收如建筑税、房地产税，都是以土地出让为源头。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实际上是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若干年的地租。而地租是对企业当年利润的扣除，属于社会一次分配范畴。对企业而言，一次集中交纳若干年地租，意味着预支未来利润，属于负债经营。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是靠银行贷款支付土地出让金，负债的性质一目了然。即使是用自有资金来支付，本质上仍然是负债。企业如果经营得好，有稳定的盈利，可以逐步清偿这笔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或者破产了，这笔负债就不能清偿，如企业再生产因此中断，最终还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按有关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把剩余年期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使负债得以清偿，甚至可以从中获利。但是，这不过是负债在企业之间的转移，转移的结果，负债的规模还可能被放大。
房地产业的情况有些特殊，开发商在出售住房的同时，把对土地使用权的负债也转移出去了，甚至还可能从中大赚一笔，但接手这笔负债的不是企业，而是消费者。一般工薪阶层都要向银行贷款，才能支付房价，负债的性质也是一目了然。消费者要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收入，才能逐步偿还这笔负债，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也会因应改变。期间，如果因变故而无力偿债，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会增加银行的坏账，成为社会的问题。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一笔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就是说，政府用土地出让金搞建设，是以透支用地企业或个人的未来收益为前提的。前已述及，现在地方财政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是以土地出让为源头而展开而增长的，因此不难做出如下判断：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用形象的说法，就是“寅吃卯粮”。
土地金融是指政府用储备或掌握的土地，向银行抵押或质押，获取贷款，用于建设。这是政府直接负债经营，用未来收益逐步偿还，本质上也是“寅吃卯粮”。有的一届政府的负债，下届甚至下几届政府都不一定能够偿还。按官方统计，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各类融资平台，总负债10.7万亿元，[3]其中绝大部分以土地为抵押或质押，属于土地金融。有学者认为，官方统计数据偏低，地方政府实际负债额比统计数据高得多。
建立在企业或个人信用基础上的透支，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的探索、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加经济发展的弹性与活力。凡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各类透支活动极其活跃。例如，金融活动证券化产生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本质上都是透支，说白了，就是用别人的钱谋自己的发展，或是用明天的钱谋今天的发展。这对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很多企业和个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但凡事都有度，这个度就是实体经济。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制约，一味去搞什么“资本运作”、“资本经营”，玩所谓“资本腾挪术”，其结果必然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美国次贷危机重创全球，即是最新的明证。
我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形成，大体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十几年，我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其奥秘就在各城市政府通过经营土地，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据刘守英等人研究，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4]城市经济依托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这是不容否定的正面效应。
但是，这种透支未来的发展方式，也积聚了极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如果说土地财政的风险是由社会分散承担的，那么土地金融的风险，则集中于政府，孕育着政府财政和信用的危机。据有关研究，地方政府负债的安全线，一是负债总额(包括实际负债和或有负债)不能超过当年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0%;二是当年到期的债务本息总额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收入的30%。[5]2009年，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区的城市负债情况进行了审计，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有的高出两倍以上。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之比衡量，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6]政府的偿债能力严重不足，于是靠借新债偿旧债来拖延。这种局面，显然难以持续，如不加以改变，难免有一天会发生类似美欧那样的债务、金融危机。
应当特别指出，土地财政的形成，源于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土地金融的源头，也是政府征地。因此可以说，现行征地制度是导致形成透支未来的发展方式的重要制度基础。
第三，社会分配不公。
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作大了，但是分配不公，这是当前的突出矛盾。导致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现行征地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看城乡差距。
一方面，国家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产品的分配，都以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纵观30多年来，凡集体经济搞得好或经济发展快的农村，几乎无一例外都突破了现行征地制度的限制，集体建设用地或公开或隐蔽地进入了市场，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我们的征地制度，却始终无视市场经济的要求，固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身份”限制，实际上是限制广大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导致他们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只占约3%，[7]远低于城市居民。现行征地制度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农地，不管是用于基础性、公益性建设，还是用于经营性项目，一律按农业产值的倍数补偿，由政府定价，农民没有谈判地位。有人研究，政府出让土地价款中，征地补偿费仅占不到10%。[8]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仅靠土地补偿费难以维持生计，陷于贫困，是普遍发生的现象。政府用卖地收入搞城市建设，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是极大改善，而被征地农民却无缘分享城市文明。城乡差距更加扩大，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看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
当前住房短缺、房价高昂，是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与征地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房地产，客观上使开发商形成自然垄断地位，可以肆无忌惮地抬高房价，谋取暴利。不断飙升的房价，使少数开发商和投机炒房者富者愈富，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则贫者愈贫，或者成为“房奴”，或者陷入“蜗居”、沦为“蚁族”。
再看国民收入的积累与消费。
