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法律网编者按】 小产权房问题的症结在于集体所有权未能得到法律的一体承认，享有与国家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地位。因此，承认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本出路。

 “小产权房”又一次被架在了浓烟滚滚的干柴之上，两个事情令人关注：一是国土部官员称，对于小产权可能不惜动用“强拆”手段；二是一名小产权房开发者被判无期重刑。

3月30日，北京市首次对小产权房开发者施以严刑，房山区青龙湖镇李凤景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合同诈骗。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当我们回首中国土地制度的转型经历时，基于今日的土地政策背景下的判例，或会成为难以面对的尴尬一幕。

在经过几番来来回回的博弈之后，行政管控欲望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资产性收益”的冲动，被挤到了无法克制的对立边缘。小产权房的兴盛，几乎是与“大产权”的商品房同步上演的，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高房价、土地财政、强拆这些字眼儿，还处于非常稀罕的阶段，小产权房的开发也只是星星点点，未成气候。

2001年的土地出让金仅为1295亿元，然而到2010年，已经骤升至2.7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7%提高至67%，几乎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财政。“干十年企业不如炒一套房”的观念，在土地带来的“资产”洪流中，一步步浸润了整个社会。

而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农村集体土地，不可流转、不能抵押，从闸口上，切掉了农村土地任何“资产化”的可能，然而在另一面，只要这些土地经由所属城市政府收储、整理之后，即可以远远高出补偿给农民的价格而以“天价”拍出。重利面前，于是我们看到，集中在2005年之后，小产权房才开始像从笸箩里打翻的小米，撒了一地：小产权房的建设开发多以村或乡镇登记为准，报批门槛低，只要有先行者，你就没有理由拒绝后来人，于是出现了小产权房前几年的爆发性修建。

据一项社科院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土地招拍挂之后，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组织得25%~10%，农民个体只得到5%~10%，这是多么显著的资产“剪刀差”。

事实上，正是制度的“剪刀差”导致了资产分配的高度落差。不论农村集体土地，或是国有土地，土地“产权”本不应有高低之分。众所周知的小产权的“小”，几乎找不到出处。所谓“大产权”与“小产权”，何谓大，何谓小？为什么集体土地，在从二元结构的一端转到另一端时，才能具有交易的合法性？这样的论述已经非常多，在此不赘述。我们想说的是，在存在着制度性的显失公平的同时，如果再施以强烈的行政性、司法性压制措施，小产权房这样的问题走向良性解决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常言道，宜疏不宜堵。我们设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小产权房产，不能用于城市中农民工以及中低收入蓝领阶层的保障之用？一方面是北京、成都等城市，纷纷表态要在保障房层面考虑纳入农民工住户，然而另一方面，却是保障房始终处于普遍怠工状态。近日，经过北京中关村地区的六郎庄、肖家河，我发现这些昔的城中村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在中关村务工的大批人员，在搬出城中村，到更远的郊区寻求安身之处，又是一出“无处安放的青春”在身边躁动。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打破国有和集体之间的土地产权壁垒这个“制度剪刀差”，在集体土地与城市用地之间建立权利平等的交易通道，才是推动健康的城市化进程，让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公民都能获得“财产性收入”等等问题的根本“治道”。