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昌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土地法制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建院院长。

导语：2020年5月，李昌平院长历时多年的新书出版，不同于《我向总理说实话》、《再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既有对过去36年心路历程的回顾，也有创建乡建院并推进村社内置金融实践的核心原因和操作方法。我们将书中引言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引言：我和我的这36年（摘录）摘录

您即将阅读的，是我用36年的实践与探索写成的一本书。在您阅读这本书之前，请您先花点时间了解我。

我叫李昌平，洪湖渔民的儿子，今年56岁。

1982年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了最偏远落后的周河公社工作（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

早在1987年县乡财政体制“分灶吃饭”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时，我就开始对以“甩包袱”为导向和以“大包干”为举措的改革将信将疑。尽管如此，由于80年代是短缺经济时代，只要生产得出来，什么都能卖掉，且还都能赚钱，所以，80年代的乡村总体上来讲是生产和生活都蒸蒸日上的景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主要农产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农被迫落入“增产减收”的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农民、农村、农业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导致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内地内需经济边缘化，基层干部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本人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一本正经的主导过几十项所谓的改革，似乎都没有逃脱“瞎折腾”的命运。

无可奈何久矣！

终于在2000年3月某日之夜晚，“揭被而起”，奋笔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党、全社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但同年9月，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辞去公职，告别体制南下深圳打工，成为了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这个时候，我真正成为了农民和农民工的一员，不再有“救世主”心态了。

2000年，我37岁。

于我而言，离开体制后的“农民工”生活，自我感觉确确实实要比当乡干部的生存状态要自由自在很多。我以为，我从此告别了农村农业农民，在我的后半生，会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

但，初心难忘。

2001年春节，我在珠海。当我获悉，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在我辞职之后依然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连发“恶性事件”，极为震惊！深感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在悲愤状态下，七天七夜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然而，由于《我向总理说实话》被人认为“过于敏感”的原因，在广东竟然找不到能够出版此书的出版社。

命运捉弄人啊！

2001年9月，我带着《我向总理说实话》书稿北上，成为一名“北漂”。

一个饭局偶遇著名三农专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先生，温总编出于同情，收留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

2002年年初，《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面市。此书由9号院“院主”、“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先生作序，由京城出版界的“女侠”徐晓“愤不顾身”编辑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此书也成为我混迹三农江湖的“名片”。

温铁军先生是我进入三农圈子和农村发展领域的引路人和导师。在温先生身边的三年，我把“九号院”各位大家的文章读了个遍。这三年，无疑是我人生学知识、长见识、交朋友最多的三年。是温铁军先生，在不知不觉中把我重新带回了三农领域。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中国研究三农的大大小小的圈子无数，人数众多，在中国三农现代化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选择上，整个圈子的主流意见大体上趋向一致，其基本主张是：

第一，基本经营制度。由“以小农家庭承包集体土地生产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集体和农户）经营体制”，逐步演变成“以大户经营为基础”，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消灭村级集体经济；

第二，基本产权制度。逐步虚化土地集体所有权，把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做实，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无偿承包、长久不变”等政策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最终异化为农户所有制。再通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做实土地经营权，鼓励经营权向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经营权可以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第三，基本组织制度。由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化小农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制度，逐步过渡到“行业协会+专业大户”或“龙头企业+大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组织制度，培养富人入党，让能人治村（社）；

第四，基本金融制度。由小农合作金融为主服务小农，逐步转向由政府补贴商业金融机构服务新型农业主体。新型农业主体以土地经营权在商业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第五，基本治理制度。由村社一体化小农共同体民主自治制度，逐步过渡到城乡统一的社区居民民主自治制度；

三农现代化基本道路选择。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背景，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方向，以资本为推动力，促进农业规模化、资本化和小农非农化、城市化。

与上述“主流共识”持不同观点的也有一些人，但真正像贺雪峰、张路雄等人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代表人物并不多。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在回答如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现“土地抵押贷款——死钱变活钱”这个问题时，没有解决方案，这是反对土地私有化一方的短板。而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一方，其主张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土地私有化能够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总量超美国”的“强国梦”，可以继续忽悠——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解决农民问题。

我强烈的意识到，如果贺雪峰等人一方没有更具说服力的方案能够回应“土地抵押贷款权如何实现”及“如何做大蛋糕”这个问题，土地私有化将成为大趋势。这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甚至成为了我的心病！

我虽然没有学问，但却是一个绝对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甚至极力避免落入别人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框架中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信口雌黄”地创造新词也是我的一大特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难题”“中国拐点”“农村金融李昌平定律”“村社内置金融”“内置金融村社体系” “五个基本制度一体化”“养老村”、“四权统一、三位一体的村民村社共同体”、“从家族共同体主导社会到村社共同体主导社会再到无主体社会”“村社组织有效+村民合作金融有效=村民主体性=农村业态有效=村庄治理有效”“突破制约三农现代化的‘双重瓶颈’”“逆城市化发展”“农业三阶段及其战略策略选择”“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助人互助、互助助人”等这些新词，都是我“信口雌黄”创造出来的。

我创造这些新词，是为了不落入主流话语逻辑，用自己的视角和话语认识和解读事物的本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方法。

所以，我在京城混圈子的时候，经常不知天高地厚的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有好些老前辈对我爱护有加，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老先生尤甚，主动收我为“编外弟子”。在我为自己的鲁莽连累到温铁军老师而内疚的时候，在我为未来怎么走而彷徨的时候，陆老师劝我离开京城，到广阔的农村去做实验。

陆老师耐心的开导我说:在中国，既懂北京各种圈子的话语、又懂中国三农实际情况、还能够俯下身子做实验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只有你李昌平一个。京城三农圈子，多一个、甚至多十个耍嘴皮、跟人吵架的“捣乱者”李昌平，毫无意义。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陆老师嘱咐我记住他的话：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指印。

温老师把我带进了北京的三农中国，陆老师指引我的返回了底层的三农中国！

——节选自新书《村社内置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

2020年5月，李昌平历时三年的新书《村社内置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出版，书中详尽记录了昌平院长重新返回底层农村做的实验，用村社内置金融激活内生动力的方法和案例，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协作农民自主推进乡村振兴，欢迎选购，了解这些年。

 

温铁军先生为本书作长序（节选部分内容）

在中国治学的传统中主张格物致知，如今人强调的实践出真知。几十年来，脚踏实地的乡建团队改写了过于偏斜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对某些照搬过来的一元论派生对立价值取向造成的跟风炒作也有了基本的识别能力。借此书作序，也寄望于本土的乡村研究者，至少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自觉区别于那些浸淫于殖民化知识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学术界的数典忘祖。

有鉴于此，这些年我便尽可能地支持那些长期坚持在乡村实际工作中形成理性思考的学者。其中就有对创设了乡建院的李昌平推进的农村实践活动的支持。

2009年以来，乡建院在全国22个省市区的协作地方党委政府及村民做了200多个新农村示范村。信阳市的郝堂村、江夏区的小朱湾村、鄂州市的张远村、岢岚县的宋家沟村、微山湖的杨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示范村比较客观地诠释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字方针的丰富内涵，符合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进方向，也因此成为地方党委政府深化农村改革及振兴乡村的在地化参谋和助手。

总之，乡建院这两百多个村的案例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好乡村工作，而是为了国家应对危机而练好内功，具有“夯实基础”的重要战略意义。对此，我作为长期从事调查研究的老人也确实有话说。遂为之序。

 

编辑审定：曹益凤 翁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