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场（cháng）[①]在皖北农耕文化中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领域。传统上，它是农民夏收与秋收的集散地。这种麦场集散地式的角色，承载着皖北农村生活生产与交往的图示。这种图示有着它本身存在的运作逻辑。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讲，麦场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与符号，这种文化的象征与符号往往更多的是通过场内的劳动工具变迁、劳动人员的行为互动以及人与工具之间的互动等等多种形式表象出来的。在皖北的岳东村与于店村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十五不蒸，扬场没风”。所以，麦场在皖北农村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由于麦场在夏收与秋收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这种角色与地位，也注定了麦场会对皖北农村生产生活及其习俗发生作用。然而在笔者调查期间，却发现传统的麦场的功能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所代表的时代与文化正在慢慢的消失。本文以对岳东村与于店村的调查为切入点，通过对皖北两村的麦场在80年代至今的变迁的描述与分析，欲对皖北场变迁背后涉及的文化与权威进行解构。 一、自然农耕时期：麦场对村庄文化与权威的传承（一）自然农耕时期的基本特征80-90年代中期，由于小型机械尚未普及，夏收与秋收基本上是靠人力与畜力的配合。这种人与畜的配合方式是几千年中华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这里，自然农耕时期有两个特征：一是上面提到的人力与畜力的结合；二是以家庭或者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生产，应该说是传统农耕向现代农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怪胎。它是完全依靠对领袖的个人权威崇拜、强势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支配，农户被动或者收迫参与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怀胎最终无法适应农业生产与生活的，所以运行到后期出现了凤阳小岗的“分下去”与“大包干”。可以说，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生产与生活模式，并不具有太多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最多只能作为一段历史被我们所回忆。因为它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则。集体化时期的麦场，由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力重建，往往表现出的是以生产小队集体行动的劳动方式进行。全小队，甚至是全队的人在麦场上一起生产与劳作。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农村麦场的合作形式，可以以“生产小队”为分析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皖北推行以后，农村复归到传统的小农生产与生活模式[②]。在生产上，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向以“大家庭―小家族”为单位的劳动合作模式过渡。为什么没有出现由“生产小队”向与小农生产与生活相适应的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与生活模式过渡呢？这主要基于当时农村生产与生活风险的考虑。一是由集体化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渡，虽然带给了农户生产与生活上的积极性，但是单个农户并没有顺利完成农业生产的信心；二是长期以来集体化时期集体劳动的惯性影响与家族意识的融合弥补了这种信心上的不足；三是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水平，尚未发展到可以使单个家庭具有顺利完成农业生产的能力。所以这一时期，皖北农村生产，尤其是麦场上的劳作过程体现出的是一种“大家庭―小家族”为单位的劳动合作方式。其劳动场景为传统农耕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图示。无论在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生产时间与生产观念都是如此。（二）大家庭―小家族由于缺少足够的机械以迅速的完成夏收与秋收，单个家庭的农业生产的风险存在，所以自然农耕时期，麦场内的合作以“大家庭―小家族”的方式出现。关于“大家庭―小家族”麦场劳动的合作方式，笔者结合于店村门南陈庄的实例进行说明，如图一（略）。     兄弟家庭之间的劳动合作即为大家庭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形式是最为常见的。在父辈家庭之间的劳动合作即为小家族式的合作，如图一中父亲、大叔与堂叔各自子女家庭间的劳动合作。这种大家庭―小家族（以下简称“庭族”）的劳动合作，往往需要一个当家人，进行统一的指挥与协调。