本世纪初，就有财政专家研究提出，当时我国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已占GDP的30%以上，[9]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导致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投资。后来，中央采取许多措施，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总的趋势并未根本改变。去年有学者研究表明，2009年我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实际已突破10万亿，约占GDP的32%。[10]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通过征地获取数额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2009年1.6万亿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当年GDP的5%，占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48.8%。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占当年40万亿元GDP的7.3 %，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4.06万亿元的71.4 %。[11]
政府的收入过高，严重抑制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消费率曾达62%，之后呈下降趋势，2005年降为52%，其中政府消费占14%，居民消费仅为38%。到2008年，居民消费进一步降为35.3%。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美国约为85%。[12]无论与历史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都实在太低了。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的成果不能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样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旧的发展方式的种种弊端，与现行征地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现行征地制度是旧的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
改革现行征地制度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彻底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相关的理论观点乃至法律规定，作深入、彻底的反思。回顾征地制度改革的曲折历程和期间各种观点的碰撞、争鸣，不难发现，“涨价归公”理论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是现行征地制度的两个最主要的理论支点。下面，着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土地“涨价归公”理论。
第一，最早提出土地“涨价归公”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孙中山将其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来，影响所及，直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说是根深蒂固。孙中山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土地集中在少数封建地主手中，作为生产资料，不仅与劳动者相分离，甚至与资本也相分离。地租的寄生性、腐朽性十分明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好比抓住了历史前进的“牛鼻子”，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和要求，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深受封建贵族土地所有权的压迫，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诉求。例如，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地租是无用的赘瘤”，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一度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凝聚人心的响亮口号。后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资本与土地所有权逐渐融合，就不再主张土地国有化了。
凡真理都是相对的，历史条件变了，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真理就会变成谬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征地面对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这与当年资产阶级革命或民主主义革命面对封建土地制度，矛盾性质根本不同。把“涨价归公”付诸实施，必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革命性。用来剥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少数食利阶级，无疑是合理的。但用来剥夺与土地直接结合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农民，就是荒谬的了。在新中国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过程中，广大农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代价。在那段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也比较清苦，农民虽然更苦一些，但并无怨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较扎实的物质基础。农民这个我国最大的公民群体，对国家的发展居功至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需要“归公”的话，广大农民理当处在“公”之列。具体说，在新时期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分享“涨价”，甚至还应多分享一些，以补偿他们过去所付出的牺牲。但是，我们的有关制度和所谓的“涨价归公”理论，却把农民排斥在“公”的行列之外，使他们不仅不能分享“涨价”，还屡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伤害。农民群体因此产生并积累着对社会的不满、抵触甚至反抗情绪。这个问题，事关国家政权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长期以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把土地“涨价归公”理论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其实是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地租(地价)的本质，地租怎样产生、如何分配等，作了详尽科学的阐述。他指出，土地所有者在出租土地时所收取的地租中，除绝对地租外，还包括因土地肥力、区位条件好而导致土地经营中可能获得的级差收益，马克思称之为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土地经营者在租赁的土地上投资，改善了土地的经营条件，会导致产生新的级差收益，在租赁期内，这个新的级差收益归租赁经营者所有，马克思称之为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租赁期满，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重新出租，会把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合并到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中，提高地租水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关系。我们从中找不到也推导不出土地“涨价归公”的判断，原因在于，产品分配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只要生产资料完全为少数人垄断，不管提出“涨价归公”的出发点如何，它只能是一句无从实现的空洞口号而已。我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针对封建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涨价归公”，但却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就是一个例证。
