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博士生，中山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三农”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ZZ037）
本文原刊于《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年第3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同区域农村集体经济应具有差异化定位。依靠资本下乡或休闲旅游振兴乡村，不仅可能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风险。面临人地分离与资源下乡的契机，集体经济组织在充分发挥“统分结合”的体制优势、并积极进行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这种类型的集体经济通过集体化资源整合机制、公共化资源再分配机制以及民主化资源管理机制，克服了农地细碎化困境，有效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从而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增进了农民福祉，实现了村级有效治理。“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对当前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体经济定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集体经济；资源整合；再分配；民主管理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产生了多元利益诉求与基层社会矛盾，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序幕；而农业型地区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了人地分离与人财物外流，尤其是农业税费改革以来，农业型地区集体内生性资源获取能力大为削弱。由此，农村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80%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薄弱的问题，确立发展集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提出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其次，才是解决集体经济发达村的产权明晰问题。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学界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产权视角。主要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模糊困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具体措施等。其核心问题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股份制改革、如何规范集体资产监管、如何参与市场经营等。主要思路是通过股份制改革，以清产核资、股权量化、政经分离为主要内容，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然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向的是那些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的只占20%的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农村。在这种视角下，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经济发展有两种目标定位：一是为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情结而打造乡村休闲旅游场所；二是为城市过剩资本寻找投资机会而将农村的集体土地等资源进行资本化。从实践中看，乡村休闲旅游的同质性高，具有“三产泡沫化”风险；而资本下乡与民争利可能排斥中农、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方面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实践与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作用。在这种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为农村公共事务与村庄建设提供内生性资源的保障，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治理资源的积累过程、现实基础、运行机制及其功能定位等。从治理视角看集体经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即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合一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治理视角的集体经济研究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传统的延续，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置的初始目的在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等重大战略目标。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即生产大队）不仅具有发展经济的基本职能，还承担了民政、民兵、文教、治安等社会职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集体经济组织仍然保留了集体层次的经营，即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供给的功能。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是国家对乡村秩序与乡村发展描绘的一幅蓝图，其中壮大集体经济是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其中贵州塘约村成为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壮大集体经济的道路典范。然而，不同区域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对不同类型村庄而言，其村庄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其集体经济的功能又该如何定位？当前学界对集体经济的功能定位争论不一，只有科学地定位集体经济的目标，才能合理地找到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出路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本文拟基于对四川省成都市Z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与运行机制的思考，试图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的差异化定位问题，探讨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的现实基础与运行机制，并由此反思农村集体经济的功能定位。