这个当家人往往在庭族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如爷爷、父辈或者长兄。他们往往决定着先收谁的、如何收以及如何安排人力。当然，这种父兄在收获中的权威，并没有受到来自家族内家庭部成员的抵制，而是默许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风险意识外，这种默许的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家族之间的攀比心态。在皖北，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攀比与无形的对抗在此阶段是比较明显的，它往往决定着家族成员内部的团结与合作，这样才能显现出本家族的实力与颜面。否则，整个家族在本庄内是抬不起头，没地位的。应该说早期的场是一个训练场，一个训练家族权威的训练场。（三）农具的流动――麦场内村民之间互助的媒介虽然这一时期存在着家族之间的攀比与无形的斗争，但这些往往是意识领域潜在，而非像南方宗族那么明显。在皖北，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庄内，并不是到处充满敌意的，这种潜在的家族意识，主要表现在重大事件人情往来上，如婚丧嫁娶等等上较为明显。虽然家族意识在麦场上劳作过程体现的较为明显，但并不是麦场内唯一的合作形式。在庭族合作之外，自然庄内的合作与交流在麦场上则体现在农具的流动上。这些农具包括扫把、木叉、石磙、木锨、耙子等等。农具的流动方向与流动频率往往体现出村庄的内聚力与集体行动的潜力。这一时期的农具流动多为传统意义上的农具，不存在成本视差。所以农具的流动比较频繁。同时，这种农具的流动往往又与农户间麦场的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远，流动的频率就越少。夏收与秋收，是农村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间，而麦场又是农村此阶段最为忙碌的场域。每个家庭或者小家族都是在此争分夺秒的进行抢收。而能否顺利完成夏收与秋收，除与人有关外，也与农具的数量与种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农具在农村收获时节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的实现往往表现在对农具使用上的长时间的独占。而农具的流动则削弱了这种独占性，进而会影响到收获的进程。那么这样一来，农具的流动并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它的背后往往代表的是一种人情流动。所以，在麦场上，农具的流动庭族外人情的流动方式。故而，麦场在此时又具有塑造人情，培育自然庄内合作的潜在效应。 二、小型机耕时期――麦场文化与权威的转变伴随着90年代中期小型机械在农村的推广，单个家庭独立而迅速的完成夏收与秋收成为可能。小型机械的推广意味着现代化机械化，意味着传统农村农业生产方式面临淘汰。自然农耕时期，麦场上的架车子、石磙、黄牛等逐渐减少或者消失。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纪伊始，笔者将此阶段的皖北农村称之为小型机耕时期。（一）小型农机・麦场・村庄权威小型农机在皖北农户中的出现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其出现之初。在于店村，农用机械的出现是以家族为基本单元的。一般是兄弟几个共同拥有一台机械。在农忙时，整个庭族以麦场为活动区域、以农机为中心共同劳作，相互协作，这时农机往往强化着庭族内部的合作意识，维持着庭族内部的权威关系。体现在皖北的自然农耕时期，庭族权威关系的树立往往只是一种基于价值上的利益妥协，是大家庭之间及大家庭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主要是受传统观念延续的影响，是一种传统上的路径依赖。而农机的初现往往将这种观念上的利益转化为实质上的利益，农机往往具有“图腾”的作用，起到凝聚大家庭内部家庭成员的效果。然而农具本身是现代化的实物符号，传播的是一种现代化与市场化的价值信息。这种现代化下的价值往往又与传统相抵触，所以随着农机具的增多，现代化与市场信息与价值的逐渐凝聚，农机具就成为了剥蚀传统农业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工具了。虽然农机具的初现有利于庭族权威的加强，但是农机的出现弱化了场原本存在的集体合作意识。在农耕时期，由于生产工具雷同且价值成本相近，这使得生产工具的相对成本较低。从而生产工具可以在村内流动。然而农机的出现，在初期是稀罕物，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其操作技术上的要求；二是农机在价值成本上过高，这往往激发农民自私狭隘的意识，不情愿甚至拒绝将农机借用家族之外的家庭使用。这样一方面限制了场上合作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村庄内部潜在的矛盾与人际关系的紧张。二是农机的推广阶段。农机的家庭化使单个家庭夏收与秋收的单独行动具有了可能性。这一时期，麦场上的劳作单位变成了家庭，家族之间的强合作意识弱化了，但是合作意识依然存在。虽然此时家庭强合作意识弱化，但是农机的普及，使农具的相对价值降低，这样农机具具有了村庄内部流动的可能性了。在岳东村与于店村，这一时期除了农具的流动频繁，而且农机也时不时的在村庄内部作为一般的物品而被借用，形成流动。通过这种流动，强化了麦场内部的关系网。