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取消地租，而是把地租收归社会。但他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我国的现实相距甚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具体到土地，则不存在私人所有，要么国有要么农村集体所有。这两种土地所有关系，共同构成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恩格斯曾多次强调，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对农民加以剥夺，只能用示范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引导农民自愿走合作之路。因此，国家对于农村集体即农民所有的土地，必须切实保护，不能随意侵犯。而以“涨价归公”为理由，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恰恰是对农民土地财产的剥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土地“涨价归公”是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按其论者所言，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增值不是农民的贡献，所以农民不能分享。按此逻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农民的贡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再者，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为什么到了农民这里又不允许了呢?看来，很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作深刻的反思。
我认为，改革征地制度，应改变政府定价的做法，赋予农民作为财产权利人的谈判地位，参照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补偿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并相对合理的办法。有人认为，按这样的办法，城市建设就搞不了了。事实恐怕未必如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征地都是按市场价补偿，城市建设有的搞得很好，有的搞得不好，与按市场价补偿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另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城市建设过分依赖卖地收入，改按市场价补偿，短期会有一定影响。但必须认识到：现在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已经难以为继。改变现行征地办法，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进财政、税收、投资、金融等方面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最终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2.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这是1982年修改宪法所增加的条文，属于对以往既成事实的认定。前已述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是既要地也要人，对完全失地的农民，采取改变户籍、在城里安排工作等措施。保证了有关农民的长远生计，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因此，宪法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导致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可以说，当时作这一规定，基本符合实际。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不再作人员安置了，宪法的这一规定就与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近十几年间，城市飞速扩展，按宪法规定，扩展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应该变为国有。这对失地农民来说，意味着既不能务农，也不能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从事非农产业。而按“涨价归公”理念给予的补偿费，又不足以维持生计。社会矛盾由此产生并激化，就成了必然趋势。
对于过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现实生活总是要寻求突破。走遍中国的城市，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上，都有农村、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发展非农产业，已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有些搞得好的农村，在改变自身面貌的同时，也对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北京郊区郑各庄的农民，在党支部和村集体带领下，从挖砂石、搞建筑起步，逐渐从发展一般加工业到高科技产业再到现代服务业。他们科学规划并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把昔日的农村变成了北京城区的一部分。他们还投巨资于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改变了所处地区的投资环境。甚至还到国外去投资，承揽工程。现在，这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吸引了3万多外来人口就业、生活，每年还给国家上缴2亿多元税收。他们投资20多亿元建的“温都水城”，为城里人提供会议、休闲度假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已成为知名品牌。他们走的是一条自主城市化的道路。这样的案例在北京绝非个别，在全国发达地区也多有存在。但是按现行法律，他们却属于违法经营。“温都水城”由于是“小产权”而不能抵押，20多亿资金压在里面不能周转，影响郑各庄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是影响北京市的发展。
对于普遍、大量存在的事物，坚持法律不认可，也就不可能出台管理办法，等于放弃管理，结果只能是混乱无比。只有法律认可了，有关政府部门才能规范管理，引导其健康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新的实践、新的问题作出的新的概括。按照这一新概括的内在逻辑，我认为，对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文，作必要的修订，时机已经成熟了，应当尽早提上工作日程。 在城市范围内，允许各类经营性企业以出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使用集体土地，在政治上不会动摇土地公有的国之根本，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在经济上有利于进一步搞活，有利于农民顺利转变身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因而是可行的。有人担心，会出现以吃地租为生、游手好闲的城市游民。我认为，作为个别现象，确有可能发生，但作为群体，他们仍属劳动群众，不大可能产生象旧中国那样的食利阶级，从根本上危及社会。对于可能出现的个别现象，采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办法，应不难解决。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也就缩小了征地范围，属于征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刘守英：《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格局》，2011年5月。
[2]参见邹玉川：《眼睛向内、深度挖潜，全面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在第10届全国政协18次常委会的发言;刘守英：《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成长》，2010年8月。
[3]郑慧：《如何看待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7月27日5版。
[4]参见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5]陈昆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箭在弦上》，《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21日。
[6]时红秀：《地方债的风险有多大?》，《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7月6日12版。
[7]周其仁：《增加中国农民的家庭财产性收入》，在“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的演讲，2009年10月28日11:19 新浪财经。
[8]2008年11月23日13:18央视《新闻调查》,新浪网。
[9]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趋向”，《经济研究》2002年第二期。
[10]汪德华：《全口径财政收入超10万亿说明什么》，《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6月28日。
[11]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
[12]参见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兰莹：《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主因：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经济研究信息》2006年2期;李颖：《我国消费率变化的特征及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