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法律网编者按】城镇化过程不应当是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借口”来“盘剥”农民，城镇化本身应当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权享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收益，也有权对城镇化过程造成侵害请求救济，无论此种侵害正当与否，对私权保护的原则是不能变更的，即使是正当性侵害也应当提供完善的救济渠道。

过去30余年中国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府通过廉价征收农民土地，改变其用途，占有土地增值后的大部分收益，并用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城市规模，甚至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所得甚少，大概是土地增值收益的5%-10%。

长此下去，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农民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享自己应得的收益，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消费始终在一个低水平徘徊，无法有效扩大内需。其次，征收补偿过少，也不能由此增加土地使用成本，从而不能减少盲目修大马路、大广场而浪费土地的现象，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也不会因此而淘汰，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很不利。第三，因低补偿而引发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乃至对抗，这些年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第四，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如不能被城市吸纳，轻者会破坏社会治安，重者可能发展成为游民现象。最后，加剧基层政府的腐败。

在很多地方此种城镇化模式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但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历史关口。温家宝总理年前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不能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大幅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

由此，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不牺牲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首先各级政府必须对这种依靠“土地红利”，通过廉价占用土地来降低城市和工业扩张成本的发展方式的危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理念不改变，很难改变既有的发展惯性。当然，仅有理念改变不够，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如果还是以做大GDP为最高己任，也很难指望它不打土地的主意。职能的转变总是伴随权力的削减，除此外，还要扩张村民自治权力，扩大村民自治范围，提高农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权利。最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给地方以稳定的税源，客观上减少基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上述措施对改变农民的处境效果比较彻底，但实施起来需要时间。除此外，一个直接针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举措，就是赋予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为此，需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目前的征地制度是先将农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加之征地的过程缺乏民主和监督，各级政府和官员都可以种种理由甚至根本不必找理由，就取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致使农民无法获得土地出让后的大部分增值收益。鉴于此，最理想的办法是农地直接入市，不必经过国有这个环节，由农民直接面对市场。这实际上就给予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从而也就等于赋予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核心就是对财产的处置权。

若农地直接入市还做不到，退而求其次，在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时，将对转为商用的农业用地在补偿支付上引入“市场机制”，即按照土地增值后的市价提高对农民土地补偿标准，同时对失地农民转岗就业所产生费用和成本进行补偿；另一方面，规范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土地出让收益要投入到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来，并用法律固定下来。

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键。在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后，对于农村的下一步改革，必须以保护农民权益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