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志军、杨程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原刊于《青年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仅限学术交流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予以删除，责任编辑：李振刚。
摘要：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本研究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返乡入乡行为理解为由城入乡的场域嵌入实践，通过考察外部结构、惯习重塑与资本积累之间的有机互动，探索该青年群体的场域嵌入困境及应对策略。对X省早期招募并成功留任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回溯性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他们以惯习重塑为主要动力，形成了以文化资本再适应为起点、社会资本再建构为纽带、经济资本再生产为核心、符号资本再提升为助力的嵌入策略。
关键词：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振兴；实践理论；返乡入乡青年
一、引言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推进乡村人才建设工作，既要充分激发乡村本土人才活力，也要探索将更多城市人才引入乡村。在此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以人才振兴为主要驱动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尽管，乡村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人才引入、培育、使用、留任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特别表现为返乡入乡青年在融入乡土社会过程中遭遇阻滞等现象。本文讨论的返乡入乡青年既包括成长于乡村、在城市长期学习与工作后又回归乡村的返乡人，也包括在城市出生、成长与就业，近年来进入乡村发展的入乡人。他们的返乡入乡行为受到市场驱动、观念驱使或政策推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王春光，2023）。城市作为该群体长期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场域，深刻形塑了他们的惯习。因此，他们在初入乡村之际往往面临场域转换带来的惯习错配困境。探究返乡入乡青年在场域转换后的嵌入困境及应对策略，将为政府进一步探索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与借鉴 。
在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引育城市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乡村职业经理人正在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19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农村局首次面向全国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公开选育青年人才担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或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1）自公开招聘以来，杭州市已累计引入三十余位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们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与缓解城乡结构性张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于受市场驱动、观念驱使或政策推动某个因素影响的传统返乡入乡人才，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返乡入乡实践受到市场、观念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由于乡村职业经理人职业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仅要面对既往返乡入乡者通常遇到的文化适应、制度适应与社会适应等困境，还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嵌入挑战。以乡村职业经理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与总结返乡入乡青年由城市转入乡村过程中遭遇的嵌入困境及纾解策略，将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乡村人才效能、赋能人才发展，从而破解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难题。
在城市学习、工作与生活多年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初入乡村之际往往会面临场域转换带来的“阵痛”。本研究认为，探究乡村职业经理人从城市转入乡村带来的惯习错配现象，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青年人才在乡村“遇冷”问题的全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惯习（habitus）为核心要素，认为惯习建构自社会结构之中，又与个体的认知、经验与所处环境密切关联（Bourdieu，1977）。该理论为克服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进而理解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路径（Bourdieu，1990）。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置于实践理论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能够超越仅仅关注个体实践本身的微观视角，转而探究外部结构变化（场域转换）与个体实践（惯习重塑）之间的有机互动，为理解返乡入乡青年的场域嵌入困境与应对策略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以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惯习重塑进程为切入点，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探索如下问题：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嵌入乡村场域时经历了怎样的场域转换过程、遭遇了怎样的场域嵌入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如何通过多重惯习重塑策略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完成从城市到乡村的场域嵌入？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青年返乡入乡的现实挑战与影响因素
