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伟教授：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报告的题目是《基于总绩效的农地制度改革研究――一个集体经济角色与使命问题的研究》。报告的研究思路是： 1.农地的属性与功能； 2.“三农”的现实矛盾；3.农地制度改革任务；4.研究聚焦:集体经济“角色和使命”。下面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一、农地的属性与功能
1.农地的资源性与粮保功能。
农地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生产粮食的。民以食为天。现代经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小了，但是由于”光吃饭不种田”的非农人口更多了，农业稳点国民经济的作用更大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过大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一出就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18亿亩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底线。
2.农地的生产性与民生功能。
农地是农民的重要工作生活保障。传统农业社会，农地是农民的全部。有了农地，农民的“吃、穿、住、行”都有了，农民的“教育、医疗、婚嫁、养老”等也有保障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降低，农业失去了传统农业社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地位。但是我国城市化比率为45%左右，大量农民还依赖农地生存、发展。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地仍然是农民的民生保障。一些学者反对农地私有化，主张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也是基于农地的民生保障功能考虑。
3.农地的自然性与环保功能。
农地与山河等其他自然地貌单元共同构成了人类赖以养生的自然环境。农地对环境调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也农地，败也农地。农民对农地的不合理利用，城市和工业对农地的污染，伤害了农地的环保功能，最终伤害到了人类的机体，包括饥饿、有毒食品、环境疾病等。
4.农地的资产性与投资功能。
由于农地具有稀缺性，因此农地具有投资性。资本地主控制了农地，也就控制了农民和农村，农民也由农地的主人变为农地的奴隶。这就像资本者控制了房产，资本就绑架了城市，市民也由城市的主人变为城市的奴隶。
二、“三农”的现实矛盾
1.农民激励问题：农民不愿意再做农民。
我国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业和城市在解决了剩余农民就业问题的同时，也伤害了农业。大量优质农民带着资金转移到非农领域，出现了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向农村的第二次“市场性”抽血。工业和城市吸引作用，不仅导致工农、城乡差距，也引发了农村内部差距。专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明显低于从事工商或者兼业的农民。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据我对我家乡的调查，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包括兼业家庭）仅占村落家庭总户数的20%左右。大量农地抛荒或者非农化种植。
2.农业增长矛盾：粮食安全存在隐患。
我们可以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组织”等要素变化特征及趋势，来分析我国农业增长存在矛盾与问题。
第一，土地。农地面积不断减少，扣除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农转非用地不算，农地污染、抛荒农地等导致的农地数量也减少不少。
第二，劳动力资源。农民缺乏务农积极性，大量精壮和知识农民流向工业和城市，农民整体素质下降。据我对浙江的调查，现在农民，60后是骨干，50后、40后、30后是绝对主力。70后、80后很少有务农的了。我国未来还面临着一个“谁是农民”的问题。
第三，农业资本失血。在优质农民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同时，也带走了大量资金。详细情况我没有统计过，个案调查，农业的失血程度不会亚于改革开放前工业、城市对农村的剥夺。现在国家投资农业增加的钱，要比农民投资农业增加的钱多得多。
第四，农经组织缺乏活力。统计一些县市的数据，每个县市农经组织都有数百个。但是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很难评估。
我国耕地萎缩、农业劳动力缺乏储备、农业资本失血、农经组织离开政府支持就缺乏动力，这些因素已经构成很大的粮食安全隐患。
3.农村活力矛盾：农村缺乏自我发展活力。
从2004年新世纪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开始，那年我争取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工补农问题研究”，因此一直关注以工补农问题的研究。8年来，国家投入“三农”的资金是天量的。路通了，自来水来了，环境整洁了。但是大量的资金砸在旧的农村机器上，农村不是变得自主了，变得有活力了，而是投降了工业和城市，变得势利了，成为工业和农业的附庸。我们可以相信，那天政府减少“三农”资金，农村的问题就会马上暴露出来。
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任务
农地是农村之所以是农村的关键性要素，农地孕育了“农民、农业、农村”等三农主体及系列经济制度。因此，研究集体经济与“三农”发展，应该从研究农地制度开始。
1.明确农地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农地功能。
农地是“专用性”特征非常明显的资产，农民获得农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并需要承担对应的义务，供给相应的农产品，保持和实现农地的诸多功能。
2.建立农地流转有效机制，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农地选择农民”。谁能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农地就选着谁做自己的主人。建立农地流转有效机制，促进农地资源流向使用效率更高的农民手中。
3.实施庇古政策，抑制农地投资。
实施庇古政策，征收农地持有税，抑制农地投资，保持农地价格稳点。浙江有许多企业投资农地，目前农地的价格，农业经营性农地价格5万元一亩，租用800元一亩。旅游性开发农地价格10万元一亩。农地价格上涨，农地集中，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将会抑制农业投资。
4.实施“食品券”庇古奖励，将农业补贴到“点”上。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选择农业经营，就被农地屁古税锁定，产生机会成本，即农民失去从事非农产业的收益机会。因此，建议国家发行类似于“粮票”的“食品券”，非农居民购买农产品需要同时支付“食品券”，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农民根据销售农产品数量获取“食品券”，并于政府兑换获取农业补贴。这种政策机制，可以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县市与粮食非主产县市的农业外部性收益平衡。
5.建立农地权证市场，帮助农民顺利进退农业市场。
建立农地权证交换制度，打开农民相互置换土地的政策空间，打开农业户口进入非农户口从事非农劳动、非农户口进入农业户口从事农业经营的渠道，优化农业和非农间的人力资源配置。打开非农居民投资农业的渠道，即“食品券”期权投资破解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
6.实施农地“持有税”公积金制度，筹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按照农地区划范围，设立公积金账户，农民上交农地持有税，国家按照一定比例配套资金，筹集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公积金，用于农业电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7.实施新“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户籍制度，防止我国城市化烧成夹生饭。
持有农地、并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赋予农业户口，并给予农户待遇。已经离地、离农的农民赋予非农户口，给予一定面积比例的大产权房置换指标和异地置换或者拆建，一次性收回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多余房屋地基，并给予非农居民待遇。
四、研究聚焦：集体经济的角色和使命
1.集体经济的本质
集体经济研究，应该是一个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命题。科斯认为，交易成本低的经济活动，应该交给市场；交易成本高的经济活动，应该交给企业；外部性大的经济活动，应该交给政府。新中国60多年来，我们分别尝试了计划性的经济制度和市场化的经济制度。由于“三农”不同于“工业和城市”的特殊性，我们推行计划体制，遇到了高昂的“委托代理”成本，我们推行市场体制，遇到了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今天我们面临“三农”发展举步维艰的问题，我建议，分解“三农”发展任务，市场可以完成的交给市场，市场不能完成的交给集体，集体无法完成最后交给政府。
2.经济集体的角色与使命
研究集体经济发展，应该从集体经济的角色和使命开始。介于市场与计划之间，调节“三农”发展的“市场失灵”和“计划失灵”问题，应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时期的新使命。
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和模式，只有把握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才有发展的空间。集体经济可以从市场和政府的空隙中寻找到自身发展的空间。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文字校对：石一峰 未经发言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