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廖晓明，男，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婷，女，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邱俊柯，男，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廉政治理机制创新研究”（YC2020-B011）。
本文原刊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农民合作社是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有效载体，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乱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江西省3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深入调研，分别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3个社会资本因素的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样态特征及其对合作行为和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和传播信息资源的关键渠道；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持续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引导和约束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健全制度规范，提高信任水平以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助推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合作社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而农民合作社是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与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切入点。提升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质量及水平，是当前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和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为当前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和发展机遇。基于农民合作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显著作用，党和政府对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学者们也从不同视域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还是一所培养农民合作精神、激发农民合作意识及提升农民自身能力的“农民学校”，然而，当下在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的情境下，依然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乱象。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合作化松散、成员“搭便车”行为、“空壳化”、盈利能力不足、农民“合而不作”等严重制约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中国农村，农民的行为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网络结构，深受亲缘血缘关系、乡村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看来，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嵌入性，其运行和发展受乡村社会结构特征的影响，因此，需要拓宽更广泛的关系网络来汲取合作社发展的各种资源，以激发农民内生的合作意愿和动力，促进农民全要素全过程参与合作社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而这种与外部的联系、内部的共同信念和凝聚力，就是合作社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学界普遍认同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成员满意度及组织认同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政策语境下，学者们大多聚焦于社会资本在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对集体行动困境的治理，这对新时代背景下农民合作社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何从前期对农民合作意愿及行为选择的干预和培育、进而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合作行为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鉴于此，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及多案例研究，分析案例合作社中的现实样态，试图阐释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范及信任这三个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对合作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更好培育农民合作意识、激发农民合作意愿，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发挥其在合作社中的主体作用。
二、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与行动者自身关系网络密切相关”，丰富且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外部沟通和内部动员能力的提升。从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维度来看，合作社需要通过汲取政府政策、招商引资、获取信息等外部资本，并通过整合乡村特色资源等内部社会资本来推动农民合作社产业结构再生和重组，促进合作社良性发展；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村规民约、道德规范、信任及价值认同等内部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的发展有着正式制度无法替代的影响，但促进合作社发展的资本仅依托乡村的内源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嵌入外部的多元因素。从结构性资本与认知性资本的维度来看，作为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信任关系、共同规范、对目标的认同的共同作用能够促进合作社的发展。无论从哪种视角，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及关系网络、规范、信任、价值认同等因素，正如Putnam所言，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组织成员协调行动或合作行为以实现组织共同目标的组织特征，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
通过研究发现，农民的全过程全要素合作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资本在激励农民合作、约束农民行为以及助推合作社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依据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范及信任三个维度，分析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及合作社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图1）。