乡村职业经理人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返乡入乡人才中的一种新类型。尽管不同类型返乡入乡青年面临的场域嵌入困境各有差异，但本质上他们都面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目前，学界关于返乡入乡青年的研究多聚焦于该群体行为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实践，揭示了青年由城市来到乡村后，既可能面临结构性因素的阻滞，也可能遭遇能动性受限等难题。一方面，有研究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关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滞后、市场规范不足等因素对返乡入乡青年社会融入的影响，并发现伴随着市场、行政与文化的多重嵌入，返乡入乡青年在实践中仍显著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与创业文化氛围等条件的制约（刘赛特、陈子云，2023；王海兵等，2023）。另一方面，有研究从返乡入乡青年的主体性视角着手，指出返乡入乡青年面临多重身份认同困境，具体表现为返乡青年在老龄化、空心化的乡村中难以被村民真正接纳，在权力获取中遭遇阻滞；而入乡青年则因缺乏身份认同产生了外来者心态，未能顺利形成适应乡土社会的角色定位（梁伟、陈锋，2022；阙明坤等，2023；于水、区小兰，2023；朱云，2022）。因此，返乡入乡青年需要在适应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持续调适身份认同，逐步建立与乡村的情感连接。
以乡村职业经理人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进入乡村场域的过程中，他们既面临返乡入乡青年通常遭遇的融入困境，还需要应对其职业角色带来的特殊挑战。由于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实施时间不长，既有研究多关注了这一制度创新的背景、内容和动态（李小云，2022；吴一凡等，2023；徐进、李小云，2022），探讨了这一制度的运作机制、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崔廷禄等，2024；郭世平、毛丽霞，2023；王升、马宁，2023），指出乡村职业经理人面临制度不明、资源匮乏、理念冲突、认同危机等诸多现实困境（邱泽奇等，2024；曾艳等，2024）。为应对多重困境，有研究指出，乡村职业经理人可以遵循制度性主体嵌入与结构性功能融入的路径，通过调适基层行政社会的准科层逻辑与乡土社会的人情逻辑，在不断生产自主性的过程中融入乡村社会（李航等，2024；武晋等，2024；曾艳等，2024）。
以上揭示乡村职业经理人现实困境的研究为优化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启示。第一，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已逾四年，研究者可以对前几批招募并留任至今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开展回溯性访谈，通过他们的反身性思考，全方位探究该群体嵌入乡村的现实困境及行动策略，从而为返乡入乡青年中的后来者提供可资参考的乡村嵌入“指南”。第二，在研究数据的获取上，既有研究多聚焦个别或少量案例，往往通过呈现研究对象的日常工作状态或基于相关主体的口述对案例进行复现，可能难以形成对该群体整体性、全局性的关照，研究者需要基于更多案例资料做系统化挖掘与分析。第三，在研究视角的切入上，已有研究偏重对青年人才回流乡村微观实践的还原，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与宏观政策、社会网络、乡土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互动，研究者还需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厘清该群体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嵌入过程、困境与应对策略。
（二）分析框架：场域转换、惯习重塑与资本积累
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考察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返乡入乡实践，需要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将该群体的行为置于实践理论框架中考量具有一定适切性。首先，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流动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场域的转换与互嵌，身处场域交集之中的他们往往肩负着连接多重场域的责任。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乡村职业经理人既要关注惯习改变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也要注重资本积累对惯习塑造的能动作用。其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场域嵌入进程中面临惯习错配困境。该群体在城市长期生活与工作中形成的固有惯习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存在错配。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他们的惯习被城市中的实践空间与逻辑所塑造。由城市转入乡村之际，他们既要嵌入经济场域，调配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要素，也要嵌入文化场域，适应不同的地方文化、生活风俗与社会关系，还要嵌入政治场域，契合不同行政网络中的政策环境、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最后，惯习具有自适应性，能够在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中动态调适与重塑。部分乡村职业经理人通过惯习重塑策略实现了资本的重新积累，进而完成了职业转型与发展。同时，部分青年由于惯习错配难以顺利适应村庄工作环境，无法将既有的文化、社会、经济与符号资本转变为新场域中的资源与权力。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乡村职业经理人惯习重塑与资本积累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田野概况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X省Z市Y区和L区为田野点，从中选取12个村的12名乡村职业经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两种研究方法，考察其嵌入乡村场域的过程、遭遇的困境及采取的策略等。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研究者对12名乡村职业经理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在田野调查期间，研究者跟随乡村职业经理人并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此后定期对该群体开展了回访 。
