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南街村模式”为契入点,就文化、道德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开分析,认为南街村模式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并不具有推广到一般的价值,但其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高度重视作为一种方向为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拓展出一块可供探讨的领域。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应致力于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强化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感,重视文化生产力建设,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道德；南街村模式；市场经济

目前,文化传统、道德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那么如何利用文化、道德这种无形资本,使其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是当前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做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南街村模式”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同时我们也痛心地看到社会风气仍不尽如人意,贪污腐败案例时有发生、假冒伪劣产品还大量存在......。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道德风尚日渐滑坡的大环境中,南街村作为中原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村庄,不但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而且经济效益连年上升,年产值达到16亿元,率先成为中原大地上的红色亿元村!。为什么在自然条件并不比其他乡村优越的情况下,南街村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通过对南街村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崇高的信仰、共同的伦理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南街村最大的特色,也是其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也许在无形之中,他们特殊的治村方略已经强调了文化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得以收到常人难以预料的神奇效果。

(一)南街村人的崇高信仰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精神动力。在道德调节中,信仰既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使道德有效的重要因素。由道德力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信仰同经济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南街村人有信仰,他们信仰毛泽东思想。南街村人正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基础上,确立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理想。信仰使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乐观精神、进取精神,能够沉着、勇敢面对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在信仰的激励之下,总是相信自己的理想必胜、原则必胜、伦理观念必胜,并且认为这种取胜最终将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南街人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明了精神动力、伦理观念和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二)企业文化中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创造了企业的高效率。有了共同的信仰,就形成了共同的伦理价值观,从而产生了共同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激励。南街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其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成员自身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激励,事实证明了这种道德约束和道德激励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是有效率的。此外,南街村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形成了南街村集团特有的企业文化,可以说,南街村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和在生产经营上的高效率无一不与其内部特有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经济学家们通过对各类企业的研究发现,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效能最高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同伦理价值观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内部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了社团成员互相信任的基础。南街村人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在企业集团内部产生了高度的信任感,从而使南街村的企业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在一个企业内部,个人固然可以采取行动去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但团体却无法单纯依靠个人行动的积累去增进团体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基础是成员普遍具有美好情操,徒有成员一己的美德并没有用。企业内部高度的责任感,正是南街村企业的独特之处,也是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在南街村企业内部,共同的伦理价值观除了产生出高度信任感外,还创造了另一宝贵的无形资产――企业员工的高度责任感。在一个企业内部,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形成,除了同每一个成员进入企业以前就已具备的素质有关外,主要依靠的是企业对成员进行的教育和企业文化环境对成员的影响,道德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和政府。南街村的员工正是有了高度责任感做基础,才形成了企业内部的高信任度和外部市场中的良好信用。也正是基于这两点优势,南街村企业集团才得以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条件下,创造出超常规的经济效率。

(三)公共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相容调动起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在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也就是说,人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我们并不否认人的本性中对物质利益的渴望与追求,但我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动力完全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他的利益要比单纯的物质利益广泛得多,在任何一级收入水平上,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利益以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个人会较多地从利益以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他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一大部分也可能由此而来。这里的非利益因素,笔者认为主要就是道德激励。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既以个人利益为目标,同时也有实现公共目标的愿望。在个人利益与公共目标之间不需要做出二者只能择一的情况下,对个人来说,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公共目标的实现是可以相容的。道德的自我激励既有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个人利益目标的实现。一个人在不违背公共利益与公共目标的条件下争取实现个人利益,以及他在个人利益与公共目标发生冲突时选择公共目标而放弃个人利益,都有可能受到道德激励的影响。这表明了道德激励与个人利益动机是可相容的:二者的相容表现为认定的公共目标中包含了个人利益。南街村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南街村通过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方式,实现了公共目标对个人利益的包含。因为工资的变动幅度是很小的,所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主要依靠福利的提高。这样,每个人在为集体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是在为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激励与个人利益的动机也是一致的,个人一方面受到敬业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激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利益目标,所以都会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由此可见,在南街村与众不同的分配方式下,由于集体福利的实施,实现了公共目标与个人利益的相容,调动了生产者持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南街村模式”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南街村在过去和当前经济发展中具备其特有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南街村模式”自身的某些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成为其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家族式管理是南街村经济发展的桎梏相对于南街村以外的社会来说,整个南街村就是一个大家族,南街村企业集团就是一个家族企业,其管理明显带有家族式倾向。实际上,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中,所有经济体一开始都源自于家族企业,家族不但拥有企业,也掌握着管理大权。对外,家族表现得像是坚实的统一战线；对内,若有任何纷争总是由创办人拿出威严来摆平(这一点恰好与南街村“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相吻合)。家族式管理在企业创建之初是有效率的,血亲关系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而家长式权威则有利于规范企业成员的经济行为,从而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南街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宏斌扮演的就是创业者和强势大家长的角色,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创业者的带领下,在整个“南街村家族”的艰苦奋斗下,南街村企业集团才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然而,经济发展史证明,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家族式管理对于刺激经济成长就不再扮演正面角色,它将会阻碍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例如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一些较成熟的经济体,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其中尤以香港最为突出。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规模都比较小,原因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拥有、家族经营的。然而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所特有,几乎所有的西方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只是后来才递嬗为公司结构。为什么西方的家族企业能够如此轻松的蜕变成不讲血亲关系的大型科层化公司结构,而在华人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组织却寥寥无几呢？原因只能归结到一点上􀀁􀀁􀀁文化背景的差异。