（一）社会资本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关键要素
1.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合作社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联系互动形成了合作社内外部的关系网络，为资源共享、信息传递、风险化解、社会规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合作社通过与政府、企业、高校等组织或部门的沟通形成的外部关系网络，为合作社汲取更多的稀缺资源，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认知，增强其利用资源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行为意识，社员基于对合作社的认知和认同感做出行为决策。合作社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政策信息、技术经验等资源的传播和共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合作社内部集体行动的参与度。因此，合作社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社员的合作意愿和行为决策。
2.制度规范
合作社的制度规范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规范。正式制度是指关于合作社管理和运行的正式制度，如合作社的规章制度、生产销售制度、财务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奖惩制度、监督考核制度、技术培训制度等。制度规章的质量和执行效率越高，越能够提升社员对合作社规范性、公平性及依赖性的感知程度，进而提升其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增强合作意愿。非正式规范是指社员们在共同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和认知信念等乡规民约，通过声誉机制和从众心理对社员产生一种隐性的约束力。因此，合作社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同共治，能够激励和规范社员的行为，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的出现。
3.信任
合作社内部的信任，主要包括社员对合作社的整体信任及社员与理事长、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人际信任。健全有效的制度能够让社员感知合作社的公正、公平，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整体信任程度。社员对合作社及理事长的信任程度越高，则越能促进其对国家政策的响应，提高合作社集体行动的参与程度。已有研究指出，社员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有效避免其对其他“搭便车”行为的戒备，从而产生更多的互惠合作行为。因此，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素的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维持的基础。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获取其生存和发展所需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合作参与行为产生的前提和稳定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制约和规范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重要保障。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嵌互促的机制，即网络中形成的关系是信任产生的基础；制度规范是信任的维系；信任是拓宽网络边界和制度执行有效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质量越高，越能够激发社员的合作意愿，促进参与行动的产生，提高合作社的发展绩效。
（二）合作参与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
农业生产的关键是农民及其认同主体共同发挥作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合作社作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发挥其主体作用的组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农民全要素参与合作，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及管理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参与。有学者将合作社中社员的参与行为界定为社员在合作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本参与、业务参与和管理参与等。
作为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主体，农民的合作意愿和行为选择体现了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变化与现实需求。农民加入合作社并积极参与合作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民贫困，实现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促进合作社的良性发展。农民的合作能力及水平正向影响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意愿和行为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和支持力度、亲朋好友对合作社看法及理事长的声望等；合作社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民合作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农民合作社需要通过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激发农民内生的合作意愿，激励农民主动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进而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又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主体加入合作社并参与合作，在各类利益主体合作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从而形成一个内外联动的良性循环。
三、案例概况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具有多种不同地貌特征，农业产业类型多样，农民合作社实践样态及发展经验在中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课题组2020年7月至2021年8月深入江西省8县（市、区）28村进行实地调研，累计调研40个农民合作社。课题组通过与乡镇干部、合作社理事长、普通社员等结构与半结构访谈，走访生产基地、产业园、领办公司、农户了解真实情况，再结合从政府部门、相关网站获取的信息数据对调研情况进行印证，增加本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访谈提纲主要包括：（1）合作社基本情况；（2）合作社社会关系网络情况；（3）合作社制度规范的建立与执行情况；（4）合作社内部的信任情况。
本研究重点选取了3个能够显著代表江西省3类合作社特征的典型样本，对当下主要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现状特征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社会资本各要素对合作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而探索如何通过培育高质量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员的合作意识，促进社员积极的合作行为。