这一时期，农机的推广一方面分解了传统的家族观念，使庭族式的合作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另一个方面，农机具的场内流动又使人情往来得以维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讲，它有利于村庄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农机使得单个家庭独立完成农耕成为可能。市场化与传统小农意识的融合往往又促使了村内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独立，尤其是经济与生产生活上的独立，这样又弱化了场外村庄内的合作潜力。从而，小型农机在麦场内与麦场外的作用是一种“合作悖论”，这种悖论最终通过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出现得以解决。（二）麦场文化的式微如果从于店村与岳东村夏收与秋收前后来看，麦场没有什么变化，坚实的麦垛、宽阔平坦的麦场等等。但是任何文化都是相应符号的集合体，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体系。传统上，麦场的符号体系是由收获后的场上实物与夏收与秋收过程中麦场上的实物共同构成的。前者如麦垛、空旷的场、场上的野草等等；后者包括场上劳动的人、运作的机械、牲畜、农具、以及人的语言和行为等等，具体表现在村庄内村民、黄牛、石磙、木叉、铁叉、扫把、耙子、架子车等等。传统麦场文化的式微在此阶段主要表现在麦场运行过程中相应工具的衰落与消失，如黄牛、石磙、架子车等等。这些代表传统麦场文化的实物符号的衰落，也并不能说它是一件坏事。这种衰落是现代化渗透到传统农村的必然结果。然而，在这种传统文化式微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公共生活空间的缩短。这种公共空间往往又具有弥合现代性市场化所带来的农村家庭离心力的倾向。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场的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场上的事物与环境，及其本身的活跃期。小型机械的推广，缩短了夏收与秋收的时间，这意味着场发挥作用的时间的减少，同时意味着场的影响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权威的示弱。新事物所带来的新文化，必然会促使农民意识的变化。家族内部的联合意识开始淡化，家族内家庭的独立意识开始增强。攀比开始由潜在的家族之间的实力攀比向单个家庭实力攀比过渡。 三、联合时期――麦场的没落所谓的联合时期，是指大型联合收割机与农用机械在农村的大量出现及其普及时期，在皖北大约开始于2004年左右。当这种普及不是像小型农用机械的家庭化，而是指其使用上的普及，而非拥有上的普及。在联合时期，场的基本功能已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只保留了晒粮与堆放农作物秸秆的功能。在于店村与岳东村，很多场被开垦为耕地种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以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收益。同时，在于店村许多的场还被开为宅基地，在场上盖新房。在岳东村有些自然庄，场开始由定点定片变成了分散的临时性的场，它们多位于田地的地头。这一时期场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统上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场由传统上的功能开始向半场半耕地的功能转变。现在的场，打场、挑场、推场等许多功能随着大型联合机械的应用已经消失。这些功能的丧失为新的功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出现了在场闲置时种植蚕豆、芝麻、绿豆等作物，有的农户还在场旁开起了菜园。事实上无论是麦场传统功能的丧失，还是新的的功能的出现，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货币支出压力驱使的。进入21世纪以后，皖北农村受市场经济的渗透快速进入社会化小农阶段，即农村一切逐利活动的出现都是受制于货币支出压力。一方面货币支出压力，导致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货币来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意味着农业精耕细作时代的萎缩，同时带来的是一切农业生产的简单化、简单效率化，以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劳动力缺位。所以这一时期的联合收割机很顺利的进入了农民的视野。原本像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一书中分析小农行为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农简直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公司’的投资者，他们的行动选择，完全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出的”[③]的认识被打破，农民顾虑更多的是如何从土地外部获取更多的货币收入，即使这种获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联合收割机使得传统上的打场、挑场、推场等一系列的麦场收获程序省略了。以单一的机器运转代替了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程。