在对乡村职业经理人进行深度访谈前，研究者先后与地方农业农村局干部、村委会成员、村民、农文旅企业工作者等相关主体进行深度访谈，从侧面了解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缘起、现状与前景，并据此设计针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访谈提纲。访谈内容聚焦乡村职业经理人嵌入乡村的过程，关注他们与村委会、村民、政府、企业、同行等多方主体的互动策略与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先后对12名乡村职业经理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所有访谈均以面对面形式开展。受访对象均为农业户籍，其中男性与女性各占50%，42%为非本市人，75%为1985年后出生。所有受访者的姓名均已做匿名化处理，对同一地区受访者采用相同首字母标注（Y代表Y区、L代表L区），并按照访谈时间顺序用数字依次为受访对象编号 。
（二）田野概况
X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较有特色的省份之一，Z市Y区和L区是全国最早由政府牵头招募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地区，两区下辖区域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任时间较长、人数较多、经验较为丰富。（2）
本研究调查的12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及其所在村庄具有一些共性。首先，12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均非本村人，作为从村庄外部招引的返乡入乡青年人才，他们在来到乡村之初便面临多重嵌入挑战。其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入驻的村庄均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为他们施展专业才干、盘活村庄资产、对接外部市场奠定了基础。最后，乡村职业经理人所在村庄的村委会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乐于在乡村职业经理人入驻乡村后协同开展工作。较早招募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村庄均由村委会向区农业农村局提交申请，村委会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上述村庄在经济基础、产业类型和地理位置等方面也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不同的村庄要素禀赋不仅影响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嵌入难度，也决定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积累方式，进而影响他们场域嵌入的策略与路径。
四、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场域嵌入过程与困境分析
惯习重塑在乡村职业经理人嵌入乡村场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将考察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场域嵌入过程，关注不同类型资本的转化过程与现实困境。
（一）从“螺丝钉”到“多面手”：文化资本再适应的困境
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是乡村职业经理人胜任乡村工作的必要条件。然而，惯习的“惯性”往往也让他们在场域转换之初面临惯习错配带来的嵌入难题。
旧有惯习与乡村场域的错配，使得行动者与场域可能产生两种互动形式。第一，场域转换带来惯习重塑，乡村经营工作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文化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发他们在实践中迅速积累新的知识与技能以适应职业需求。第二，惯习重塑赋能场域变化，乡村职业经理人既有的文化资本为乡村场域注入了现代化的理念和工具，推动城市文化与乡土社会经验有机融合。
一方面，乡村职业经理人既往的工作经验在新场域中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城乡间存在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差异，使得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城市就业或创业过程中习得的现代化专业知识与技能难以完全适应乡村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为乡村运营的“规划师”，乡村职业经理人需要兼具乡村规划、市场营销、投融资、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能力，但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过去多在精细分工的科层组织中负责局部工作，仅在某些领域富有经验。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职责要求他们超越既往碎片化工作经验的局限，学习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完成从“螺丝钉”向“多面手”的角色转换，从而保障工作之质。此外，工作之量同样对乡村职业经理人提出了新挑战。由于乡村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加之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人才结构失衡，多数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入职之初即需要独立完成全流程工作，“精力不足”“捉襟见肘”成为受访者口中的高频关键词。
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那里每项流程都是标准化的。村里的流程不像过去那么规范，在这里推动工作，我要从头推到尾，所有细节都要自己完成，当事情堆积在一起时会很烦躁。（访谈资料20230608Y2）
来到这儿以后，我发现职业经理人的工作远比我想象到的复杂。我既要懂经营、懂品牌，又要处理和村两委、村民的关系，还要对接市场资本，这是比较复杂的。（访谈资料20230624L5）
另一方面，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应用既有文化资本赋能乡村发展的过程中面临“阵痛”。在场域转换之初，乡村职业经理人将城市场域的现代化科技工具、专业知识、管理方法与创新理念引入乡村。然而，乡村职业经理人掌握的先进工具与知识，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风险。同时，他们引入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市场化运营理念和创新思维，可能与乡土社会长期形成的熟人社会秩序与传统治理模式发生碰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惯习错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交织（Giddens，1991）。正是在乡村职业经理人与乡村场域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中，城乡的现代化发展差距方能进一步被弥合。
（二）从角色模糊到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再建构的挑战