案例1：L茶叶合作社。其成立于2008年12月11日，主营业务是茶叶种植、成品加工、销售等。经过两次变更之后，合作社现有注册资金106万元，成员196名，其中农民社员占99%。合作社成立之初，农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合作社内部组织结构松散，社员合作意愿和积极性都不高。为了破解这个僵局，合作社在乡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了合作社党委，发挥党员带动作用，以党建凝聚人心，社员规模由最初的35户逐渐扩大到196户。合作社在党委的引领下，拓展了合作社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2015年，合作社通过与县城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电商产业联合体合作，保障了技术资源和销售市场的供给，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空前增强。另外，合作社还建立了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盈余返还制度及生产销售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利益，避免了社员之间、社员与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社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了一种主动分享种植经验、相互监督相互学习的良好氛围。现阶段，在合作社的帮助下，农户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传统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换，形成了茶叶产、加、销等环节的有机衔接。2021年底，合作社资产总额达到688.49万元，经营收入2070.64万元，社员人均年收入达到4.5万元。在L合作社中，社员的参与程度很高，不仅每户社员都种植茶叶，而且80%的社员都认购了合作社股份，并能够积极参与合作社组织的各项活动。
案例2：T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其成立于2012年12月11日，注册资金595万元，成员103名，其中农民83名，占合作社总成员的80%。合作社法人JLQ曾是南沙卫士，中共党员，作为新型职业农民，JLQ从事稻米安全种植研究已有2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耕作工艺。合作社经营的产品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审定合格，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同时产品经相关有限公司检测符合绿色食品稻米的要求，并获得绿色食品证书。自2015年大米投放市场后，在政府的宣传推广下，T合作社积极参加各类展销会，农产品得到了大众的喜爱，目前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品牌效应初显成效。JLQ在带领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耕种技术传授给周边的农民，并经常举办栽培技术及防害虫培训。合作社不但带领本社成员增收，还带动了周边农村农业发展。合作社目前通过订单农业实现了小额盈利，但需要注意的是，T合作社在管理制度和生产监督制度方面还存在空白区，合作社对外联系和技术培训主要依赖合作社理事长的人脉和经验，对外联系渠道比较单一，社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频率也不高，各自种自家的地，对合作社的管理参与度不高。
案例3：Y禽类专业合作社。其成立于2007年8月，以禽类养殖、饲料种植、禽蛋加工为主营业务，主营产品为熟食咸鸭蛋、松花皮蛋、蛋黄、板鸭等。合作社成员158名，总资产3682.8万元。合作社以社员为基础，紧密依托省级龙头企业——Y有限公司，实行“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合作社在管理上采取与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经营上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在功能定位上分工协作。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由公司“统一购买苗种、统一提供饲料、统一进行防疫、统一销售”。合作社生产的鲜蛋产品全部由公司统一收购。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合作社成员的鲜蛋价格随行就市；在市场行情低迷时，公司以每斤高于市场1元钱的价格收购。这种销售制度既确保合作社产品有销路，又使公司生产加工原料有保障，合作社和公司都能进行规模化生产，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合作社成员的利益，调动了合作社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合作社日常的管理、销售和技术指导都依附于Y有限公司，合作社社员仅在业务方面参与，甚至还有部分核心成员是公司的员工。合作社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依靠公司的关系网络，而合作社内部制度规章的执行力度不够，社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多，导致合作社内部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
四、案例分析
通过对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分析框架，将社会资本对社员合作参与行为及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作为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江西省3家典型合作社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案例合作社虽然都根植于相似的中国传统乡村场域，但因其自身资源禀赋不同，样本社会资本存量及样态特征存在差异，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参与程度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合作社的分析，探索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之间的关系。
（一）合作社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差异
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资源和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渠道。从与外界的联系来看，合作社需要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金融部门等组织建立关系网络，争取各类政策扶持、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此外，合作社还需要强化合作社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增强合作社内部的凝聚力和信任程度，提高社员对合作的认同感，使其能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各项事务。然而，不同类型合作社因其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其社会关系网络存在差异，课题组通过设置“合作社（理事长）与政府部门或相关工作人员关系如何？”“合作社（理事长）与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组织关系如何？”“合作社与农产品批发商关系如何？”“您认为合作社（理事长）与科研院所、农业相关技术专家等关系如何？”等题项来了解合作社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情况，通过“社员与理事长之间的联系频率如何？”“社员与社员之间的联系频率如何？”等来了解合作社内部人际关系网络情况。