这种替代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对于皖北这样一个缺乏合作精神训练的农村来说，这种替代背后隐藏的更多的是社会关系的消弭，如家庭之间的合作、农具流动促使的村庄与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麦场作为一种活动场景所留给村民的一种精神寄托与支持等等。事实上，如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其本质应该归因于科技对于社会与人性的替代。所以，联合收割机所带来的麦场基本功能的消失，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变迁，就像施特劳斯分析古典文本所认为的那样，现实文本的背后，往往有着人们不易看清的隐藏文本。麦场新功能的出现，同样是受制于农村社会化过程中货币支出压力的影响，而将旧功能丧失的场开辟成田地、菜园，以期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化伴随着的货币支出压力，还是由此造成的麦场的基本功能的丧失，其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市场的“调戏”。市场将利益的考虑等相关的价值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村庄符号，如广告、商品、农民工等等渗透到农村。然而由于农民自身的的小农意识与文化素养的缺失与不足，往往将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在农村生产生活的逻辑中演变成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农民不会考虑精确的收入与成本、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往往过多的忽略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将货币或者现金的最终获取作为其目标。于是市场去诱导农民去购买、去获得货币，而货币的获得往往又跟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市场所抛给农民的购买能力，最终造成了货币压力的逐渐膨胀。其二，农耕时期的许多打场、翻场、堆垛等等热闹的场面消失了。同时堆垛虽然存在，但也失去了传统上的专业性。甚至许多秸秆在地里就直接焚烧了。垛，是村庄燃料的主要来源。对于垛的忽视及其对麦秸的随意焚烧，间接的说明了村庄燃料结构的变化。村庄燃料在自然农耕时期以秸秆和树枝为主，树枝主要来源于庄内的小树林飘落下的枯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观念与价值的渗入，传统的庄内小树林消失了。在机耕时期村庄燃料主要为“秸秆+煤炭”。而煤炭是冬季的主要燃料。到联合时期燃料结构则变味“秸秆+煤气”，以后可能发展到直接用气而淘汰秸秆。具体变迁如图二。
这种燃料结构的变化，最终将使麦场仅剩下的作为农村燃料集中地的功能也消失了。麦垛的有无关系到麦场的存在与否。因为作为燃料集中的垛的存在周期是以年为单位的，为了保证燃料的供给，麦场往往作为燃料的供应地而长期存在。但是，燃料结构由麦秸到气的转变，将使麦场只剩下晒粮这一可有可无的功能。因为晒粮可以在任何空地上完成。于是，麦场由定点定片变成了因农忙时所用的临时性的流动的场。这样场的传统性消失了。而这种传统性往往包含着村庄文化、村庄生活及其社会关系结构等等在场上的影印。现在的岳东村，农闲的时候，基本上无法发现场的存在。只有在农忙的时候，在地头发现临时性的场。其三，场上的劳作开始趋向于单个家庭的简单工序。在传统自然农耕时期，场内劳作是庭族式的，到小型机耕时期，由于机械的推广，减少了夏收与秋收的劳动强度，简化了打场的过程，场上的劳动变成了单个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劳动。到了联合时期，由于受货币支出压力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联合收割机的出现，使得夏收场上的劳作单元变为了单个家庭的单个成员，即只需家庭部分成员，依靠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夏收。这一时期的一个怪现象是大家庭观念的复归，主要表现为一个大家庭的内部成员，依靠机械可以完成整个大家庭内的所有收割任务。这样，麦场上的劳动单元经历了如图三所示的四个阶段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劳作单元在麦场上的时代变迁过程，突出的反映出，集体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分散与淡化。在联合时期，连麦场内的家庭内部的合作过程都消失了。家族权威的没落、家庭内家长权威的没落，都是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无怪乎，80后90后的农村年轻人比较叛逆，实际上与农村这种家长式权威的没落不无关系。