在积累文化资本的同时，乡村职业经理人逐渐掌握了在乡村场域中构建社会资本的能力，而这又将进一步夯实他们积累文化资本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来自政府、乡土社会与市场三方盘根交错的复杂社会关系，需要与政府、村委会、村民、市场及同行等多主体保持互动与协同。
在政府关系建构方面，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与区、乡镇（街道）等各级行政主体对接的过程中，间或面临着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协调的境况。乡村职业经理人由区政府统一招聘并考核，由乡镇（街道）政府指导，由村委会监督，这样的多头管理模式可能带来“重监管”“轻激励”的管理错配问题，进而束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重监管”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上级政府对村属企业的财务管理严格，但又缺乏完善的财会监督与审计监督制度。第二，上级政府在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考核中未能充分考虑村庄间的禀赋差异，考核标准与体系不健全。第三，部分村委会与村属企业的职能边界划分不清，乡村职业经理人在财权、事权方面高度依赖村委会的支持与帮助，他们的多数决策须经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可执行，在经营过程中的自主裁量权较为有限。“轻激励”则体现为上级政府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缺乏完善的培养、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利于该群体长期的职业发展。
对没有在农村里工作过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因为这里决策链条很长，决策周期也很长，这些都是经营工作的短板。（访谈资料20230607Y1）
在乡土社会关系的建构方面，角色定位不清与缺乏身份认同是大部分乡村职业经理人面临的共性问题。政府对乡村职业经理人职位的定位较为模糊，对他们入村后的宣传培养工作也不到位，导致初到乡村场域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既不被村民在心理上接纳为“自己人”，也不被村委会认为是政府的“代理人”，难以形成契合乡村社会的角色身份。虽然政府通过制度安排为乡村职业经理人提供了经营村庄的合法性，但这种基于正式契约的信任在乡土社会中仍然较为脆弱（李航等，2024）。所有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均非回到家乡所在村任职，仅有两位受访者在入职之前与受聘村庄村委会成员或村民建立了联系。对多数乡村职业经理人来说，他们进入乡村场域之初便面临着角色身份的双重模糊化。一方面，在乡土社会中，由于不了解当地方言、文化民俗、历史传统等原因，乡村职业经理人被村委会和村民视为“外来人”。另一方面，在行政体系中，由于上级政府与乡村职业经理人之间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机制，他们也未能对乡村职业经理人形成系统的角色与身份定位。
我们的工资是上级政府发放的，我们的归属感似乎应该在上级。但由于缺乏农业农村局的直接支持，村委会、乡贤、老板最初不认可我们是“政府的人”，村民又觉得我们是“村委会的人”，这就不利于我们开展工作。（访谈资料20230626L7）
（三）从运营赋能到观念重塑：经济资本再生产的阻碍
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在乡土社会，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促进乡村职业经理人经济资本的流动与增长，经济资本积累同样将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重要助力。积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构成了乡村职业经理人嵌入乡村过程中的核心实践。以人才振兴为乡村创造更多经济收益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题中之义。当前，政府对乡村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底薪+绩效奖励”的市场化薪酬模式。政府与村委会定期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时，特别关注该群体在助力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方面的表现，并根据相应的绩效评价结果支付薪酬。探讨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经济资本生产困境，需要关注他们在促进村集体经济资本积累中面临的挑战。在生产经济资本的过程中，他们的惯习与场域错配既表现为对内外部资源的动员能力不足，也表现为与乡村传统经营观念的融合滞后。
在经济资本积累中，乡村职业经理人面临的重要挑战是难以充分动员乡村内部与外部资源。由于每个村庄的基础条件各异，乡村职业经理人面临的境况也大有不同，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经济资本积累策略。在村庄内部，囿于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匮乏、经济资源有限等固有的发展困局，乡村职业经理人难以迅速摸排并动员既有资源，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提升自身话语权，切实参与村庄发展整体规划。在村庄外部，他们同样面临促进外部市场力量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效衔接的新挑战。正如既有研究指出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以人为载体对接现代性的“逆城市化”实践（吴一凡等，2023）。乡村职业经理人需要以返乡入乡为契机，建构起一套整合的组织动员机制，从而汇聚政府、企业、村民与社会组织等内外部多重力量。
我们村里没有特色的农业产业或文旅资源，但有一些农户在自发种植并加工番薯。我想尝试系统地发展“地瓜经济”，但现实是我很难调动村委会和村民的积极性。（访谈资料20230608Y2）
在观念层面，乡村职业经理人既往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主导的经营理念同样面临错配。城市企业以效率和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而村属企业往往还要兼顾社会效益与行政需求。除提高经济收益外，乡村职业经理人还需要统筹社会责任、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共同富裕等社会目标。在乡村场域中，他们既是追求经济资本的理性人，也是拥有市场化运营知识的文化人，还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社会人，更是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与行政需求的代言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处理多元目标期待时，时常面临顾此失彼的困境，需要在场域适应过程中改变过往经济效益至上的单一经营理念。
我最开始对自己还是过于自信了，觉得在城里工作几年后对一个村的发展可能会更有思路，但后来发现光有思路是不够的，因为村民的思考方式、认知程度与城市人完全不一样。（访谈资料20230624L4）
（四）从表彰激励到营销效应：符号资本再提升的压力