“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既不同于华西村那样在强大工业基础上，实现从租赁型集体经济向公司型集体经济转型，从而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同于珠三角核心区那样通过获取巨额地租性集体经济，从而激发村民强烈的分红诉求，其典型特征在于：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能够调动群众参与集体资源管理的积极性，更好地监督集体资产配置，而且能够借助政府资源输入对集体经济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结合村庄需求、利用村庄优势进一步规划集体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村庄治理有效的目标。在这种集体经济类型下，村民积极参与，集体积极有为，农民与集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村庄善治得以实现，本文称之为“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
本文试图对“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现实基础与实践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80%以上的以农业型地区为主的集体经济薄弱村提供一般性发展经验。Z村1704人，128.6公顷耕地，下辖9个村民小组，距离成都市40多千米，属于近郊村，农民家计模式以市场化就业为主，村集体年收益约350万元。Z村2009年宅基地统一规划实现集中居住，农地统一由集体进行反租到包；2011年实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通过清产核资与股权量化，最终集体固定资产数额评估为4600万元，包括土地、房屋、道路、一草一木等等，其中按照村民1704人分成1704股，1人/股，1万元/股，剩余均为集体股。该村自2015年起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村之一，集体经济稍有壮大，并成立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目前，Z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正在规划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可见，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背景下，Z村集体经济实践具有一定积累性与延续性，对理解“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二、“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形成基础
“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集体土地为载体、保留较大比例的集体股作为集体积累基金，不仅为村庄治理提供资源保障，而且在集体资源管理过程中激活了基层治理。“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形成基础主要包括：一是人地分离背景；二是统分结合体制；三是基层组织建设。
（一）人地分离背景与社会基础
人地分离为集体经济的初步积累提供了基本条件。我国长期处于“过密化”的传统农业生产状态，这反映的是我国紧张的人地矛盾现状，也就是说农业无法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种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会，农业剩余很少，村集体需要自下而上地提取资源进行农业公共品供给，因此集体经济形成的是一种低水平积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逐步进入农业劳动力释放和反过密化阶段，尤其是城郊农民具有充分地市场就业机会，从而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而，农民非农化就业加剧了人地分离情况，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农村空心化与土地抛荒的乡村危机，另一方面也为破解土地细碎化困境、实现农地产权整合、提高集体经济积累水平提供了契机。人地分离带来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谁来耕种。当前，针对农村空心化与土地抛荒现象，地方政府鼓励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在地化的中农群体进行自发性土地流转等做法较常见。但是这些农业经营模式弱化了村社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村社“集体积累与统筹机制”。成都市Z村的农业发展路径，最重要的经验是：针对人地分离带来的土地利用低效问题，通过发挥村社集体统筹能力，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反租倒包。从而以“保底租金+年终分红”的分配方式，克服了农地细碎化困境并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益，由此集体经济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产分配秩序。不仅调动了村民积极参与集体经济积累与分配的过程，同时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因此，农民非农就业与人地分离是“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统分结合体制与制度基础
统分结合体制是集体经济实现有效积累与合理分配的制度保障。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资源保障之一，而统分结合体制正是强化集体经济积累的保证。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村集体“统”的功能不足。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般农村对集体资源如土地、山林鱼塘、农业机械、仓库等分配到一家一户或变承包他人，生产责任制贯彻得较彻底。但也有少部分农村坚持统分结合体制，保留了一部分的集体机动地，甚至是山林鱼塘，这为后来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奠定基础。成都市Z村从1982年施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就一直坚持按照“生增死减”原则进行土地调整，而土地调整要求村组集体预留一定的机动地，以实现土地资源在村组范围内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减少矛盾纠纷，维持村庄秩序。正是集体预留的少量机动地获得的租金收入，成为集体修建维护小范围的农业公共品供给的资源来源，基本维持了小农的生产生活秩序。目前，成都市Z村无论是股份制改革，还是土地出让金，村社集体仍然对集体经济保留一定比例的集体股，同时也进行集体成员范围内的福利分配，较好地坚持了统分结合体制。然而，针对集体分配之外用于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的“统”的部分，居业生活一体化的村民是比较关心的，积极参与到集体资产的监督管理过程。因此，统分结合体制为“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积累与分配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基层组织建设与组织基础