L合作社在乡党委的帮助下组建，成立的初衷是带领本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乡村振兴。合作社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并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合作社构建了较为广泛的对外关系网络。合作社理事长积极与村、乡、县等部门沟通交流，建立密切联系，以获取资金和项目方面的政策资源。另外，合作社与当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电商产业联合体关系密切，借助这一关系网络，合作社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和资源，对接更多的商家，有利于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合作社成员基本来自同一个村域的农民，有着较为融洽的人际关系，使得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传播及共享较为便捷，成员之间的行为会彼此影响。L合作社的内外部关系网络都比较优质。Y合作社与政府、销售及技术等外部组织部门极少有直接的沟通联系，主要凭借公司的外部关系网络获得资源和信息，合作社与公司的关系是：合作社为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公司为合作社的产品进行包装后统一销售。这种运营模式使得合作社的收益与企业紧密联系。合作社成员大多只参与生产业务和公司统一的技术培训，合作社的管理和运营都依靠公司；社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集体行动力不强，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合作社内生能力的提升，而是靠公司“扶着走”，公司更像是合作社与外部沟通联系的桥梁。而在T合作社中，理事长JLQ是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地第四届人大代表，据其本人讲述，他与当地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经常“打交道”，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关系，能够及时获取相关的政策信息；但是技术和销售网络比较薄弱，技术主要依靠其本人的经验传授，销售网络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理事长本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外部关系网络较为单一，不利于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和持续发展。
（二）合作社制度规范效果差异
社员的行为不仅受合作社正式制度规章的制约，还深受内生于农村社会的村规民约、道德规范及认同感等非正式因素影响。不同合作社正式制度设计的质量及执行程度以及社员对非正式规范的认知都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对合作社社员的行为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课题组通过设置关于在“制度规章的制定及执行情况”“乡规民约的影响”“社员之间关系”等题项来了解上述3个案例中社员对其制度规范的感知情况。
L合作社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种植销售机制及技术培训制度，形成了茶叶产、加、销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另外还通过盈余返还制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合作社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赢得了农民的认可，经过两次变更，合作社由原来的35户增加到了目前的196户，由此可以看出当地农户对合作社认同感逐渐提升。另外合作社还在乡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以党建凝聚人心，发挥了党员的带头作用，使得社员之间相互帮扶，促进了互惠合作。在T合作社中，理事长是有着“二十年耕作经验”的种植大户，在合作社的组建、运行和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合作社理事长既是合作社管理的决策者又是生产经营的负责人。T合作社尚未建立详细规范的生产销售制度、技术培训制度及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另外，从合作社人员姓氏结构来看，社员80%与理事长是同一个姓氏，因此，社员的行为决策主要受理事长及亲朋邻里的影响。在该合作社中，影响社员行为的主要是合作社内部形成的共识和相互间的信任，村规民约和道德观念以及对“能人”理事长的信任等非正式规范因素。Y合作社在龙头企业带领下，采用的是公司的管理制度，并未针对合作社制定专门的制度规章，而村规民约在日常生产运营中的影响较小。然而，在该类型的合作社中，企业通常占据获取资源的优势地位，对合作社运行管理及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而农民的话语权较小，导致农民在合作社日常运行和决策中处于被动位置，从长远来看，这种仅依赖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利于合作社内生能力的提升。
（三）合作社信任水平差异
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维系的基础。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产生不同的信任水平，而完善的规章制度能够维系信任，促进合作的产生和延续。社会关系网络越宽泛，嵌入合作社的资源信息就越多，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则越强，从而促进社员产生更强的合作意愿；而内部人际关系越密切，社员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互惠合作行为越容易产生。课题组通过设置“您对合作社能带来增收的信任程度”“您对理事长的信任程度”“您对合作社其他社员的信任程度”等题项，了解3个合作社中社员的信任状态。
L合作社通过与政府、电商产业、加工企业等外部环境构建关系网络，保障了农民的收益，增强了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同时，合作社成立了党委，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成立绿色防控、科技发展、综合服务、技能培训等党小组，以党建凝聚人心，提升了社员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合作社的整体信任水平较高。而在T合作社中，理事长从事稻米安全种植研究已有20多年，有丰富的耕作技术，并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并在展销会上多次获金奖，因此，基于理事长本人在当地的声誉和威望，邻里乡亲很多都加入合作社，并积极参加合作社举办的各类种植技术和防虫培训，合作社不仅带领了本村农民致富，还带动了周边乡村农业的发展。因此，T合作社内部的信任程度是较高的。在Y合作社中，农户出于对企业市场销售网络及技术培训网络的依赖，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积极加入合作社。企业在资金、技术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暂时解决了小农户获取这些资源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作社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与现代化，然而农户与企业的信息资源差距过大，在和企业沟通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合作社自身发展容易偏离“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初心，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仅建立在公司能为其带来的利益上，对合作社的集体认同感较低。
（四）社员合作参与行为差异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行为意向是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的最好方式。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态度、行为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使得社员对合作社产生不同的认知态度；而制度规范的差异则在其行为选择层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是社员选择合作的前提，当农户认为加入合作社获得明显收益和优质服务时，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和积极性会更强，反之，加入合作社的行为意向会较弱。因此，社会资本存量及其特征的差异性导致了社员合作行为的不同。本文通过对社员不同程度“业务参与、资本参与及管理参与”来了解三家合作社中社员合作行为的差异性。