一般而言，随着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的不断积累，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社会地位与个人声望也会相应提高，符号资本也相应增加。而符号资本的集聚有助于乡村职业经理人进一步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从而形成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符号资本的获得多来自政府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政府的直接表彰与激励可以提升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象征性地位，并进一步促进其他种类资本的积累。一方面，社会地位与个人声望的提高有助于乡村职业经理人在经济资本积累中对接城乡的市场资源，吸引更多商业合作伙伴，进而为村集体和村民创造经济收益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建立更加权威的形象有利于乡村职业经理人构建广泛且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提高村民和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接纳与认可度。
然而，符号资本的提升在为部分乡村职业经理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对其他乡村职业经理人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首先，在既有的宣传模式下，“明星村”与“明星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案例被广泛传播，对未能获得荣誉奖励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来说，缺少政府的象征性认可可能被村委会与村民解读为能力不足或业绩不佳，这会削弱他们在村庄中的实际影响力。其次，对符号资本的竞逐可能加剧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压力，使他们难以兼顾村庄发展的短期绩效与长远目标，进而影响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村庄旁边的两个“明星村”曝光度极高，在和他们的对比下，我面对村书记的压力很大。现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功课是磨炼好内功，只有这样，才能从夹缝中“突出重围”。（访谈资料20230622L3）
五、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场域嵌入策略分析
以惯习重塑为主要动力，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场域嵌入进程中发展出了多样的行动策略。在超越现实困境的同时，他们构建了文化、社会、经济与符号四种资本的积累策略，开展以文化资本积累为起点、社会资本积累为纽带、经济资本积累为核心、符号资本积累为助力的嵌入实践。
（一）以文化资本积累为起点：融合城乡经验
惯习错配在场域转换之初无疑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带来了“阵痛”，而在政府、高校与同行等多元主体的助力下，乡村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根据乡村场域的规则和目标对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进行重塑。与此同时，他们的实践也深刻重构着乡村场域。
在充分应用既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乡村职业经理人多从两个方面着手，促进自身文化资本的快速生成与积累。一方面，他们进行了职业知识和技能的灵活迁移；另一方面，他们开展了职业价值观的重塑探索，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村属企业的多元发展期待，平衡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取决于行动者的主体建构，也取决于行动者在制度环境中的位置。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场域积累文化资本通常可以采取两方面的策略。首先，他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主探索、亲身实践以及同其他乡村职业经理人交流等方式实现知识迭代。其次，他们依托政府或高校提供的学习与考察机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迅速习得新知识与技能。
原先我理解的农业是狭义的农业，就是农林牧副渔。现在我理解的是广义的农业，包括农业、农村、农民，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一样，需要通过个人学习来弥补中间的差距。（访谈资料20240517L5）
在职业知识和技能提升方面，相较于过往在城市场域中从事的局部性工作，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更重视提高资源整合、关系处理、金融财会与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在价值观重塑方面，涵养热爱农村与农民的情怀则是他们更为看重的价值追求，这种情怀是他们在繁冗工作中长期坚持下来的重要支撑。
价值观是最关键的，要发自内心地真正热爱乡村，这样才可以扎根乡村，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如果按重要性来排的话，我觉得排名第一的就是价值观。（访谈资料20230607Y1）
在积极积累全新文化资本的同时，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利用既有的文化资本影响着乡村场域。他们充分发挥既往工作中积累的专业知识优势，将与数字化、市场化、标准化相关的新知识和新工具带入乡村。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大多在农文旅行业深耕多年，他们的职业经历和素养与新时代背景下乡村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相符合。由此可见，以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人才返乡入乡，能够有效克服非专业人士运营农村集体经济的弊端，推动乡村治理主体与乡村经营主体既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
（二）以社会资本积累为纽带：重塑关系网络
在资本不平等分布的乡村场域中，只有兼顾来自政府、乡土社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地方社会关系，才能有效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在既往工作中，乡村职业经理人往往已在农文旅领域建立了部分政府或市场关系，这让他们能够基于过去的资源与惯习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资本积累策略。面向以区、乡镇（街道）为代表的上级政府，对接政府资源与乡村基层治理需求是乡村职业经理人维系与政府关系的内生动力。多位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表示，要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兼顾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可以通过将政府资源与项目积极融入乡村运营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同时，乡村职业经理人也擅长利用村委会成员、乡贤等人群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对接政府资源。