基层组织建设的规范化与多元化是“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得以可能运转的组织基础。一些集体经济薄弱村，正是因为集体资源很少，以至于村民缺乏关心村庄公共事务与集体资产管理的兴趣，因此村庄内部就缺乏为实现基层民主目标而设置的多样化基层组织机构，因此基层组织建设动力不足。而“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就其民主实现形式而言，表现为多元的基层组织体系设置；就其基层组织建设而言，村干部积极抓党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村民参与积极性高。成都市Z村不仅具有基层党组织，还具有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坝坝会（指村民小组会议）等村民自治组织，其他组织还包括2008年为实现公共服务资金公开合理使用而成立的村民议事会、2011年为实现土地利用效率而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2015年为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而成立的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等。然而，这些基层组织并未演变为形式化摆设，而是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着实效作用。其中基层党组织在村庄治理与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核心作用，而村民议事会在公共服务资金公平合理使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无疑是农民与市场之间中介纽带。可见，Z村不多也不少的集体经济，有助于调动村民积极参与集体资源的管理与使用过程中来，在发表意见甚至争论中产生了村庄正义，激活了村庄治理。因此，发达基层组织建设为“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提供了组织基础。
三、“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
集体经济内部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诸方面关系及其相对于国有经济的共性和区别而言，表明了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治理视角的集体经济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其在乡村社会的功能是多维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分配原则，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而单一产权视角下的集体经济，仅仅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无法解决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无法实现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以集体土地为载体，以集体经济的积累、分配、管理等为治理内容，以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为治理主体，从而实现集体资源的积累统筹与合理分配，实现村庄治理有效与集体经济发展目标。以成都市Z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为例，探讨“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
（一）集体化资源整合机制
与服务于小农经济的农业集体经济相比，“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资源来源更加多元且相对稳定，这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对内生性资源与外生性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在人地分离背景下，农村面临着土地抛荒与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的困境，但也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契机；另一方面，农业税费改革以来，在政府资源输入背景下，吸纳政策性资源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有效整合资源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土地无疑是农村集体经济中最重要的集体资源，而土地整合模式复杂多样。以上海为代表的行政化整合模式依托强大的政府财政，不可复制；以武汉为代表的资本化整合模式，导致了资本与民争利的经济社会后果。成都市Z村集体借农民非农就业与土地低效利用的契机，发挥土地集体所有权即集体“统”的功能，通过整合细碎化的农地产权，再反租倒包给种田大户进行规模经营，不仅盘活了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而且村集体得以获取农业地租收益，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化的资源整合机制。
以成都市Z村土地整合为例。2003年，该村为谋取集体经济发展试图在全村范围内进行土地整合，但最初只有两个村民小组愿意交出土地。当时村集体以免交农业税费的方式，实现了两个小组的土地连片。虽然农民交出的是一块产量最低、耕种最不便利的连片土地，但集体花费2万元进行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修建与农田改造，并于2004年流转给2家蔬菜种植大户，共计10余公顷，租金是7500元/公顷。结果村集体代缴农业税费之后，土地租金收益仍有剩余，集体最后决定再分配给退地村民。随着2006年农业税费的取消，土地租金上涨，更多的结余再一次返给村民。可见，最初的土地整合试验，既减轻了农民的农业税费负担，也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还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合法性。随着部分农民尝到集体化的土地整合带来的分红甜头，这很快就在周围村民小组中产生了带动示范效应。随着2006年地方政府出台有关土地规模流转与农田改造项目，Z村集体借政策东风，顺利地进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土地整合阶段，由此吸引了6个村民小组的农民，他们主动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到村集体手中。