L合作社从成立之初发展至今，社员不仅积极参与茶叶种植，还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技术培训、综合服务、绿色防控等日常管理工作，L合作社社员合作参与程度是3个合作社中最高的。Y合作社依附于龙头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员的收益有一定保障，因此积极加入合作社进行禽类养殖的农户不少，但由于合作社依托龙头企业的管理模式，只有少部分核心社员能够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市场开发，因此，Y合作社中农民的参与程度也不太高，主要是业务参与。相较于前两个合作社，T合作社中，农民合作意愿和行为决策主要受理事长个人及周边亲朋好友的影响，而关于合作社的管理和运营则依赖于理事长，因此，从业务、资金及管理三个方面来看，T合作社社员较多参与种植业务，整体参与水平也不高。
合作社社会资本样态特征及合作参与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五、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在乡村熟人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对合作社及社员的影响往往比正式制度更为直接和深刻。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外的桥梁作用和对内的沟通作用。对外，通过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稀缺资源，降低信息获取和交易谈判的成本，为合作社注入新的血液；对内，通过激励和约束合作社成员的行为提升集体行动的意愿和动力，增强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合作动力
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自给自足其生存和发展中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部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对外部资源有着极大的依赖和需求。合作社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信息资源获取及信任关系建立的重要渠道。合作社的外部关系网络越广，嵌入网络结构中利益主体的异质性就越大，越能为合作社带来丰富多样的资源，提升其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而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越紧密，越能加快技术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促进互惠合作行为。农户选择组建或参与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和抵御瞬息万变的大市场带来的风险。当农户认为合作社能为其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信息，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提升自身收益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程度地参与合作组织的各项活动。因此，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嵌入资源信息的种类和数量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激发社员参与合作社的动力，对社员的合作意愿和行为决策产生影响。
案例中3家合作社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建构了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内外部关系网络。L与政府部门、金融组织、市场、企业及技术部门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L合作社无论是在政策、市场方面还是技术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外部关系网络，让农民认为加入合作社能够获得自身不能获取的更多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销路也有保障，因而积极加入合作社并参与合作社的各项活动。T合作社理事长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落实国家政策，与政府相关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合作社的管理、销售、技术资源多依赖于理事长个人的关系网络嵌入，网络规模较小。目前合作社能够实现订单农业，带领社员增收。因此，农民社员认为加入合作社可以获得理事长的技术和经验指导，销路也有保证，参与种植的积极性较高。Y合作社虽与政府、其他企业及技术部门有良好的关系网络，但这个关系网络是从属于企业的，合作社及其社员在这个网络结构中处于被动位置。在该合作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体现出来，社员基于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参与生产和技术培训，但在对接市场和整个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方面，社员的参与度非常低。综上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影响农民对合作社的认知和集体认同感，社员通过网络的广度和密度来判断合作社能否为其带来更多的收益及提高其抵御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并做出行为决策。
（二）制度规范制约合作行为
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不是独立于外部环境而自发形成的，其内在逻辑源于制度。制度不仅是一种激励或约束行为的机制，更是带有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准则。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反之则会限制组织的发展。在合作社中，制度规范是制约和规范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准则，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影响社员的意愿和行为。通过对正式制度如管理制度、生产销售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等的科学设计和有效执行，保障农民社员在合作社中的利益，提升其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激励其参与合作社的各项工作。而严格的监督考核制度和奖惩机制能够有效约束社员的行为，防止“搭便车”现象，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非正式规范主要指乡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准则等，通过乡规民约及他人的看法对社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隐性的约束力。总之，合作社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受到合作社制度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当成员的认知和态度与合作社的制度规范能够很好地兼容时，他们就会产生行为意愿，进而提升合作社的发展绩效。