乡村职业经理人要阅读好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一号文件，第二本书是省级和地方政策。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与不同的部门沟通，怎样去争取更多资源和机会。（访谈资料20230621L1）
面向以村委会为代表的乡村治理主体，“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合作形式往往能较好地达成乡村的多元治理目标。多数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表示，村属企业与村委会的工作相互嵌套、难以彻底分离。在进入乡村初期，他们会通过参与村务工作尽快与村委会成员建立密切的关系，而在后期他们则以书面或口头协议的形式约定村属企业负责人与村委会的职能分工，即乡村职业经理人负责村属企业的经营管理，村委会负责乡村治理工作。
我们和村干部的职能是互补而不是重叠的，比如说村民关系的梳理、与政府的对接等，村干部比我们有优势，而我们更擅长经营管理、统筹规划，这体现在整个战略层面。（访谈资料20230607Y1）
在乡土社会关系再建构的过程中，由于村民的社会交往方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乡村职业经理人过往在城市中习惯的交往形式，这需要乡村职业经理人在积累乡土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做出改变。首先，调动乡村精英的主体性是受访乡村职业经理人采取的共同策略。在实践中，他们注重发挥村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乡贤等群体的力量，从而以点带面与当地村民建立起互信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要抓好两个人群，第一个是党员，第二个是村民小组长，他们在村里很有权威。多向他们取取经、多请他们参与活动，他们认可之后自然会去向村民宣传。（访谈资料20230615L1）
其次，在干事创业中提高村民的技能与眼界，是乡村职业经理人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事业热情与责任的有效途径。在较早开展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的村庄，村民已逐步拥有了参与村属企业管理决策、项目实施与资金分配的权利与机会，真正成为产业发展、业态经营、利益分配与村务共建的主体。
村务工作虽然与我的主责工作不是直接关联的，但是我入村初期通过参与村务工作同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后期也会给我很大支持。（访谈资料20230624L4）
（三）以经济资本积累为核心：集聚内外资源
伴随着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场域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社会网络，这为他们进一步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鉴于不同村庄的基础条件差异较大，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种经济资本积累策略，通过盘活乡村既有资源、连接外部市场资源、畅通优势要素共享等多种手段，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以市场化路径为导向，以企业化运营为依托是乡村职业经理人促进村集体经济资本积累的核心手段。正如既有研究指出的那样，乡村职业经理人弥补了乡村面向市场的短板，能够将收益真正留在乡村（徐进、李小云，2023）。虽然，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村庄多已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但多数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从城市转入乡村之际，仍然面临着产业类型单一、基础设施薄弱、人才流失严重和闲置资源分散的不利局面。在此背景下，乡村职业经理人一方面要充分盘活乡村既有资源，即通过挖掘乡村的闲置土地、人力、文化和生态资源，将上述资源有效转化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乡村既有资源的基础上，依托本土优势与自身擅长的专业领域，通过经营资产、提供管理服务、开展订单式农业生产和承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形式，促进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在充分挖掘村庄内生资源与有效对接外部市场的同时，乡村职业经理人还通过与村民和同行等主体的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生态、畅通了优势要素共享。首先，乡村职业经理人通过动员农民直接成为各种业态的经营主体，不断加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在扩大社会网络的基础上，乡村职业经理人逐渐具备了在乡村场域中动员人力资源的能力。以自身为纽带，他们将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带入乡村，让村民在亲历村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具备市场意识与开放心态。
我们要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赋予农民多重角色。他们可能是集体土地资产的出让者、租赁者，是村属企业的职员，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助力者。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是来帮助大家做实事的。（访谈资料20230622L3）
其次，乡村职业经理人通过发挥资源集聚优势，促进了社会共创。乡村职业经理人采取与同行抱团发展的模式，有助于自己所在的村庄迅速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这种兼有村庄之间、城乡之间、乡村职业经理人主体之间的合作发展模式，可以在资源共建共享中有效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每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工作的侧重点和擅长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大家会相互借力。我们所在的村庄之间经常也会有合作。（访谈资料20240517L4）
（四）以符号资本积累为助力：构建身份权威