直到2009年，Z村原本细碎化的农地产权得以整合，农村公共品供给也基本得以实现。可见，正是村集体通过对土地这种内生性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了村集体资源整合机制，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持续运转，为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积累了第一桶金、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公共化资源再分配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一定积累与剩余之后，需要一种有效的再分配机制维系集体经济的持续运转。集体经济的资源再分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体保留的发展备用金、公积金等，另一方面是分配给村民的福利保障、土地租金以及现金分红等。但是，集体经济分配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集体股与个人股的角力，即如何既能保证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能满足群众基本的利益分配诉求。针对此，成都市Z村通过一种以集体股为主、个体股为辅的分配模式，即以统分结合的、公共化的资源再分配机制，有效实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适度平衡。
2011年以来，Z村集体收入来源主要有：一是土地合作社进行反租倒包带来的土地租金收益，共发包106.6公顷耕地，租金在1.8～3万元/公顷，总收益约250万元/年；二是企业租金收入，2015年因工业进园区而关停了一批污染企业，只剩4家豆瓣厂，共50～60万元/年；三是一块0.89公顷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之后，卖了705万元，除村民现金分红之外，目前还剩余300多万元；四是刚刚起步的乡村旅游收入，目前旅游主要是参观费、带动游客消费，还有乡村十八坊、商业街、党政培训基地正在开发投资阶段，并未产生效益；其它如借贷利息与银行理财产品收入、小汤圆摊、Z村超市等。但是从村集体的支出来看，一是农业收益再分配，即以“1.8万元/公顷保底租金+350元/人的年终分红”再分配给村民，土地保底租金每个季度发50万元，年终分红近60万元，收支基本抹平；二是每年以村集体名义为全村400位老人发放老人福利需50～60万元；三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获得的700万元收益，其中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共105.89万元，剩下的净收益按二八原则分配，即集体成员现金分红占20%，每人520元；集体存留80%，其中50%公积金用于集体经济在发展，30%用于集体公共福利与公共事业。
从Z村的集体经济收支结构来看，除了土地入市带来的集体经济存量之外，基本上是收支平衡的一种状态。虽然Z村集体积累是比较弱，但是从其支出来看，集体经济基本用于公共化再分配，如土地租金、老人福利、集体发展金等等，而用于分红的部分则是较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收支平衡的集体经济，使得Z村既无法像传统集体经济村庄如华西村南街村集体企业那样从租赁制向公司制转型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因为集体利益巨大而触动村民强烈要求分红进行利益分配的敏感神经，而是以集体土地为载体，形成了一种在村庄范围内相对普惠化与公共化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其中土地入市带来的集体收益，针对保留较大比例的集体股作为集体发展备用金与公积金。由此可见，公共化利益分配机制是集体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
（三）民主化资源管理机制
集体经济不仅可以为村庄治理有效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还能调动群众参与集体资产管理，催生村庄正义，激活基层治理。在集体经济组织中，集体经济成员既是所有者，又是生产者，因而集体经济成员还享有对集体经济的民主管理权，这也是集体所有制的重要体现。为实践这种集体所有制，需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民主管理权，使他们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主人。为实践集体所有制，需要建立健全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村民大会制度，使得群众能够民主参与集体经济的积累、分配、管理、监督等重大问题中来。
Z村集体股份制改革需要界定集体成员权资格，这直接涉及村民的集体福利资源分配问题。在确定截止时间的过程中，村集体充分尊重群众的民主管理权与民主决策权，最终决定以2011年4月20日24：00为截止时间。诚然，这个时间并非干部拍脑袋随便定下的一个日子，而是通过村民小组会议与村民代表大会的一次次讨论，通过大家发表意见甚至是争吵扯皮才选到这一天的，因为是村民因婚丧嫁娶而人口变动最少的时间，也是村民矛盾争议最小化的日子。正是因为这个日子是村民民主决策的结果，是村民通过矛盾斗争才形成的共识，同时也是各方利益博弈平衡的结果，由此这个民主决策出来的时间在Z村实践中就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民主化资源管理机制，实现了村级治理的基本有效。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经济生产、分配与经营定位
在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振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集体经济是重要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另一种声音是，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不明确主体地位。然而，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定位有不同层次，主要分为基础性层次与发展性层次。中西部农业型地区集体经济有以下基础性定位，即统筹农业公共品供给；整合土地产权，实行反租倒包；集体资源管理与村级治理有效。而在东部沿海地区或城郊村的集体经济发达村，集体经济除了农业公共品的供给与小农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这个基础性定位之外，还追求以乡村工业为基础、以服务业为辅的发展性目标，试图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总体说来，农村集体经济有三重定位，一是以农业公共品供给与土地整合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定位；二是以集体资产的民主管理与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分配性定位；三是以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经营性定位。
（一）生产性定位：小农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