华人社会的文化主体就是儒教文化,而儒教文化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家族主义,儒家主张通过教育和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其他形态的社会联结则相对松散。在千百年来儒教思想的熏陶下,华人的家庭结构较之其他民族更为坚实,凝聚力更强,而同时也造成了非血亲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相对薄弱,只要出了家族的圈子,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就变得相当低。所以在华人社会中,企业多半不愿为公司引进专业经理人。正是这个缘故,造成了华人企业倾向由家族拥有和管理,所以在规模上也显得比较小,因为大型组织需要的是不讲血亲的公司结构。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会成为公司制度化的障碍,华人家族企业的业主不让专业经理人担任管理重任,宁愿勉强让公司分裂成几个规模更小的新公司,甚或完全瓦解,再加上华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子嗣平分家产制度,就更使得华人企业难以上规模了。而企业规模小带来的另一项后果,就是华人企业欠缺有实力的品牌。由此可见,文化因素是造成华人的家族企业难以上规模、创品牌,并演变成现代化管理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因素对于一个社会拥有什么样的企业模式,开创什么样的工商经济,甚至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市场机制日益健全的外部环境中,在南街村企业集团今天的既定规模下,家族式管理显然已经成为阻碍南街村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如何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速度,减小文化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南街村集团顺利完成由“人治”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演变,将是南街村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终将瓦解

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客观经济环境的作用,使得南街村创造出了一种“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所谓“外圆内方”,其实质就是两个道德标准的问题,一个是对内道德标准,一个是对外道德标准。南街村用不同的标准来规范成员的行为。其实在大多数群体的内部,往往都存在双重的道德标准,但历史的经验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双重道德标准之间的界限最终将会消除。对内道德标准和对外道德标准之间界限的消除,同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对外开放程度有直接关系。社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双重的道德标准就越容易合二为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与中国经济整体的改革思路相比,“南街村模式”具有逆潮流而动的独特性,这就造成其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南街村内部,两种道德标准的区分是清晰的。同一种行为,在对内时被认为是违背道德标准的,而对外交往时则被看成是可以容许的行为,例如请客、送礼、走后门,在跑对外业务时该吃就吃、该送就送,只要有利于集团公司的发展就是合理的。而在集团公司内部,这种请客送礼的行为绝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一经发现,严加查处。多年以来,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区别,因此不去考虑这里所存在的矛盾或不一致会对社会风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双重的道德标准就是一种道德的扭曲,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双重的道德标准最终将会消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健全,随着南街村封闭性的消除,“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也终将会瓦解,而它的瓦解恰恰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南街村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南街村在经济发展中创造的业绩可以说是奇迹,而任何奇迹的产生都有其内在规律的作用。我们重新审视南街村,就会发现它的经济政策的市场属性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它有一个文化道德状况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内部环境,这才是南街村发展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南街村模式具有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它作为一种经济模式虽然不具有推广到一般的价值,但它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高度重视作为一种启迪、一种方向,为中国未来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拓展出一块可供探讨的领域。

(一)摒弃旧的伦理纲常,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

文化道德问题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也曾很长时间高谈阔论,并以礼仪之邦自居。但近代以来,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却呈现下滑的趋势。追究原因,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积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理解上的偏颇所致。结合南街村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道德力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极为重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现状面临重整任务。市场经济强调以诚实信用、平等竞争等道德观念组合在一起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市场经济建立的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经济形态的全新的道德结构。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多的工作有待完成,要通过教育学习及各种宣传活动,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升道德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使人们明白市场经济仍然需要道德,经济信用和职业道德对社会有巨大作用,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会极大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在全社会树立维护市场道德秩序的风气,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二)消除腐败,强化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感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下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腐败还有所顾忌的话,进入市场经济后中国的腐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为世人所瞠目。中国在体制转轨阶段形成的原始积累浪潮给贪污腐败者造就了谋取暴利的温床,他们轻而易举地将国家资产化为私有,官员的腐败直接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为谋取个人利益他们会利用手中权力大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使经济伦理混乱不堪。控制了大量财富的政治权力必然演变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权力,这样,市场规律必然会遭受根本性破坏,国家经济亦会遭到严重打击。

我们必须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完善监督机制等手段,给予腐败分子以最严厉的打击和惩罚。另外教育其他政府官员,培养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高他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贪污腐败行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极大危害,进而在全社会树立起适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新的经济伦理。

(三)重视文化生产力,消除目前市场道德秩序

混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来讲,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虽然我们提出了“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某些经济学家的想当然,依据所谓“哈罗德―杜马模型”,得出了要达到社会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自始遵循渐进式改革途径,起始的速度缓慢皆缘于指导理论的模糊,而当中国一旦选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方向,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满足于数字增长的政府部门就接受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对社会公正及道德伦理完全忽视。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归功于体制创新带来的原始动力,归功于新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但速度并不代表发展质量,中国在一路高歌的背后,遗留下来的是对社会公正忽视产生的伦理道德低下的问题,这必然以反作用力的方式阻碍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