随着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的不断积累，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符号资本也相应提升，合理利用符号资本有利于该群体积极参与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在符号资本的积累中，乡村职业经理人在政府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下，通过参与社会任职与构建能人形象等策略，进一步深度嵌入乡村场域。在受访者中，较早开始承担乡村职业经理人工作的青年人多由政府推荐担任地方政协委员，或在地方农创客发展联合会、青年商会及乡村建设促进会等社会组织任职。一方面，参与社会任职有助于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场域中更好地发挥领导与决策作用，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度与获得感，进而助推他们深度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网络平台及各类社会活动广泛传播所建立的能人形象， 对乡村职业经理人自身及其所在的村庄具有一定的口碑打造与营销效应。这也为该群体进一步参与其他形式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基础。在他们职业发展的中期，教育机构、科研组织、地方政府倾向于邀请富有声望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参与学术研讨、专业授课、乡村规划或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乡村职业经理人也能习得新知识、积累新经验，这是他们进行文化资本积累并构建身份权威的重要途 径。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我提交了一份建议四村联合发展的提案，希望能够通过多村联合体的形式，让村属企业的股权架构更加健康。在此过程中，我有机会参与并学习了多村联合发展的方案设计工作。（访谈资料20230620L2）
六、总结与讨论
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探索，构建了以制度为依托、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新渠道与新机制。本研究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X省早期招募并成功留任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开展了回溯性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探讨了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一重要的返乡入乡青年群体面临的场域嵌入困境、采取的惯习重塑策略与资本积累的方式。研究发现，在由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乡村职业经理人以惯习重塑为主要动力，开展文化、社会、经济与符号四种资本的积累。首先，以文化资本积累为起点，乡村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职业知识和技能进行了灵活迁移，同时开展职业价值观的重塑，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迅速掌握了新知识与技能。其次，乡村职业经理人积极参与乡村场域中社会资本的再建构，打造兼顾政府、市场与乡土社会三个面向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再次，在经济资本积累过程中，乡村职业经理人采取盘活乡村既有资源、连接外部市场资源、畅通优势要素共享等策略实现效益最大化。最后，伴随着乡村职业经理人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的不断累积，政府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助力他们参与社会任职、打造能人形象，提高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符号资本。
本研究能够在三方面与既有研究形成对话。第一，本研究关注乡村职业经理人场域嵌入的全过程，兼顾了对行动者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分析与讨论。第二，本研究展现了实践理论中不同类型资本间相互促进与转化的解释框架。第三，通过还原乡村职业经理人惯习重塑的过程与机制，本研究揭示了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与政府、乡土社会、市场等多主体的互动中，能够突破最初场域转换带来的惯习错配困境，这将为进一步健全返乡入乡青年人才支持体系提供借鉴。
鉴于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支持乡村职业经理人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共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乡村引才育才工作应以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积累为依托，完善返乡入乡青年人才全过程支持体系。一方面，政府要做好“扶上马”工作，在招聘阶段畅通青年与农村基层干部双向了解与合作机制；在入职阶段构建新老乡村职业经理人“传帮带”机制，同时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导师库，从农业专家、技术骨干、往期优秀乡村职业经理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等人员中选聘导师。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送一程”工作，明确区（县）、乡镇（街道）和村委会等各级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组织与财政等部门的权责划分；因地制宜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充分考虑各村庄实际差异并制定个性化业绩考核清单。
其次，乡村用才留才工作应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为导向，优化乡村要素配置与营商环境，重视对返乡入乡青年人才的赋权与赋能。第一，在政府主导、村属企业牵头、农民共同参与下，打造鼓励村庄抱团发展的营商环境，推动地缘相近、文化相亲、资源相通的村庄以产业、资源、项目、文化、资本等要素共享为纽带，实现整合发展与优势互补。第二，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村委会与村属企业负责人的权责边界，在完善监督体系的基础上，有序下放财权、事权，充分赋权乡村职业经理人。第三，乡村职业经理人要充分激发村民干事创业活力，建立村级后备力量人才库，将现代化的知识和管理模式带入乡村，发挥村民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文化传承与增收致富等方面的主体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研究对象选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X省早期由政府招募的一批青年乡村职业经理人，该群体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策环境具有一定特殊性。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未来研究应拓展研究对象的类型与数量，以便比较不同地域和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乡村职业经理人群体的返乡入乡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