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对具有独立统筹核算能力的村民小组或行政村来说，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租金收入与政府资源输入。一般而言，村民小组一级集体经济收入是不高的，3～5万元不等的地租收入。在需要维修某一段的沟渠路时，他们会留下1万元左右进行开支，其他就权分给村民了。小组集体对于本组集体机动地有一定的调控权，比如在修路占农民土地不不需要赔付，这是小组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主要用于为小农经济提供了生产便利，维持了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而行政村一级会因为有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其集体经济会相对充裕一些。在农业型地区的普通村庄，小农经济仍然是农民生计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小农农业的最大困境就是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的农业公共品供给问题。这样，如果村组集体能有一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以及自上而下的政府资源输入的补充，就足以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如果村组内部需要进行农业公共品供给，村组集体就会选择留置一定集体资金进行沟渠路的修建；若短期内农民没有相应需求，村组集体一般会采取现金分红的形式分给村民。可见，这种类型的集体经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由于农业剩余有限，集体经济壮大的空间业有限，因而其功能定位在于维系小农经济系统运作。
（二）分配性定位：资源管理与村级治理有效
一些人地分离的城郊农业型村庄，利用集体经济对农民承包经营权进行反租倒包，从而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产权整合与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地的产权整合，从而形成一种集体统筹型的农业经营模式，由此完成了从小农经济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转型。对这一类村庄而言，集体经济的生产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力度加大，以及近年来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更多的集体经济利益。由此，资源下乡背景下集体经济的壮大使得这一类村庄进入了集体资产的民主管理阶段，即集体经济如何公平分配、如何民主管理、如何有效配置等等。集体经济的壮大本身就是基层干部的合法性与权威来源，若村集体能有效调动群众积极参与集体资源的监督与使用过程中来，通过民主管理，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激活基层治理，有助于村级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像Z村那种中等水平的集体经济体量，既没有能力参与市场进入经营性定位，也没有大体量的集体经济用于平衡分配与发展的矛盾，只能象征性地在少量分配基础之上，保留大部分集体经济收益作为公积金、发展基金，为村级有效治理提供资源保障，因而这类集体经济的定位在于以集体经济的再分配与民主管理为主要目标。
（三）经营性定位：市场竞争与乡村产业振兴
一些集体经济发达村庄，由于基本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有效治理的基础性目标，因而更具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乡村振兴的潜力，从而试图进一步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进行产业发展经营，从而实现村庄更高层次的发展性目标。其实，已经实现经营性定位的村庄主要包括传统的集体经济明星村，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东北新十四村等，这些村庄集体经济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短缺型经济时代就已经通过市场竞争成为集体性质的集团企业。当前，以珠三角核心区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先行地区，正在探索“政经分离”，即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自治职能进行分离，使其各司其职，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得以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当前各地区乡村振兴实践主要包括：乡村旅游业、建乡村民宿、农产品加工业、党政培训基地等，但是这些实践也面临着内在困境。一方面是资源资产化路径，为城市剩余资本提供谋利空间，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是乡村旅游，目前同质化程度很高，易出现产业过剩，集体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个问题。
五、结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考虑“谁的乡村振兴与谁的乡村建设”的问题。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也需因地制宜与差异化定位。本文主要依据区域经济状况，将当前农村区分为一般农业村庄、城郊农业村庄以及沿海经济发达村庄三类。这三种村庄面临的村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因此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进行差异化定位。一般农业型村庄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的不便利，集体经济作为一种服务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性定位，为维持小农生产生活秩序提供公共品供给；城郊农业村庄的主要矛盾在于人地分离背景下的农地产权整合与土地经营问题，以及资源下乡背景下集体经济积累带来的利益再分配与资源民主管理的问题，因而集体经济定位于一种分配性定位；沿海经济发达村以及传统的集体经济村庄基本完成了村庄农业生产与村庄秩序等基础性目标，由此集体经济需要一种发展性目标，即进入一种经营性定位阶段。由于“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发展正是处于农业生产性目标已经完成、市场经营性目标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因此本文以城郊农业区形成的“民主管理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与运行机制为观察窗口，有利于从整体上总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定位。
编辑审定：陈越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