L合作社建立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盈余返还制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合作社还有比较完善的日常管理和生产管理制度，如合作社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供苗、统一提供材料和统一收购”的“五个统一”制度，提高了生产水平，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使得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更高，社员的合作意愿和参与程度比较高。T合作社虽然也在办公地点张贴了各项管理制度，但在执行层面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且社员对制度规章的了解程度和执行程度也比较低。社员的行为更多依赖乡村社会的交往法则，受到乡规民约及“人情世故”等道德风俗方面的约束。理事长参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经常到田间与农民进行交流，这种平等的氛围容易提升农民的信任，但长远来看，不利于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Y合作社在管理上“与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依靠公司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使得合作社内部的管理结构较为松散，内生于农村的非正式规范对社员的影响不大，农民社员极少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决策。因此，从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宗旨来看，Y合作社有些偏离合作社的本质特征。从长远发展来看，合作社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平衡好农民、合作社及公司之间的关系，维护农民的利益，取得农民的信任才能推动农民全要素参与合作，保障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三）信任维系合作持续长久
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信任是一切行动的基础。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农民深受亲缘、血缘及地缘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同社会关系网络及制度规范产生不同的信任状态，而信任的稳定性和状态在很大程度直接影响合作社社员的合作意愿及参与行为。合作社内部的信任关系通过构建声誉机制来降低监督管理成本，形成合作社内部的约束，另外，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形成资源共享机制，提升技术传播和信息共享，有利于合作行为的产生和持续。因此，只有稳定的信任关系，才能够激发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引导互惠的集体行动，提高农民参与合作社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L合作社的信任水平是最高的，这主要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合作社以党建凝聚了人心。外部关系网络为合作社嵌入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为社员带来了更多的收益和发展；同时，合作社内部制定了完善的制度规章且在运营管理中严格执行，社员对合作社的整体满意度很高，这是社员参与合作行为的重要动力。T合作社中，社员基本都是来自同一个乡村的农民，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构建了稳定的人际关系。但是T合作社的关系网络中利益主体的同质性高，都是同一村域同一宗族的村民，虽然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技术共享，却不利于外部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多种资源的嵌入，有一定的排他性。而在Y合作社中，合作社的成员结构主要是企业成员和农户，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农户的生产和销售都依附于企业，社员、合作社及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合作社内部的信任水平是三个合作社中最低的，社员在合作社日常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强，集体行动比较困难。
综上而言，社会资本是促进合作产生、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合作社中，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获取其生产和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渠道；信任是合作产生和维系的前提；制度规范是合作社发展的保障。三个因素相互嵌入、共同作用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机制，促进合作社内部的集体行动及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因此，拓宽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合作社内部制度建设并提升执行效率，加强农民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联结，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扩大信任半径，增强信任的稳定性，是激励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促进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六、结论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本文构建“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多个合作社的实地调研与深入剖析，主要结论如下：（1）案例中的3家合作社是当下农民合作社较为普遍的3种类型，是基于外部的制度环境及自身资源禀赋的现实产物，不同类型合作社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缺点与经验教训可以相互参考借鉴。（2）依托党和政府构建了规模较大的外部关系网络的合作社，能够获得较多的政策资源，在短期内会推动合作社发展，但这也易导致合作社对政府力量嵌入产生依赖，在后续的发展中，要注意对合作社独立能力的培养，要从政府“嵌入式”帮扶转向民主“内生性”发展；依托龙头企业获得市场中的位置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合作社，与政府、高校、市场等相关组织相联结，实现了需求、优势互补，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警惕强势企业对农民农村利益的侵害；主要依赖理事长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合作社，其发展绩效往往取决于领办能人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个人的声望，需要嵌入多元的网络主体，汲取更多的稀缺资源。（3）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培育和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合作，拓宽获取更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合作社制度规范，提高执行效率，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塑造合作文化，培育农民的主体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充分尊重并保障农民的利益，如此才能促使合作社健康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多方参与主体在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亦带来诸多治理新挑战，其在利益协调分配过程中易产生博弈，会影响资本投入与使用效率，增加合作社内耗问题，阻碍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构建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嵌入与平衡各方利益的治理机制，促进外部资源嵌入与合作社内生要素的“协同耦合”与“相嵌互促”，实现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的匹配与衔接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索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所产生的作用机制。
编辑审定：陈越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