虽然表面上看来联合时期，庭族观念有所复归，但这只是壳。实际上大家庭与小家族内部的血缘意识在市场化货币化的压力下，正逐渐的转向人情意识。只是这种人情意识背后，有着血缘的支撑。所以联合时期麦场的没落标志着皖北村庄内仅剩下的原始合作训练场的最终消失。唯一留下的作为积累村庄社会资本的“工具”只剩下了“人情”。这种人情又在逐渐的倾向于“金钱化”的“礼物流动”。总的来说，联合时期的场由聚合走向了分散，甚至消失。这一转变意味着皖北麦场在村庄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及其角色的消失，意味着村庄内部生产生活及其关系结构的转变。场作为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文化与时代即将终结，而它的终结同样意味着场作为皖北村庄内部培养家族权威关系与村庄合作意识的社会训练场的终结。 四、从场变迁中延伸出来的思考（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组织悖论皖北的场从农耕时期到联合时期的变迁过程，可以说明的是传统文化在面对激烈的社会变迁时所反映出来的脆弱。以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为例，在机耕时期到来之前，农村的发展是缓慢且稳定的。这种缓慢从农具的演变中是可以明显发现的。如90年代的木犁，与秦汉时期的木犁，没有很大的差别，黄牛拉犁的情境一直是这种稳定文化的象征。然而，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传统的农耕文化几乎没有任何反击之力，唯一就是等待时间宣布其最后时刻的来临。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农耕文化中演化出来的。传统农业的式微意味着什么？传统文化面临激烈的社会变迁又将走向何方？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能够更好的衔接，以至于减少社会变迁来的剧烈的社会震荡？这些问题一直是个疑问。以皖北农村麦场变为例，场的消失意味着农村一个文化与权威的训练场的结束。伴随着麦场的使命在农村的终结，现代农村又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缺口呢？组织，对，是组织。通过村庄组织来缓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缓和社会变迁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对于大多数受市场化、社会化与现代化冲击的农村来说，往往驱动着农民向现代人转变，这种转变似乎使组织在农村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而无法生存，这样在农村生活中又存在着明显的“组织悖论”。变迁意味着一种文化与权威时代的消失，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为农村新旧文化与权威造好它们的“房子”。（二）麦场的衰落――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小型机耕时期，麦场是唯一保留下来的具有村庄原始特色且村庄村民共同活动的场域。在这一场域内，麦场通过人、农具、劳动之间的互动与消化，同构着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然而新型农具及其机械的进入，市场化的渗透却将这种社会资本进行了解构。实际上，这种解构本质上是现代化造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皖北农村出现了生存小农的回归，同马克思所描述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④]的场景极为相似。这一时期，麦场中的劳动场景与作为燃料的麦垛正是这种极具小农生活与生产的写照。然而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种小农的复归，开始了皖北农村的社会化，也可以说是市场化。市场经济中的逐利、自私的本性正好迎合了小农的狭隘意识与短视，使传统小农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改造。一种以货币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家庭之间的竞争意识悄然而至，最终导致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潜在隔阂与孤立。农村这种共同体式的熟人社会开始向原子化的半熟人社会过渡。本质上，这是现代社会中的小农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在破坏甚至改造农村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上，麦场作为一种文化与权威的训练场的式微，并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就像农村环境的恶化、村庄治安的混乱及文化与传统的衰落，都是农村在面临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当国家将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农村与农民拉入到村庄以外，将市场、科技、文字、法律、政治等等渗透到农村以后，这种自给自足状态下的生产与生活及其交往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在牺牲村庄内生性资源的基础上，接受国家与市场的所赋予的乡村重建。本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移植，它是一种“打破――重建――再打破――再重建”的过程。   参考文献：[1]李培林等：《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2]刘金海：《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3]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